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一只针管和一瓶吗啡，回来的时候，吗啡瓶通常是空的。”如果不断注射，加大剂量，病人就会产生依赖。“他们感觉迟钝，抱怨有说不出的无力，不舒服，打颤等。一些人描述他们的状态像醉了一样（头痛）。”尼梅耶尔的先见之明得到了阿尔佛雷德？费德勒（1835—1921）1874年到1876年发表的文章的证实。费德勒认为，吗啡上瘾是情感混乱造成的，一些人特别容易情感混乱。维也纳精神病医生马克西米连？累德斯道夫（1815—89）1876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戒吗啡的类似文章。巴伐利亚毒素学家赫尔曼？冯？博伊克（生于1843年）警告说，接受皮下注射的人，戒毒病症更厉害：
比起吗啡注射者，食吗啡者的毒瘾更容易治愈；我们唯一的办法常常是人身伤害；例如，我知道一个病例；一名年轻医生，实实在在被关了一个多星期，才能治愈他给自己注射吗啡的毛病。他像疯子一样，用指甲抓墙，痛苦地哭泣和尖叫，什么都不吃，无法入睡，腹泻等等。最后，经过一些天无情的治疗，他开始觉得好一些，开始睡觉，开始吃东西。
爱德华？列文斯坦做施恩堡收容所负责人时，专门研究所里有毒瘾的人。他出版了一本专集《渴望吗啡》（Die Morphiumsucht，1877），后被译成英文，题目是《对吗啡的病态渴望》（1878），前面提到过。他写道，那些向有疼痛、慢性疾病的病人传授如何自己注射吗啡的医务人员，是“这种疾病的始作俑者和传播者”。“不要指责”这些专业同事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的本意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知道“随之而来的危险”。但他批评那些夸夸其谈的患者彼此称赞吗啡的疗效好，从而传播了“这种邪恶”。列文斯坦强调说，人们“对注射吗啡的病态渴求……源自他们的天生体质，而不是某种易患病的体质。”那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英国最早关于皮下注射吗啡致瘾的警告，1870年来自一位约克郡医师。乔治？艾略特（1819—1880） 以他为模型，构思了《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1）中的利德盖特博士。就在前一年，克利福德？奥尔巴特爵士（1836—1925） 主张把吗啡皮下注射作为一种“奇妙疗法”治疗消化不良，减轻心脏病病情。“注射吗啡似乎与吞服吗啡有很大的区别。没人有任何不良反应。我们大家每天都用它作为安定和安慰手段，而疼痛在另一方面肯定是不幸和疲倦的先兆。”他很快为他早先的热情而后悔，到了1870年，他开始怀疑吗啡注射，“尽管没有口服鸦片常有的不良作用”，会引起因烦躁和精神不振带来的吗啡欲。奥尔巴特读了尼梅耶尔的报告，证实了他自己的临床经验。他在约克夏有9名神经痛女患者，注射吗啡达三年之久。“她们和从前一样，似乎远没有治愈。她们都从不停的注射中找到安慰，都声称没有针管，生活难以忍受。”奥尔巴特担心，现在注射吗啡被作为一种戏剧性手段带入情感小说中，的确可以说它已经到达时尚的顶峰”。由于这些负面报导的结果，化学家阿尔德？莱特（1844—1894）开始试图分离出一种高效但不致瘾的吗啡替代品。1874年他把吗啡与乙酸酐一起煮，获得了一种没有引起太大注意的物质。只是在1898年，一家德国商业实验室首次将他的发现市场化。这种物质最终被命名为海洛因，它的历史值得留给后面的章节。
