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所谓“中间派”的“糊涂观点”。
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却也能从中多少获得一些运动发展的信息。例如前述《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说‘太紧张了！’‘过分了！’‘白热化了！’‘过分了！’摇摆于是非之间，站不稳立场”；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求把谭天荣送上断头台，也有人提出理发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绝为谭天荣服务等过分的要求”。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凯先生的文章，则真切地谈出了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常常暴露这样的思想情况，不知道要如何的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我们常常感到‘我说的话的确出诸诚意，的确有善良的动机，但却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思想上划清界限’”，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出来说话，如果不是党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少的知识分子就可能在所谓‘善良’的动机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事情本身就说明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彻底成功”。高名凯：《反右派斗争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载《浪淘沙》第4期。
《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与《浪淘沙》都发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与来信（《浪淘沙》还专门开辟了“老师的话”这样的专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的《冯至教授给本刊的信》。信中谈到“《红楼》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满意的”，“总起来看，给人一种薄弱无力的印象，好像跟我们新青年应有的豪迈气概配合不起来。其中甚至有个别的诗歌是晦涩的，带有消极的、低徊的情绪”，“如今的《红楼》与过去的不同了，精力饱满，冲锋陷阵，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来信最后表示“希望《红楼》多发表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让那些怀着恶意嘲笑我们‘歌功颂德’的市侩们滚开吧！歌人民之功，颂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德，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让歌颂的声音响彻云霄。让那些险恶的丑类在我们嘹亮的歌声中无地自容”。冯至是众所周知的二十年代北大校园诗人与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的代表，并且以“低徊”的吟唱而为世人所称道。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诗歌里出现的“低徊”诗风特别敏感；而在他看来，在新时代、新中国出现这样风格的诗是“消极”的，说不定他还担心这里有自己的“不良影响”，这才有了“不大满意”的表态。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6）
而《红楼》里的这些诗歌果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我们在前文所引的《恋歌》、《回答》这一组情歌就被斥为是“男女间十分浅薄庸俗的调情”，而对《东阳江》的作者更是厉声质问：“为什么‘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为什么拼命歌颂江水的‘反抗’和礁石的‘骄矜’？为什么表露着自己无限的愤慨、悲凉的情调？”翟奎曾：《评〈红楼〉》，《红楼》第5、6期。调子显然比冯至高得多了。
冯至所提出的校园学生刊物应该大唱党的赞歌，“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的期待，在编辑部改组以后的《红楼》，特别是《浪淘沙》的编辑工作中，得到了相当自觉与完满的实现。《浪淘沙》曾特地编辑了“妈妈生日好”的专栏：“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用生命为你歌唱”，“我们永远是葵花，/共产党永远是太阳。/谁要侵犯太阳，/谁就只有自取灭亡！”《“七一”，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据大字报改写）；莽：《给党》；狄葵：《太阳颂》，《浪淘沙》第3期。而对右派的###，更是不遗余力，而且是诗歌、小说、通讯报道、杂文、寓言、谚语、评论……各种文体一起上，确实充分发挥了“尖兵”的作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浪淘沙》社与北大校刊合编的《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里面汇集了7月19日、20日全校批判大会的全部发言，可以说是对以《广场》为中心的北大右派的一次组织上与思想理论上的总清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所提出的观点——
1。 “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五四的精神与传统。”汪子嵩：《谁是真正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2。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放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检验社会主义的真假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何钟秀：《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3。 “‘思想解放’这个没有阶级性的口号，在不同的阶级那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我们，思想解放是从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下的解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确立，而资产阶级右派则相反，是要动摇和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绝不存在所谓争取‘思想解放’，进行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而只是存在继续改造思想的问题。”刘萤：《斥右派分子所谓“思想解放”的谬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4。 “在我们的社会里，极大多数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少数反动分子没有‘民主’，这原是很清楚的，是完全合理的”；“这一小撮人所要争取的民主，是为已经死亡的地主阶级争民主，是为正在消灭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争民主，是为反革命争民主，是为帝国主义向我们争民主，是为他们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争民主”。汪子嵩：《谁是真正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以上几点，就是构成了反右运动以后所进一步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基本点。1957年北大与中国校园里涌动的思潮，最后收归于此，是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2003年12月31日晚11时21分写毕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1）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我因重读《北大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而写《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一文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又收钱理群：《学魂重铸》，文汇出版社，1999年。，重新唤起了1957年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叙述。
今天，2007年，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的前一年，我又重读《开拓——北大###文献》（香港，田园书屋，1990年），写这篇《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试图唤起对1980年发生在北大校园的“选举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叙述。
这都是北大校史，以及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政治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两次重新记忆和叙述，其间经历了十年沧桑。无论是中国社会，北大自身，还是我自己，都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引起的感慨是难以言说的。
强调“不能遗忘”，是因为想起了一件往事：也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的时候，我曾经生活了十八年的贵州安顺的一份地方小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北大的现实表现表示失望，并有这样的质问：“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1998年6月15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对北大现实的不满，自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也是这篇文章引起我共鸣之处；但作者对八十年代初北大的历史却显然缺乏了解：这正是有意遮蔽与强迫遗忘的结果。问题是，当时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没有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历史在场者（1980年我正是北大的研究生）的遗忘，或许是更严重，更令人警悚而深思的。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
论北大
而我的记忆的恢复，却是发生在十年后的今天，大概也不是偶然的。正是这些年，改革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改革道路”的反思。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是应该追溯到历史的起点的。于是，发生在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选举运动”中围绕“中国改革道路”的讨论与辩论，就重新进入了我的视野。
让我们回到当年历史的情境中——
（一） 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
不平常的一代人 〖1〗
改革关键时刻的校园民主运动
据《北京大学选举运动大事纪》介绍：北大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工作是从1980年10月6日开始的。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大约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系、国际政治系、技术物理系几个学生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以后，哲学系研究生、国际政治系、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的一些学生也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由此展开了极有声势与活力的竞选活动：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12月11日正式选举，投票率达9125％，仅一人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2月18日进行补选，候选人均未过半数。选举运动遂告结束。
实际上在北大开展竞选运动之前，北京大学一分校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一位历史系学生早在10月16日就在校园里贴出了《竞选宣言》。到11月初，和北大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也都掀起了竞选运动的热潮。而在此之前，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选举法，将县级人民代表改为###以后，从1980年2月起，选举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就陆续有民间的竞选活动；而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北大的竞选运动正是把这样的潮流推向了高潮。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2）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525％的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是“实行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之一”。而最早站出来发动和参加竞选运动的一位竞选人，在他写的《对竞选运动的总结》里，则明确指出，这一次的竞选，“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尝试”。他这样看待竞选的意义：“竞选可以造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使群众在实践中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他们将在不受任何操纵的情况下，学会如何辨别是非，区分真假。他们将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判断，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票进行裁决”，“民主制度的条文章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如选举法、刑法、婚姻法等），但民主习惯、民主风气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民主竞选活动，都是培养大家民主习惯、民主意识的极好的方式和机会”。——这里，着眼点在对“群众”（当时还不太习惯用“公民”的概念），特别是年轻一代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民主风气的培育，是长期的民主基本建设工作。但在1980年发动这样的民主竞选运动显然有更现实的意义。作者并不回避这一点，他明确地提出竞选的“宗旨”：“我们几乎所有的竞选者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促进我国的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他同时提出，“这次竞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对改革的一场大动员、大讨论。它不但是对改革的一次巨大的支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我们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当选代表其《竞选宣言》里，有这样的明白宣示——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