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性心绞痛和二期梅毒引起的症状。肌肉风湿有时与神经痛混为一谈。许多患者遇上潮湿天气和冷风天气病情加重。除了疟疾或风湿引起的神经痛病例之外，这是一种慢性病。疟疾和风湿可以分别用奎宁和硫磺浴治好。直到1876年，神经学家威尔赫姆？厄伯（1840—1921），莱茵河巴列丁奈特一个林业工人的儿子，后来成为海德堡的一个医学教授，强调说，对神经痛的本质，我们非常无知”。他把神经痛列为“最常见的神经症之一”，而且归因于“遗传性神经易发病体质”。
一些情况下，神经痛是身体对过分用力的一种抵抗。柏辽兹在创作他最后一部伟大作品，歌剧《特洛伊人》的时候，疼痛难忍。正如他1858年描述的那样：我生活在地狱之中。我的神经痛让我一刻也不得安宁。每天早上九点，肚子剧烈疼痛，一直到下午两三点，胸部阵痛，到了晚上，膀胱颈痛及阵痛加倍。太阳升起就感到压抑，厌恶一切！”由于电疗法没效果，柏辽兹求助于鸦片，这自然在《特洛伊人》的高潮“忘却之神”中反映出来。在其他情况下，神经痛可以给雇主带来坏名声。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费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中，一位绅士的贴身男仆有神经痛症。“他不喜欢任何人知道自身疼痛这回事：身体不好降低一个人的市场价值。”因此，他用鸦片抑制他的神经痛，“自我安慰……心里想，如果疼痛变得更加频繁难以忍受，大大地增加药量或许会完全结束这一切”。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5）
尽管有这些事例，弗朗西斯？安斯蒂，《神经痛》（Neuralgia；1871）的作者，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神经危机，归咎于咄咄逼人的道德教化和管教给人们神经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一点他完全正确。他警告说，把情感和向往训化到崇高理想境界，尤其是崇高宗教理想境界，这种努力常常受最崇高动机的驱使。这种努力的直接后果，是对神经系统确实造成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这种理想主义要么通过公立学校的精神特性加以培养——“教育有意淡化神经能量，旨在保护大脑不受无信仰和罪恶情感的侵蚀”——要么通过“清教徒”体系，力图通过永久内省的自责净化人们。
关于提高自我意识的教育给大脑造成恶劣影响这方面，我们的心理学家很快得到教训，迫切需要普遍应用到神经疾病的病理方面，首先是神经痛方面。信教的父母和教师让年轻人脆弱、极度易变的神经系统承受精神上自我询问最重大话题的巨大压力。常识和人类的常性，一旦与医生的知识结合，就会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当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处于可怕的性发育折磨期时，更要特别谴责这种做法。这个时期……特别适于神经官能症的产生。我必须强调我的观点，在严肃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里，更特别的是，他们的生活一定乏味和单调，因此产生的不幸既严重又普遍。
泰纳支持这种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基督教观点——“它使清规戒律服从于道德规范。它实行‘自律’，强化意识的权威性和意志的培养。”——用同样适用于美国清教主义的术语说。
吗啡瘾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态度交织在一起。神经官能症在19 世纪70年代初期，被视为本质上常常与性有关——归结于性冲动以及性挫折——在医学斗争中鸦片剂被用作克服它们（的良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极其厌恶手淫，也许因为不同于其他性行为，它从不使人伤感。安斯蒂认为，手淫的男孩变得“自私自利，不仅仅经常遭受莫名其妙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痛苦，而且实际遭受神经痛”。“有坏习惯的”男孩们受偏头痛的折磨，类似于“在相似情况下小女孩的歇斯底里”。厄伯同意性欲导致疾病的看法：