列文斯坦建议病情一旦缓解，应立即停止注射吗啡。他的建议没有考虑病人患慢性病，会重新注射以减缓周期性病症所带来的危险。的确，虽然人们对此不太了解，但一个人只需连续消费10天到两个星期的鸦片剂，就会产生生理依赖。一个病人甚至病两个星期就很危险。列文斯坦立场坚定，一定不能给病人留皮下注射器让他们自己用。痛苦的疾病和失眠使处于恢复期的病人紧张、压抑和自怜，因此他们夸大一个健康人会忽略的身体每一个细微变化的重要性。如果吗啡注射在生病的最糟阶段有所帮助，而且他们很容易得到注射器，当他们担心疼痛或又出现不眠之夜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抵挡住。在普鲁士，1800到1801年的法令禁止向普通群众销售鸦片和鸦片制剂，规定含有鸦片的处方没有医生的许可和续单不许再用。1872年德国皇家法令试图限制药商供应吗啡。尽管有这些规定，化学家和药剂师继续把吗啡卖给德国公众，继续执行吗啡注射的处方而不经医生的许可。同样； 当19 世纪60 年代英国致命鸦片药剂过量的水平致使医学总会反对用鸦片剂自疗的时候，药协游说保护药商的利益。由此产生的1868年《药物法》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意外的和自杀的鸦片死亡人数几乎没有减少，虽然儿童死于过量鸦片的人数有所下降（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百万分之二十点五的死亡率，到1871年的百万分之十二点七的死亡率和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百万分之六点五的死亡率）。能够花得起钱看医生的人，用处方取鸦片剂几乎没有困难。鸦片为基础的专利药不受1868年法令的限制，虽然不再可以从日用品杂货商那里买到，穷人们仍然可以从药柜上买到。1868年法令建立在自愿自律的基础上，不比四年后德国皇家法令执行得更严。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3）
欧洲的吗啡注射经历在美国重现。1856参观爱丁堡的时候，美国产科医生福迪斯？巴克（1817—1891）得到一个皮下注射器； 他后来拿到纽约使用。在19世纪50年代末，外科医生爱德华？沃伦（1828—1893）开始用柳叶刀和注射器，做皮下吗啡注射，因此确立了他作为美国皮下注射先驱的地位。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皮下注射器才被接受为美国医师常用器械的一部分。美国毒瘾史界的老前辈大卫？科特赖特指出，美国鸦片瘾到中世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医疗问题。他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832—1833年和1848—1854年美国霍乱流行期间，以及1847—1851年痢疾流行期间，用鸦片剂治疗患者。许多美国医师重复了尼梅耶尔和列文斯坦在德国发现的错误。即使他们连续10天以上给病人用吗啡，没有造成病人上瘾，但他们把吗啡、注射器和使用说明交给了病人和病人的护理，对于患者增加用药频率和数量，没有任何控制。1868 年美国医学作家霍勒斯？戴问道，“学会了用奢侈享受取代白天剧痛、晚上不眠之夜的秘密，可以信赖他们对自己的需要能正确估量的病人，他们在哪里？”当患者把断毒的痛苦归咎于他们的病症时，上瘾的危险就减少。但如果患者知道他们的痛苦是由断毒引起的时候，上瘾的危险就增加。同样，如果患者知道减轻他们病症的毒品名，上瘾的风险加大。正如一个英国医生1875年所说的那样，“曾经体验过皮下注射迅速和可靠减轻病症效果的人，不再满足于等待那些他们从前习惯的、较不确定的疗法所起的作用”。
