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当选代表其《竞选宣言》里，有这样的明白宣示——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六十年前的一声呐喊，给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每一个后来人提出了永恒的责问。
古代最伟大的民主主义政治家，雅典的伯里克利说过一句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使北大在民主改革的新长征中再一次成为全国的先锋。
也就是说，这一代人是以五四精神的传人自期自许的。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种责任，一个历史的承担：他们甚至感到了这样的承担的沉重。而当这位当选人提出“创办一种研究生、大学生的独立的综合性刊物，推进民主、繁荣学术，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必须有她第二个《新青年》！”时，他就事实上在呼吁重新发动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
我们还注意到如下宣言：我们要“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向世人昭示：中国的青年一代希望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赞成的是什么，从而也预示着明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你可以对它反感，却无力将其抹煞。即令一个头脑最僵化的人，只要他还有现实感，也必将在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面前，重新调整自己”。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声。1957年称为“燕园狂人”的谭天荣就发出过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开辟的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灭”。谭天荣：《第二株毒草》，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32、33、34。
毫无疑问，1980年的竞选者都是1957年人的精神兄弟姐妹。正是他们首先高度评价那些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先驱，称他们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理解正说明彼此精神的相通。
这里显然存在着“1919—1957—1980”的校园精神谱系。
“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现在已经是新的一代。一位竞选者在他的《竞选宣言》的一开头就说：“我们这一代的声音被忽略得太久了，太久了。”而另一位则以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结束他的《竞选宣言》——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3）
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以这样的气势，在八十年代伊始，当仁不让地登上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样的一代人？从自觉充任这一代人的“代表”的，这些北大竞选人经历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大都在“文革”前接受了程度不等的小学、中学教育，“文化大革命”构成了他们的主要成长背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革命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对16位竞选人的一份调查表明，他们“最喜欢的小说”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人）、《牛虻》（2人）、《战争与和平》（2人）、《红楼梦》（2人）、《青年近卫军》（1人）、《约翰·克里斯朵夫》（1人）、《怎么办》（1人）、《阿Q正传》（1人）、《三国演义》（1人）、《欧阳海之歌》（1人）；他们“少年时代的崇拜者”是：毛泽东（5人），孙悟空（3人），雷锋（2人），鲁迅（1人），爱因斯坦（1人），董存瑞、黄继光（1人），古丽雅（苏联女英雄）（1人），岳飞（1人），辛弃疾（1人）；“现在最敬佩的人”是：周恩来（5人），毛泽东（1人），彭德怀（1人），陈云（1人），鲁迅（1人），遇罗克（1人），铁托（1人），刘宾雁（1人），还有回答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谁都谈不上敬佩”。，经过“文革”的挫折，又开始反思，大都经受了从“幼稚的狂热”到“理性思考”的精神蜕变。对16位竞选人的调查还表明：他们“最恨的”是：虚伪（6人），不让人说话，禁锢思想（1人），己所不欲，强施于人（1人），奴性（1人），阿谀（1人），官僚特权（1人），阴谋诡计，政治骗子（1人）；“最怕的”是：不被理解，脱离群众（4人），无所作为（3人），自己动摇，成为胆小鬼（2人），国家乱，环境污染（2人），活着没有说话的权利（1人）；“最喜欢的”是：读书（4人），思索（3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1人），研究理论和实际问题（1人），广泛接触各种人（2人），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浪头上（1人）；他们自认的“弱点”是：天真，轻信，坦率，不善于察言观色，见风转舵（6人），过于自信，固执，刚愎自用（6人），片面（2人），缺少实际经验（1人）；他们自认为“研究得较为深入的问题”有：“马克思主义是否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官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言论出版自由”，“民主和法制”，“体制改革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城市民用住宅问题”，“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世界经济问题，尤其是一些典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国际法理学”，“人应该怎样生活”，“认识论问题”，等等。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和后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里的骨干。
他们因此具有一些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他们自我描述中的“自己”：“他们学会了思索，他们扫除了脑子里一切神圣的东西，用批判的眼光去重新看待世界。过去有人说：‘青年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可是这一代青年是不会再轻信了。”“我们不仅有怀疑、批判旧世界的勇气和水平，我们同样有建设、创造新世界的决心和能力！”这是具有使命感的一代，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及时地、有力地抓住事变中最关键的一环”，“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但同时又表现出清醒、冷静的理性精神。他们如是说：“发表政纲，并不是尽情抒发自己心中‘理想国’的美景；陈述政见，也不是宣称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全面挑战。”他们强调的是“培养自己脚踏实地的素质”，要“冷却我们身上不切合实际的一时狂热，从而使我们具备持久的积极性”。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我们只做大地上的安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4）
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一代人自身就有一个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平均化”、“单一化”的社会、时代解脱出来的任务，张扬个性，表现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成为八十年代青年的自觉追求。人们很快就从竞选人中区分出了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温和派”，“务虚派”与“务实派”。尽管这样的区分有些简单化，但差别与分歧的存在，却是事实：不仅改革纲领不同，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有的喜欢谈“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对改革的推动作用；有的一开始就申明自己参加竞选，只是为了“表明我对改革的拥护”，因而强调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并特意重申“青年知识分子如不和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并号召要“放下架子去寻找这种结合点并实行结合”。
这些差异和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共同面对时代提出的，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二）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
这一代人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就必然是既背负历史的遗产，又面对未来的变革。而他们自身就是那段历史所培育的，要从中走出，就必须有一个历史的清理，也是自身的清理，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疑惑、反复、犹豫的过程。这都在他们的竞选宣言，公布的政见、改革观中表现出来。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主要有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这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既是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话题，因而成为大字报和答辩会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文化大革命”：是“封建大反动”，还是“失败的革命”？
我们说过，“文化大革命”是这一代成长的背景，因此，在走向新的变革时代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校园和中国，人们主要的是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刚刚宣布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噩梦醒来是早晨”，有一种摆脱梦魇的解放感。但细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批判立场。这在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竞选人调查”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回答“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问题时，16人中有9人认为是一场“大反动”，应予根本否定，有6人认为是“失败的革命”，“不能全部否定”，有1人认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事件”。
其中一位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指出，“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五七社会”（按：指1966年发布的《五七指示》所提出的“学生以学为主，还要兼学工、农、军，批判资产阶级；工人以工为主，兼搞农副业；农民以农为主，兼搞工业”等社会理想），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农业共产主义”，“根本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组织，根本不符合知识分子必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发挥”；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的是‘利益挂帅’、‘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代替这些的是‘政治挂帅’，为‘革命’生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这绝不是“反官僚主义”。他的结论是：“从十年###的实际进程中各种封建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大复活、大猖獗、大发展和它的目标‘农业共产主义’看，显然，所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什么‘未完成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封建大反动！”
另一位在他的文章中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也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专制主义”，正是“‘文革’使中国社会的封建印记暴露无遗”。
他的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他指出：“反右后一切党外监督的不复存在，只是加速了党内腐败势力的滋生蔓延，最后导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形成”；而“大跃进”则是“反右运动中，错误地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后，推行‘书记挂帅’的恶果”。在一位竞选者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当调查者问到“现在教育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一位竞选者断然回答说：“一切照十七年办”，这当然不仅是指教育制度而言，这实际上是构成了中国改革最大危机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5）
文章还指出：“现在有人把‘文革’的祸害算在民主的账上，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蓄意歪曲事实。‘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在‘公安六条’的阴影下，公民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红卫兵冲垮各级党政机关，这绝不是什么‘大民主’的产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