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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讲得清晰，简洁，没有半句废话，是别具风采的。
当时鲁迅和胡适在北大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北大，尽管胡适没有蔡元培那样主掌一切，也没有陈独秀那么显赫，但他确实是处于北大的中心位置。北大的几件大事都与他有关：最早建议成立北大评议会，创办《北京大学月刊》，我们今天所见的选课制度等等都是胡适初建的。后来胡适当了北大校长，地位自然更高。而且月工资也非常高，当时他给他老婆写了一封信，很得意地说我刚来就得到了北大教授的最高工资，月俸280元。
而鲁迅呢？不过区区讲师，处在客串的、边缘的位置。事实上，鲁迅在《新青年》同人中，以至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处在“客卿”的位置。陈独秀对周氏兄弟在《新青年》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价是客观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3）
鲁迅先生和他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陈独秀：《我对鲁迅之认识》，原载《宇宙风》52期，1937年11月。
可以说周氏兄弟在《新青年》群体中，一方面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尽可能主动地去配合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听将令”，所以在五四时期，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之间都有一种非常好的默契。上次我们讲过《我之节烈观》这篇文章，就是与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胡适的《贞操问题》相呼应的。鲁迅在五四时期还写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也写过一首诗叫《我的儿子》，也是相互呼应的——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至今挂不起来了！
比如树上开花
开落自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期待于你的，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这里所表达的思想，与鲁迅强调父亲无恩于子，强调父母对子女一要理解，二要指导，三要解放，使他们“合理的做人，幸福的度日”是完全一致的。更能说明他们彼此关系的，是胡适在编定《尝试集》（增订四版）时，曾约请了五位朋友为他删诗和选诗，老友、学生之外，就有周氏兄弟。胡适早就说过：“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谈新诗》，《胡适文集》卷2《胡适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38。，这个“大都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自称对于新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在日记里也竭力赞扬周氏兄弟“天才都很高”，并有“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的评语。《胡适日记全编》卷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755。就像陈平原先生所说，胡适“重事而轻文”，他的鉴赏能力是不够的。这也影响到他的小说研究：如果从整体描述和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来看，胡适要远逊于鲁迅。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收入《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357。但就影响而言，胡适更大：真正把中国传统小说提高到一个和经学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个功劳是胡适的。胡适起了开风气的作用，而鲁迅是用他的研究实践，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来支持胡适的。不仅是学术研究，连创作也这样：鲁迅说他的贡献是以《狂人日记》等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是登高一呼的倡导者，而鲁迅则是最出色的实践者，他们是互相支持与补充，因而是缺一不可的：五四新文学既不能没有胡适，也不能没有鲁迅。
我们刚才说鲁迅处于客卿的位置，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他就能够冷眼旁观。看看鲁迅观察中的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是很有意思的。鲁迅在纪念刘半农的文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可见陈、胡二位确是中心人物）。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既是“主将”，自然有“韬略”），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卷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73—74。。 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对“浅而清”的刘半农的“亲近”，对有“武库”的陈、胡的佩服，以及对陈的“不提防”和对胡的要“侧着头想一想”，都耐人寻味。特别是对于胡适，他要看一看，“想一想”，这一看一想之后，就引出了许多分歧，或者说预伏着此后的种种不满与分化。
（二）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讲五四以后的“老北大的故事”了。——我想从一个不大不小的“讲义风潮”说起。张华、公炎冰先生写有《1922年北京大学讲义风潮述评》，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期，以下讲述利用了该文的材料，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谢。