生命的性阶段对神经痛的发展至关重要。青春期前后生殖器官对神经系统施加的巨大影响，整个机体中产生的巨大变化，由于性活动的觉醒，强烈欲望造成神经系统的极端不适，过度频繁或不自然满足产生的疲惫，所有这些是神经系统营养发生变化的非常有效的因素。这些变化造成神经痛体质。因而我们看到，青春期和大更年期，月经的发生，怀孕和分娩期，特别能导致神经痛症。而且我们也看到，性冲动，尤其是手淫的恶习，现在如此频繁地被男女两性使用，常常受到患神经痛症的惩罚。
安斯蒂的神经痛患者中妇女占68％，在阿尔伯特？尤林博格（1840—1917）从事的德国一项《关于皮下注射》（Die Hypodermatische Injection，1867）的神经痛研究中，妇女大约占70％。厄伯确信，无意识的兴奋，即使在正派和思想纯洁的人中”，也容易造成神经痛患者。“在治疗属于受过良好教育一族，多少比较成熟女性这方面，不需要多少经验就能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柯林斯所说的“猖獗老处女”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俗人中是很平常的事，他们把性挫折与神经疾病连在一起，嘲笑由不自觉欲望产生的双重渴望。读者们对那个不停地净化自己的老处女的无心的自我表白报以傻笑——她在《月亮宝石》（1868）中大声喊道：要不了多久，我们自己邪恶的热恋对象将是出其不意突袭我们的东方贵族！”法国人认为那些猖獗的老处女是来自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怪人：那些偏执的盲信者，那些固执的清教徒，英国大量繁殖这种人，那些虔诚和难忍受的老处女，她们经常出现在欧洲所有饭桌上，她们毁坏意大利，毒害瑞士，使里维埃拉迷人的城镇不适于居住，到处传播她们古怪的疯狂、她们的发呆方式、她们衣裳不可言喻的气味，一种奇怪的橡胶味，好像她们夜晚被放进一个防水的箱子里。”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6）
早期作家把鸦片制剂作为春药宣传。但19 世纪性道德时常倾向于严格，以至于性节制会听起来像色情活动。鸦片剂克制性冲动的效力得到强调。19 世纪70 年代列文斯坦从柏林报告说，男性吗啡瘾患者放弃了性生活或者变得阳痿。
那个时期的性气氛非常紧张，一些有吗啡瘾的单身人士欢迎吗啡的这种特性：“万一闲暇时有任何性交的愿望，他们可以用注射吗啡克制。”因此，安斯蒂警告说，“在体力自然开始衰颓之后继续性交，极端有害，可能重新出现潜在的神经痛倾向”，很可能给一些老年神经痛患者注射吗啡，意在使他们阳痿。梅毒是用鸦片进行治疗的慢性疾病之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深受这种性传播疾病之痛和鸦片治疗之苦。1861年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母亲说：我很年轻时，得了梅毒。现在它以一种新形式复发了，皮肤生疹斑，所有关节都特别无力。”他写道，医生吩咐的医疗方法造成“感觉的败坏”，因为鸦片成为“一种病态性欲的源泉”。女人和他梅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鸦片结局，在他的散文诗《双人房间》（The Double Room）中表露无遗。他写道：“这个世界，促狭而且如此令人憎恶，只有一个熟悉的物品令我高兴：鸦片酊瓶，一个恐怖的老朋友，像所有女人，唉； 善于爱抚和背叛。”他留下的一切是“记忆、遗憾、痉挛、恐惧、悲痛、噩梦、愤怒和神经衰弱”。波德莱尔念念不忘力图保护他的诗歌天分不受外部世界或梅毒的破坏。但梅毒最终毁了他的智力，杀了他。他的领悟是一种分裂个性的领悟：逼近的纷乱令他恐慌。消沉的麻木，他试图用精神自虐的创造性力量取而代之。正是用这种心情，他编写了《人造天堂》（Artificial Paradises），包括他的“哈希什诗”和对德？昆西《忏悔录》翻译片段的评论。根据他的用药和患病的经验，他严厉批判了莫罗和戈蒂埃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方法，是把所有那些花样放置一边的时候了……出自幼稚大脑和虚幻的花样。”波德莱尔声称：有毒兴奋剂对我来说，似乎不仅是恶魔招募和奴役可怜人类的最可怕和最可靠的手段之一，还是他最完善的手段之一。”这些药物的消费者牺牲了他们的自主权，结果像个机器人。