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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善于归纳的习惯和他对重大特殊事件灵敏的感悟力似乎不太合拍，这也正体现出他“抽象、具象思维俱佳”的超强能力，使他的经济学既令人瞩目又扑朔迷离。与他同时代的库尔特·辛格曾这样回忆：“从手势、眼睛和语言看……他像一只鸟，非常轻盈灵巧，在高空中反复盘旋画出一道道弧线，有时却突然从天而降，一下子准确地捕捉到某一事实和想法。”他的经济学同行经常痛斥他把抽象事物和具体事物混作一团，约瑟夫·熊彼特批驳他：“披着一般科学真理的外衣，提供的一些建议只适用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紧要关头。”在熊彼特看来，凯恩斯构建的是“他头脑中自己设想的特殊情况，然而在解释时却狡猾地把它们推广到了普遍情况。” 他的剑桥同事丹尼斯·罗伯森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为“深陷衰退的理论”，库尔特·辛格也不敢断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事实上不是专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极为特殊的时期，即政治急剧变迁、社会心态随之产生动荡，凯恩斯事实上也并不只针对并不可能发生的现象”。6
凯恩斯对这些批评做了有效的反驳，他说由古典经济学建构的世界恰恰并不是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关于“正常”和“非正常”的辩论，关于某个时代是否需要特殊要求的争执，仍然是经济学理论争论的焦点，它使经济学丧失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务的能力。
在我为凯恩斯撰写的传记中，我把他描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学家”，我想再进一步展开一下。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当然，他可以“研究”经济学，不遗余力地贡献他的智慧。他戴上经济学家的面具是为了赢得威信，就像他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出入这个城市的正式场合一样。他并不相信经济学家们所信奉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套体系现在依然存在；他并不对既定的世俗观念盲目地顶礼膜拜，他是一个自己学着如何游戏的异教徒。如果生活在历史的更早期，他可能会被迫放弃他的信仰，或被活活烧死。他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和当时的社会自由使他能敢于追求自己的信仰，只有一个内心充满自信和睿智，对祖国和人类充满激情关怀的人才会立志改写西方的学术传统，这就是凯恩斯矢志不渝要完成的事业，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用努力换取的最后成就。他让他同时代的人彻底着了迷，在他离世的30年时间里，他的思想余晖和道德光芒还久久萦绕在凡间。但那些继承了他的学说的技匠们却发现凯恩斯的思想和他们这门学科的主题格格不入，他们试图把凯恩斯的思想统一归并到这门学科中，但却困难重重，力不从心，最后搞得不伦不类；下一代经济学家们则彻底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正统经济学在较量中取胜，经济学的殿堂虽有所震动，但还是摇晃着没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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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的凯恩斯（1）
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很多是从他自己商业生活的体验中提炼出来的；他首先是一个投机者也是一个投资者，然后才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除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过一个市场共享计划，解决兰开夏郡纺织业的过剩产能问题以外，他对商业是“造物”而不是“赚钱”的了解很少，这在今天以金融为主宰的世界显然是资质不足。“对投机本能的深刻理解造就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的朋友和金融家尼古拉斯·达文波特如是说。7凯恩斯在投资上的成功给了他足够的威信使他能够大胆地提出经济问题。讲究实效的人对能够赚钱的经济理论家不会吝啬尊敬，今天索罗斯和巴菲特之所以能备受瞩目，也是因为他们的上亿身价。凯恩斯遭遇了经济危机爆发程度最深的时期，他的货币理论从酝酿到最后形成《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总是不断受到当时金融界各种事件的启发。他最后供职的地方是英格兰银行，任董事。
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遇到英国“信贷紧缩”的经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那年他31岁，被英国财政部从剑桥大学诏令过去应对银行业出现的危机。简略地讲，当时零售银行发现自己手持大量坏账，不是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随意放贷，而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有交战国都设立了外汇管制，使得购买英国物资和证券股票的买家无法将资金汇给金融中介机构，而金融中介机构恰恰又是从零售银行那里获得融资促成交易的。伦敦的承兑所（相当于商业银行）无法向贴现所（相当于批发银行）偿还它们的借款，贴现所又不能向零售银行偿还它们预支的款项。银行曾经认为流动的资产突然无法正常流动，银行首先终止贷款业务，紧接着几天以后，银行甚至拒绝储蓄客户提款。政府关闭了伦敦证券交易所，还讨论是否应该暂停金本位制。凯恩斯在解释这场危机时说：“如果A欠了B，B欠了C，C欠D，依此类推，那么A的失误最终会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8
凯恩斯在财政部据理力争，认为有必要暂时搁置那些旧的票据，保证新的票据得以及时处理，让银行和贴现所在一定时间内暂时保持这些坏账。然而政府却抛出了一套在凯恩斯看来十分浪费的救市措施。政府出面担保，英格兰银行买下了1亿英镑的旧债（约等于现在的86亿英镑），财政部印制了7 000万新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亿英镑），放在英格兰银行供所有银行使用，且无须抵押。伦敦因此免除了大量债务，但却让纳税人付出了代价。
