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台湾，梁实秋对于恋情毫无隐瞒之意，他在台北市忠孝东路韩菁清家中，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宝石定情戒，浓情蜜意地与韩菁清一起接受《联合报》专访。“结婚不为什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我和韩菁清结婚，和别人并没有两样啊！”别离两个多月，这位七十三岁的老教授写了八十余封情书倾吐相思，每封信都按照顺序编号，期间还不小心遗失了第六十六号信。为了怕情书被有心人利用，梁多在信中称韩为“小娃”，韩则称梁为“秋”。
三十年前的台湾社会，观念还十分传统，即使不提韩菁清与梁的三子梁文骐同年，七旬老教授与年纪相差三十岁、情史丰富的歌星陷入热恋，已很难为社会接受；何况梁实秋才刚写了《槐园梦忆》，读者泪还未干，他却又展开新恋情，“被骗”的读者气愤不已！
有人扔了梁实秋的书；他的学生甚至组成“护师团”，希望老师打消再婚念头；有朋友把韩菁清过去花边新闻的剪报寄给梁实秋，要他参考；甚至有杂志以两人的婚事为题办了个征文比赛。
在一片反对声中，仍有少数读者和学生给予支持。一位读者热情地寄给梁实秋新台币一百元作为贺仪；陈之藩是朋友中少数同情梁实秋的，他写信告诉梁“只要有爱，什么都别顾虑，外人的话都别听”；也有朋友写信祝他能找到幸福，无须顾虑外界的风风雨雨。梁实秋回信竟说自己“感激涕零”。
至于梁实秋最在意的幺女梁文蔷，在一篇纪念父母的文章中这么记录她的想法：“父母爱子女，关怀子女一生，但不可控制子女一生，子女对父母亦然。”
外界的批评声并没有动摇老教授的决心，他甚至抱怨“我不是在追求特别护士，我是在爱情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到这一点”。只是原定4月6日结婚，因不巧前一日蒋介石逝世，才延至5月9日悄悄地在法院公证结婚。
梁实秋表示，“结婚是个人的事，我不想太惊扰别人，也不想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只宴请四桌至亲好友，证婚人就是梁实秋来台后帮他张罗住处的大同公司负责人、当时的台北市“议会”议长林挺生。新房设在韩菁清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的公寓，约一百八十平方米。结婚前，韩菁清就住这儿，除了买一套橘红色沙发，没有添购太多新家具。
一位生活规律、拘谨朴素、连电影院都嫌嘈杂的老教授，一位爱热闹的息影明星，生活习惯南辕北辙的两人结合在一起，反而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夜宵，梁实秋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得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还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
梁实秋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8）
尽管一般认为梁实秋觅得第二春后生活充满活力，梁文蔷却不这么认为。梁实秋过世后，文蔷抱着为父母立碑的心情，写下《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一书，或因个人孺慕之情的选择性记忆，或是梁实秋面对幺女始真情流露，梁文蔷认为，自母亲弃世到父亲过世的十三年半，梁实秋无时无刻地不在怀念妻子，而且“相思之情与年俱增”。
梁文蔷摘录一封家书，梁实秋在里面写道：“ ╳ ╳ ╳ 常问我，你为什么忽然发愣？我则以谎言支吾，因我心里痛苦，不愿累及别人不快。”
在谈到梁实秋性格时，梁文蔷记下1979年梁赴美与她闲谈的一段对话：“忽然父亲若有所思地说，‘我这个人如果做事做错了——就一直错到底。’我知道爸爸何所指，无须说明。”
最后的岁月
梁实秋的内心世界已不可考。但婚后，梁实秋确实又有了动力重新投入到被搁置了好一阵子的另一项巨大工程中去——撰写《英国文学史》。他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五千字。与翻译莎剧情况类似，梁实秋多年前就准备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合着一本给中国人读的《英国文学史》，等了好些年。他等不及了，1973年索性自个儿来，但第二年因妻子发生意外而中断。
1979年6月，梁实秋终于历时七年完成《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虽然写作完成时，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了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梁实秋获得“文艺贡献奖”。
此外，梁实秋在这段时间内，也陆续与留在中国大陆的长女梁文茜、儿子梁文骐取得联系。1980年6月，在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与余光中的协助下，梁实秋远赴香港与梁文骐会面；梁文骐随后取道美国赴台，在“中研院”、“中央大学”统计所任职。1983年6月，梁文茜也前往美国西雅图，如愿与梁实秋团聚，圆了梁实秋三十年来的心愿，并陪女儿到程季淑的墓上献花。梁实秋更期盼着有生之年能回到祖国大陆的故乡。
只是八十岁后，梁实秋听力开始衰退，他较少出席文坛的餐会、聚会，以免久坐后，让自己的腰、腿“活受罪”。1986年底，作家季季访问梁实秋时，梁只能用书面回答。
虽然听力不好，也不再参与教科书和字典的编纂，但直到去世前一年，梁实秋仍不断读书、写作，有四家报纸副刊不时索稿，且每月持续翻译两三篇，并于八十五岁那年获得“《中国时报》文学特别贡献奖”。
1987年，梁实秋双耳几乎全聋，由于听不到门铃声，在家时总是开着门，并安置了一盏信号灯，借此提醒他门铃响了，有人来访。但他仍乐观地说，一个人活过了六十岁，活一年便赚了一年。只是在他去世前几天，梁实秋对朋友感叹道：“老，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为所有的机能都在衰退，所以要老人快乐是很难的。”又提到他走路去邮局时，拄着拐杖，走两三步就得停下来休息，因为心脏跳动不太稳定。
11月1日晚上，韩菁清出门洗头，梁实秋突然心脏不适，于是打电话给住在台北市郊南港的儿子梁文骐。梁文骐赶到时，先让父亲平躺。不一会儿韩菁清回家，即警觉事态严重，找来医生稳住状况，随后送到附近的中心诊所。医院急救同时发出病危通知。老教授心脏血管阻塞，一小块心肌已死。医生看X光片怀疑还有肺癌。