风潮是由讲义引起的：蔡元培主掌北大后，对老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上课必须发讲义。——而发讲义，鲁迅和胡适的风格也不一样。据学生回忆，鲁迅的大纲非常简要，没几个字，而胡适的讲义总是开一大堆书单，非常详细，这样的讲义当然受学生欢迎。但是日子久了以后，校方就发现了两大弊病：有些学生以为反正有了讲义，到考试了只要一背就混过去了，这就给一些偷懒的学生有可乘之机；另外北大上课都是敞开的——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甚至形成一个传统：该听课的不听，不该听的（即不在籍的）听课反而更积极。蹭课的学生来得早，把讲义全拿光了，正式的学生来了，就没有讲义了。只得不断地印，讲义费用就吃不消了。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北大经蔡校长提出，校评议会通过决议，要收讲义费。不料却引起了学生的不满，1922年10月17号下午，就有几十个学生涌到红楼前请愿。当蔡元培先生赶来时，学生已经散了。第二天上午，又有数十学生到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讲义费，人越聚越多，最后达到几百人，秩序大乱。蔡元培解释说：“收讲义费是校评议会做的决定，我只能把你们的要求转达给评议会，由评议会作出最后决定。”并且答应暂时先不收费，将来评议会作出最后决定再收，这段时间的费用由自己个人支付，这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年轻气盛的学生不听，坚持要他当场作出决定，而且话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极端。平时温和的蔡元培勃然大怒，将写好的字据撕掉。据在场的蒋梦麟回忆，蔡先生拍案而起，怒目大叫：“我跟你们决斗！”校长要和学生决斗，这在北大，以至中国教育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书里指责学生“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行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并自责“平时训练无方”，“惟有恳请辞职”。紧接着总务长和其他行政负责人都纷纷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辞职，事情就闹大了。学生召开大会商量对学校局势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我们学生是有点过激，但校长要走，我们也不挽留。有的则认为应承认过失，力挽蔡校长。第三派主张有条件地挽留，条件是取消讲义费、财务公开。这三派辩论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这也是北大“传统”：好辩论而无结果。于是就有学生建议，大家都到操场上去，分成三队，每派站一队。当时学生还不懂民主的程序，没办法就站队，结果秩序更乱。不过，看起来主张挽留和有条件挽留的占多数。于是赞成者又集合起来派代表去见蔡元培。但蔡元培当天就走了，到西山去了，找不到了。
而且校务会议已经作出决定，将此次风潮定性为“学生暴动”，并认定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应即除名”。同时宣布“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
在校方的强大压力下，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据说有人出主意将责任推到因劝袁世凯称帝而声名狼藉的杨度身上，说他想来当校长，当天鼓噪的人群中就有杨派来的人起哄。这样的无端诬陷显然不够正大光明。最后学生一致通过决议，说是“二三捣乱分子，别有用意，利用机会，于要求取消讲义费时作出种种轨外行动”，因此同意将冯省三除名，并称“如再有捣乱行为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蔡元培和评议会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蔡校长又回到了学校，这场风潮也就在皆大欢喜中结束了。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5）
今天我们重看这场“讲义风潮”，或者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蔡元培、胡适、周氏兄弟对这场风潮的不同反应和态度，就很耐寻味。
蔡元培是当事人，他的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在激愤之中宣布要与学生决斗，这就很能显示他的独特思想与个性。后来，他在全校大会上，曾把这次风潮称为“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暴举”。可见他之提出要与对他非礼施压的学生决斗，正是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在他看来，他与学生，不仅存在着校长与学生的不同身份，更是独立的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彼此是平等的，学生绝没有权力因为自己是学生，或者凭借人多势众来围攻自己，他也绝不能屈服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即使是自己的学生。蔡元培的这一态度是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的。但是蔡元培毕竟不是普通的个人。当他和校行政方面把学生的过激行为宣布为“暴动”，并加以“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等罪名，不但未经充分调查，即以冯省三作为替罪羊而除名，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声明“曾否与闻”，并以辞职相威胁，显然是运用校长的权力对学生施压。据说他曾对校长室秘书章川岛说，他所以要辞职是因为“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这时他所要维护的就不是个人的人格，而是校长的权力与权威了。
胡适的反应很有意思。事情发生时，他不在北京。但事情发生后，他马上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认定这是“少数学生”的“暴乱”，并且提出“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这一周·43》，《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38—439。但私下在日记中，又表示校方“用全体辞职为执行纪律的武器”是“毫无道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卷3，页856。在###平定后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胡适又进一步批评“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因此他希望从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注意了”。《在北大###平定后之师生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