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上曾撰文剖析了这场危机，9他批评了合股银行为了股东的利益大量“囤积”公共资金，而不是将资金贷款给企业投资。回顾一下，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扭转经济衰退的办法并不是增加货币供给，而是政府大量增加了军备开支，也就是说，动用的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银行危机还有另外的个人原因，凯恩斯个人曾借款给贴现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也担心银行违约，他向政府敦促不要为贴现所的票据提供担保，他给政府的建议时没有顾及自己的利益，甚至完全有悖于自己的利益。
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用自己的资金和朋友的资金做少量的投机，动机之一似乎是为了检验他新的概率理论。1908年的一天，他写信给父亲说：“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早上，阅读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人写的有关概率论的文章，目前水桶店店主的处理办法是最好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市场中的凯恩斯（2）
1910年，他写道：
很明显，投资者并不被他长期投资的实际净收益所左右，他关心的是预期。预期依靠的是潮流、广告，或者纯粹是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非理性波动。同样，我们所指的风险并不是指预期几年内一组投资的实际平均值，而是由投资者自行做出的估测，这种估测可能是高明的，也可能是愚蠢的。10
如果将“预期”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理论是凯恩斯的重要创新，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完成本篇经典论文之前，这个想法已在他的脑中盘踞多日了。
阿尔弗雷德·琼斯是公认的对冲基金的发明人，凯恩斯比他早了整整一代从事对冲基金的管理。他在当时这个最具挑战、波动最大的市场里进行搏击，在1920~1940年这段时间，他的投资非常成功，但有3次差不多输得分文不剩。
1919年，他和他的证券经纪人朋友——“精明”的奥斯瓦尔德·福克设立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对冲基金，希望从战后一段时间货币上下波动的机会中获利。基金从1920年1月1日开始操作，美元做多，马克、法郎和里拉做空。到2月底，基金上涨了20％。三四月份，基金表现平平，因为凯恩斯其他交易的收益所得被英镑对美元走低的损失所抵消，英格兰银行出其不意地提高了利率。
4月，欧洲各国的货币狙击先令，尽管持续时间很短，但足以扫光了凯恩斯的高杠杆基金，凯恩斯不仅损失了原有的资金，还向福克欠下了5 000英镑（相当于今天17万英镑、28万美元和20万欧元的价值）。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们没有要求赎回，所以他宣称自己尚未破产，凯恩斯从金融家厄内斯特·卡塞尔处借了5 000英镑先还给福克，立即组成了新的投资群体。他相信，如果这几个月能顶住压力，“远期卖出马克、里拉和法郎一定是对的。” 这次他赢了。9月13日，他告诉父亲：“最近我的资金运转得不错。”到1920年年底，他不仅还清了所有新的借款，还小有盈余。到1922年年底，他还清了布鲁姆斯伯里朋友的所有借款，还为自己赚得了万~3万英镑的可观收益（相当于现在的110万~130万英镑、180万~210万美元、130万~150万欧元）。
尼古拉斯·达文波特写道：“投机的经历改进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经济学改善了他的投机。”1120世纪20年代早期凯恩斯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投机和历练使他在《货币改革论》（1923年）中留下了一段非常专业的期货交易理论论述，其中他详细描写了交易者和投资者如何运用期货市场保护自己免遭货币的风险。
随着英国战后繁荣的消退和大萧条的开始，紧接着经济陷入了停滞，到20世纪20年代末，凯恩斯的个人资产也开始缩水。他从这段经历中也吸取了教训，当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面临休克会像警醒的个人投资者一样做出反应，在经历急速的损失之后经济一定会迅速恢复元气，因为经济代理人会立刻转向一组新的投资，就像凯恩斯也重新盘整了手中的货币和商品一样。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萧条要严重得多，经济远没有个人的反应来得快，1920年7月一旦价格开始下跌，大家对下跌幅度的各种揣测和不安使每个人最后采取的行为都印证了价格一定还会持续下降。交易商出清了存货，银行收回按揭贷款，厂主只能变卖财产和业务，生产商开除了工人，工人们坚决抵制雇主减薪，实际工资上涨造成利润更低。所有这些现象造成的累积效应就是它们无不在拖垮各项经济活动，而不是加快和活跃经济活动。在《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凯恩斯提供了理论阐述：“价格下降的事实，伤害了企业经营者，接着，对于价格下跌的恐慌使这些人出于对自身的保护而苟且偷生。”12很明显，经济并不像一个提供恒温且能够控制温度的中央供热系统。当温度下降时，经济学家就指望着有自动调节器的出现，结果发现找不到，或者调解器的功效远比期望的功效弱。
在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在投资时遵循的是“信用周期”的投资策略，这是由伦敦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经济研究系共同开发出来的新奇的“晴雨表”，声称能根据经济周期预测不同类别的股票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如成长股和价值股相比）。凯恩斯运用这种方法收效甚微，他更相信，我们无从充分了解经济波动的起因和特征，所以我们的预测是行不通的。
1921年，他被委任为国家共同寿险协会的主席，并同时出任好几家公司的董事和顾问，大大充实了他的商务经历。与此同时，他还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财务掌管人，对学院基金有着绝对的掌控权。当他读完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的《用普通股进行长期投资》一书后，他开始欣赏股票的优点，把股票称为“复息机器”；他推崇“积极”的投资策略，说服国家共同寿险协会购买并持有普通股票，所以国家共同寿险协会所持的普通股是其他寿险公司所持有的普通股的3倍，国王学院基金的投资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