在旁帮忙的作家丘彦明找来在台大医院当医生的弟弟与值班医生一起察看梁实秋的病情。两位医生认为主要还是器官老化，心脏血管阻塞引起肺水肿，呼吸困难。当然，这与他长期糖尿病也有关系。
11月2日晚上，老教授安静地睡了，半夜却又因为缺氧闹了一夜，医生帮他换了大的氧气罩才安静下来。数小时后，3日早上7时余，梁老教授又不安地动了起来，他比手势要纸笔写了字，但在旁照料的梁文骐和丘彦明都看不懂。梁文骐猜是“救我”。后来他扭动得受不了，双手将氧气罩提高大喊：“大量的氧气，我要大量的氧气。”医生和护士赶来，但说氧气已是最大的极限了，可是他仍凄惨狂喊“我要死了”，“给我大量的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梁实秋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9）
医生看情形不对，才忙着换床位使用更大的氧气急救设备。就在这边小氧气管摘掉，推到另一床位接大氧气筒时，梁实秋心脏停止跳动，时间是清晨7时30分，三次电击也挽救不回。
早在三年前梁实秋即预立遗嘱，不组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登报、不举行公祭、不收奠仪，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他改变心意，不葬在元配程季淑安葬的槐园，而是土葬在离台北不远、较高、视野广阔的地方。
关于墓地的选择，梁文蔷指出，早在1975年父亲给她的《临别留书》即提到“我如死在台湾，即葬在台湾”；1981年留书再提：“……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人生苦短，如石中火，炯然一现，万事皆空，思之亦不必耿耿于怀……”
面对死亡，梁实秋的笔仍感性地让人泪潸潸。他在给儿子最后的信中提到：“死欲速朽，何用铺张？”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过世后，韩菁清也紧急为梁实秋留在海峡对岸担任律师的长女梁文茜和外孙女王群申请去台奔丧。当时在蒋经国的推动下，隔绝数十年的两岸刚刚恢复交流，台湾已有不少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扫墓，但大陆同胞来去台却还卡在台湾“国家安全法”中“离开沦陷区未在自由地区连续住满五年者不予许可入境”的规定，仅少数高官过世，曾基于人道以项目核准大陆家人入境。心急如焚的梁文茜从北京经深圳到香港等消息，11月17日等到的却是“不予许可入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个理由为“基于公平原则，在政策未改变之前，不做个案处理”。
11月18日，在长女遗憾缺席的情况下，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第二年，梁文蔷与兄姊商量后，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的头发以及一张父母合照，端端正正埋入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梁文茜抱憾回到北京，但此事引起台湾社会的广大反应。“立法委员”赵少康批评台湾当局的“鸵鸟心态”，“违背法律本质与正义”，应对大陆居民奔丧问题审慎考虑。一年后，梁实秋忌日当天，台湾当局终于公布“大陆同胞来台奔丧办法”。
另一方面，于1980年才与分别三十一年的父亲重聚的梁文骐，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又在短短八年后送走父亲。11月13日，梁文骐在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父亲》纪念文。文末提到，他父亲是在“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死亡的，引发了梁实秋是否因为缺氧死亡的争议。
中心诊所主治医师黄大为虽解释，梁实秋是因为心肌梗死合并心因性休克，引起呼吸不畅，并非没有给予充足氧气。但韩菁清和梁文骐不能接受，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中心诊所涉嫌业务过失而导致梁致死。
不过医疗官司谈何容易！进入诉讼后，连当初支持他打官司的少数全程在场的证人丘彦明也打了退堂鼓，还是法官以将拘提警告才出庭作证。这场诉讼自然胜算不高，半年后法院宣判中心诊所院长和医师无罪。
“铁肩担道义，棘手写文章”，是梁实秋极爱的一句诗。前半生作为文学批评家，乃至于时论家，梁实秋无疑用身体践行了如斯理念。只是到了台湾后，梁实秋毅然抛开了宦途与文学批评的路向，将精力贯彻在翻译与散文创作上，其中变革不可说不大。
强调古典主义的清明，反对浪漫主义的冲动，以及质疑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局限性，是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重要主张，甚至是参与各项论战时的立论依据。他的故去，也因此被台湾文坛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文学创作上，梁实秋多次提倡白话文也必须用字简洁，避免夹缠不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还是必须到“唐宋八大家”等这些“古书里去讨教训”，也就是酌取文言之长，摒弃西化之短。至于翻译，仍需一扫硬译的弊病。从文学角度推敲杜诗的用词、达情，则是梁实秋终其一生的“享受”。
但是从梁实秋早年的文学倾向，乃至于晚年轰轰烈烈的恋爱记录来看，他在本性上却又是个热情奔放、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长年寄情文艺，强调简约克制，恐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内外各种因素对梁实秋个人的制约，才使得他的本性与行为上出现如许的割离。梁实秋晚年在大批散文中展现的隽永与幽默，或许才是他观遍人生后，自然而然的发挥。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1）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钱穆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的生命中，他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
不过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浪漫主义，却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