然而，一些最聪明的崇拜者并不清楚《人造天堂》中的道德观。福楼拜认为这本书“非常崇高，非常有鉴赏力，非常透彻”，但是对它的“天主教成份”持保留态度。福楼拜如是对波德莱尔说：我宁愿你没有谴责哈希什、鸦片和沉溺，因为你不知道以后人们会怎么理解你的谴责。”福楼拜的理智，使他对一个垂死之人的悲痛充耳不闻，对一个被药弄得软弱无力的慢性病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梅毒是一种与性有关的慢性病；至少就19世纪医学实践来说，成年女人或许被视为一种慢性病。“有妇女病”的女人被开具鸦片或吗啡。有意思的是，1856年美国第一个皮下注射器的进口者福迪斯？巴克担任纽约贝尔维医学院妇产科和妇科主任，并于1876 年出任美国妇科协会首任会长。皮下注射成为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皮下注射瘾成为女性臭名昭著的特征。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医学怀疑，可以引述一个欧洲人的说法为例。托马斯？克劳斯顿爵士（1840—1915），奥尼克郡人，1873 年被任命为皇家爱丁堡精神病院医师主管。他认为，他和他的同事医师是“身体的权威，种族身体和精神品质的监护人”。根据《英国医学杂志》记载，他的精神病院的管理“成为科学、医疗上所有好事物的典范，所有人道和高效事物的典范”。克劳斯顿专门研究上瘾症，他对妇女存有偏见。他警告说：月经、怀孕和哺乳这些令人疲乏不堪的责任，排卵、受精和分娩这些神经反射的影响，假如有一点点天生的错乱体质，它们给大脑功能带来的危险，是毁灭性的。”为女孩开设的寄宿学校教育，“对许多神经和精神错乱，对尽母道困难负有责任”。如果“所有大脑的能量，耗在知识填鸭上”，那么“年轻女士很少会有一个以上或两个以上的孩子，而且只是生瘦弱孩子，她们无法哺育，要么年纪轻轻就死去，要么长大以后成为最弱智的人”。克劳斯顿认为，为了种族的延续，有必要侵入教育理论不清的国家，侵入萨宾人可能再次掠夺的国家”。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渴望，在决定是否使用吗啡征服和控制女性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7）
女性最常见的苦恼是痛经。痛经分为月经痛（充血痛经）和子宫痛（真痛经）。巴伐利亚教授卡尔？施罗德（1838—1887） 报告说，特别是子宫痛，或许厉害得让妇女们认为她们要疯了”。痼疾用镇静剂（虽然施罗德说，“英国人特别推崇印度大麻治疗痛经的效果”）。在安斯蒂看来，痛经是“与性困难有关的神经痛”的例子，常常可以通过婚姻治愈。如果一个女人不适于结婚，那么吗啡会有作用。荒谬的是，生孩子被认为是对中产阶级妇女精神平衡的干扰。注射用于治疗孕妇晨吐、产后热和产后抑郁症，随着而来的就是对吗啡的渴望。婴儿一定生来就有吗啡依赖性，虽然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报告。
人们也用吗啡治疗阴道痉挛，特别当患者是新婚妇女。一个美国医师1871年报告一个吗啡上瘾妇女时谈到，为了缓解她的阴道痉挛，“她的丈夫（一位药商） 无限制地给她吗啡，因此逐渐成为了永久性习惯”。
19 世纪对妇女性方面的医疗态度反映出较为富有妇女生活的国内环境。在讨论“英国一大部分中产阶级生活的凄惨单调”时，维尔吉？柯林斯1866年认为，妇女受“一个牢固确立的专制原则的”束缚，“这个原则是，所有人类幸福都是在家庭开始和在家庭结束”。一些妇女喜欢她们的家庭体制，或者适应了它们。例如，考维尔？斯特普尼（1847—1921） 夫人真切赞美“母性的恩惠，妇女对丈夫和孩子的至尊义务”，做到“没有干扰家庭神圣的安宁” （然而，她在28 年婚姻以后获得与她丈夫合法分居）。其他妇女，对乏味和失望怒不可遏，使用吗啡或其他鸦片制剂麻醉自己，让自己功能上被动，使生活可以忍受。柯林斯笔下的人物莉迪亚？格威尔特，受她周围男人们的道德品行和财力烘托，反思说“男人到我这个地步，会借酒浇愁”。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喝酒”，只好用鸦片酊消除挫折感。她决定“让我的卧室变暗，从我的滴瓶里喝出赐予的忘却”以打发“乏味又乏味的时间”。可替代忘却的是歇斯底里，那种发现自己的欲望无法满足时的愤怒表现。不但富家妇女用注射吗啡来消除她们的神经痛苦或克制早期歇斯底里，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