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第2部分-吉米小说网

李陀：序言（3）
在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思想的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在大变革时期尤其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充满解放感的中国知识界空前活跃，思想如飘忽的风，忽而从四面八方袭来，忽而又向四面八方散去，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政治经验，一个个彼此或相似或相异的知识群体突然一齐涌现，这些群体没有一个在思想上自甘寂寞，没有一个不是在新观念的追索上充满激情。但是，今天回头再看，由于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所构成的知识群体是其中最年轻的一群，因此他们的历史记忆更为特殊，其中隐含的意义也不同一般。
　　本书把主题定位于“七十年代”，就是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来有意地突出这个群体，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还有从这些经验里浮现和呈现的历史环境。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显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在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在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很重视这些差别，并且不作任何编辑地保留了这些差别，让这些回忆文字尽可能“原汁原味”。这是因为，一来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一旦变成文字，就像谚语说的，“写下来的，用斧子也砍不掉”，那不但是这些文字主人的个人档案，也是历史档案，它们的文字品格和历史的真实性，都自有后人去评说。另一方面，这些差异还是宝贵的研究资料。留意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变迁的人都知道，这十年里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引起了长时间的至今也没有平息的十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分裂和分化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和现状，也成了这些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希望本书的这些文字不但为讨论提供新的材料，更希望以此来推动这个重要的讨论。
　　由此我们还想谈及另一个话题。
　　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虽然已经有了种种解释和论说，但是缺少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专门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史”这样一个角度的研究。希望《七十年代》的出版是一个推动，让更多的人注意从这样一个视角，去回顾和评价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贡献和问题。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里，本书中的人物（也是本书的作者），还有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和大变革的历史关系，他们在思想、知识上的创造、界限和局限，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和说明。
　　比如说，可以把这一代人和同一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作一下比较。在欧美，七十年代在表面上和中国情况有些相似，似乎都是一个过渡时期：“五月风暴”和反战运动都刚成为过去，以“里根—撒切尔主义”为标记的朝代还没有来临，还有，于六十年代一直站在造反前沿的“婴儿潮”一代，似乎也已经筋疲力尽。然而，在这表面相似之后的故事其实完全不同。待到了八十年代展开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欧美文化界盘踞要津的当代知识分子们突然换了一副新面目，波希米亚精神已化作了烟尘，不再有四处号叫的金斯伯格，不再有特里林骄傲的独立姿态，更别说到街头卖报纸的萨特，新一代是依附于学院的埋头做学问的教授，是依附于实验室或公司没日没夜卖命的白领职工，是所谓“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西方知识界的这个变化虽然早有征兆，但还是让人觉得突然，不免引起种种疑问和反思，以致美国学界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谁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对比之下，本书中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命运就很不一样。虽然这些人后来也先后变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让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意依附权力的品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让这个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思想解放”或者是“新启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

李陀：序言（4）
在这样一篇短短的序言里，我们不可能对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和欧美知识分子的变化发展作具体的比较，也不可能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检讨。但是，在编辑和阅读本书中的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在今天，是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迫切性，就是无论知识界自身，还是知识界以外的人，大家都应该来关心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不是什么新话题，过去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也有过非常重要的论述，例如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不过，今天再来关心这个讨论，我们首先还是要从自己的现实问题出发。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八十年代和西方同行形成强烈的对比，很讽刺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也出现了“学院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个多少让人觉得尴尬的事实是，本书中的主人公里，有不少人也成为了这些新群体的成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在急剧地增加，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或者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主体。这当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最近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络上，都有不少关于对这个群体的议论和批评，在这些言论背后，其实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在期待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学院和专家类型的知识分子如此增长、集聚和凸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次大变，但并不是唯一的新变化。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相当不少。近二十年报刊网络等新旧媒体的急速扩张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也是一个足以影响历史进展的大事情。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很难估计在将来这个群体将庞大到什么程度。不过数量还在其次，关键是，既然这个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影响，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该如何定义，如何估量。从传统意义上说，他们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就这个群体和国家、市场的关系而言（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文化和娱乐界的明星），他们真是知识分子吗？如果不是，他们是什么？如果是，他们又应该如何认同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尽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明确的答案，更不用说达成共识。何况，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在某种意义上，《七十年代》这本书已经参与了这些提问和讨论，尽管此书其实是一本回忆文字的集合。以历史记忆进入这类思考和讨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有历史的纵深。不过，本书提供的历史记忆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因为涉及知识分子的历史太广了，其中有的，已经形成某种记录，但还有更多的，至今还沉睡在记忆之海的海底，有待搜寻，有待打捞。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这个不得已使本书有着难以避免的严重的缺陷。既然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在“昨天”成长和生活过的人千千万万，里面既有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还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拿起笔来写作，让昨天在记忆里复活，让今天和昨天对话。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相信在文字中呈现的思想和画面很可能和本书十分不同，也许那是一个很不同的“七十年代”，也许他们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对昨天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过扩大作者的范围，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很快发现能力有限，就放弃了。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死心，就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有一种期望，假如能获得一种支持，让我们有能力放大这书的规模，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应该还说一下，本书的文章分别都在《今天》2008年秋季号和冬季号上作为“七十年代专刊”发表过，现在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别出版繁体字和简体字两种版本，以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读到。至于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种种想法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那只能全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2008年11月18日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1）
1955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2006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瞩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

《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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