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里，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的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姚仁杰：《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信任你！》）
坦白地说，读着这些带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难言。因为我们真的长时间地（甚至直到今天）把这些先驱者、牺牲者遗忘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职、失责了！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的苍白，稀薄，如此的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以希望的）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在对1957年“广场”上的年轻的探索者所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作了以上不免是粗疏的历史叙述以后，我还想观照历史运动的参与者个人的命运，这其实是我在重读这些《言论汇集》时，特别感到兴趣的。——我以为缺少了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历史叙述将是不完整的。
《言论汇集》中收入了在遭到“反右派运动”的打击以后，这些“右派”学生，特别是他们中骨干的反应：他们公开贴出的“反批判”的大字报与私下的相互通信，当时是作为“猖狂反扑”的罪证而留下的，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保留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的逆转对个人心灵的打击，以及个人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的资料。。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6）
种种反应都是因人而异的。前文提到的张景中贴出了宣布“急流勇退”的大字报，他说：“一个月更好地使我知道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肮脏得多。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一文的作者钱如平（笔名谈论）则表示“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留下了最后的“告别词”是：“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用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我特别注意的是，最早提出肃反问题与胡风问题的刘奇第，在写了检讨书以后，给谭天荣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在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任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因为情感是永远不能用事实和理论来代替的”。但他仍然谈到了“一些影响我的情感的事实”：“若不检讨，家庭要与我断绝关系，物理念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了。”他说，正是这些“外界力量”“影响我正视现实”：“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几乎所有的人统统反对我，而我做的这件事情又不是科学工作而是社会活动，这除了说明我错了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他还对谭天荣的某些信念提出质疑：“你说群众同情支持你，现在还不乏其人，这恐怕与事实不符吧”，在“如今我国的情况”下，“工人农民都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的现行政策，来什么变革？谁要我们的小变革？”但谭天荣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接连写了好几张大字报，一再表明：“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救救心灵》）他说：“（过去）我被无形的链子锁住了，今天我摆脱了这条链子，永远地摆脱了。这一来我就满足了。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一切，我绝不强求，对于属于我的一切，我决不放过”（《叫我怎么说好呢？——致5402186》）。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二十二岁不曾有过疲劳”（《第三株毒草》），他显然坚信时间与未来都属于自己。——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人生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否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1998年7月1日—8日写于燕北园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
本文曾收入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 《红楼》：“山雨欲来”前的青春歌唱
1957年的第一个早晨，北京大学大餐厅（今大讲堂的原址）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刚刚出版的大型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只见一位衣着淡雅、步态轻盈的女大学生和几位男同学在那里忙碌着。这位女生就是后来以其壮烈之举震撼全国，并终将载入北大史册的林昭，当时她就已经在燕园文坛上颇有诗名，诗友们都亲昵地称她为“林姑娘”。但此时的读者却对她并不注意，他们已经被新出的刊物封面所吸引：这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着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参看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页525—526。——多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竟是一句“谶语”谢冕：《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7。。
打开刊物，第2页便刊登着著名的三十年代校园诗人、如今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这里响彻的正是这个新诞生的校园刊物给自己定下的旋律：尽情享受着“年轻”的“青年”的“放声歌唱”，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与个人的“青春歌唱”。在《发刊词》里，对此有更具体的阐述——
我们的刊物是以红楼命名的百花园。我们的百花园必将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红楼的光芒照在花园里，这红光告诉我们，要学习五四时代青年的革命精神，要大胆地干预生活，要勇于和善于建设，支持属于我们时代的，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切；也勇于和善于揭发、批评阻挠我们前进的陈腐的一切！我们的红楼要有青年人的特点：不仅主要是青年人写，还要着重写青年；不仅主要是学生写，还要求写学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它将发表不同风格的创作。我们的花园欢迎从任何地方寄来的花种，只要它是真的花，有生命，在我们这里，都有它生长的土地。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
论北大
可以看出，这样的青春歌唱的激情是被时代所唤起的：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学生都毫不怀疑地相信，无数先驱者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民主、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已经向他们走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扬五四的革命、批判与创造的精神来迎接这个时代，以时代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出年轻人自己的声音。
这可以说是当时北大的“校园心境”。或许读着这期《红楼》，燕园学子就会回味起刚刚度过的新年联欢晚会的情景——这几乎成了晚会参加者终生难忘的校园生活中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他出乎意外地朗声说道：“恭喜诸位新年发‘才’”，看到同学不解的眼光，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不是‘财富’之‘财’，而是‘人才’之‘才’：祝福诸位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哗然大笑之后，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4—525。关于“发‘才’”这一段话，则是也在会场中的本文作者的回忆。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2）
“成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的共同的金色的梦想，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4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校园里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立刻被这“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如时为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红楼》编委的谢冕所说，“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谢冕：《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页14。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十分浓郁。谢冕的同班同学、也是《红楼》作者、校园诗人的孙玉石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为了满足同学的创作欲，邓美萱、李鑫办起了手抄版墙上小报《小火星》，许多今天看起来也是最大胆先锋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全班人散场后无车可坐，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学校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个性与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的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