给慢性病人开鸦片或吗啡处方，因此常常导致上瘾。这些慢性病有哮喘、支气管炎、腹泻、痢疾、疟疾、关节炎和风湿病。费城神经学家赛拉斯？韦尔？米切尔（1829—1914） 解释说，“任何了解长期慢性病的人，都能想象到被迫懒散给一个习惯于活跃生活的人带来的痛苦”，“这种百无聊赖之死是鸦片提供的最有效贿赂”。非医学人士认识到，用鸦片剂治疗慢性病有时结果是致命的。对法国前总理路易斯？马修？莫尔伯爵（1781—1855）慢性病的治疗，导致他染上鸦片瘾，最后死于使他活着的药物。一些知道有危险明里拒绝服用鸦片的患者却暗地里服用。1868年英国一个食鸦片酊者宣称，对鸦片的无知不信任”很普遍，“每个医生大多情况会发现自己，时不时，不得不欺骗他的病人”。19世纪的美国，黑人中的上瘾率低，可以说明上瘾与慢性病之间的关系。奴隶、前奴隶、奴隶的后裔，由于贫穷和缺乏黑人医师而无法就医。然而，他们没有多少人能活到患慢性病。相反，南方白人能看得起医生和患像疟疾、腹泻这样的慢性疾病，于是变得依赖鸦片或吗啡。上瘾与慢性病之间的关系还意味着没有多少年轻的欧洲人或美国人因为慢性病滥开处方而变得依赖鸦片或吗啡。这样的上瘾从中年人开始更典型。鸦片剂给慢性病人带来的病症减轻，诱使他们使用毒品解除忧虑。列文斯坦说，他们麻痹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家庭哀痛和他们的生意烦恼”，直到产生对吗啡的永久需要。自此以后，他们过着道德上和肉体上的凄惨生活，他们一次次注射毒品，希望忘记他们自己的苦难”。
家庭会形成服鸦片或吗啡的传统。奥劳？达宾，杜德万男爵夫人（1804—1876），以小说家乔治？桑的名字而享有盛名。她1873年描述了她在家里如何连续一个星期晚上或更长时间服用最低限度的吗啡治疗支气管炎。“它是非常容易和有效。您两三天后就觉得好多了。”在她的家里没有造成永久性上瘾。路易斯？约瑟夫？柏辽兹（1776…1848），著名的王妃医生，是他把针刺疗法引进欧洲。他依赖鸦片（表面上用于治胃炎），感觉不到鸦片瘾扰乱了他的生活，这很可能是促使他儿子赫克托？柏辽兹也服用鸦片的原因。这位作曲家服用鸦片酊，表面上是为治腹胃，但实际上为休息。他有次写道：我必须服——10滴鸦片酊，忘掉一切，直到明天。‘忘却之神’啊！”他经常体验到“紧张的兴奋”，他把此比作“鸦片带来的感觉”。鸦片对他的《幻想交响曲》和歌剧《特洛伊人》影响很大。因此，药物似乎没有给他的日常生活产生破坏性影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4）
英国小说家维尔吉？柯林斯（1824—1889） 较为不幸。他看到过他父亲因拖延很久的绝症带来的痛苦，用一种叫做巴特利粉的鸦片制剂加以缓解。轮到他1862 年生风湿病和痛风的时候，他求助于鸦片酊，尽管知道它的危险。鸦片酊很快控制了他，正如1869年他在一封信中说的那样：
我的医生试图让我摆脱鸦片酊瘾。每晚10点，用一尖头注射针在我皮下注射吗啡，让我一夜安宁，又没有口服鸦片的任何不足。只要我坚持这么做，我被告知我就能够很快逐渐减少吗啡的量和晚上打针的次数，让我完全摆脱鸦片。跟你讲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真不好意思。
这种治疗失败了。1885 年柯林斯自己道：鸦片酊，神圣的鸦片酊，是我唯一的朋友。”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装鸦片酊的银色小瓶，家里放一大瓶鸦片酊，睡觉之前总是喝一酒杯鸦片酊。他有时也注射吗啡。鸦片制剂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在《没有名字》（No Name，1862）一书中，马格达琳？范斯通，一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女孩，在窗口坐了一夜，拿着一只鸦片酊瓶，想着自杀的念头。在《阿默达尔》（Armedale）中，“女恶魔”莉迪亚？格威尔特也是有一天晚上待到深夜，她对她邪恶计划的结果如何非常着急，于是就服鸦片酊，那是所有遭受肉体折磨和精神痛苦人们的安慰剂。第二天早上，她恢复了自信，在日记中得意洋洋地写道：“我度过了6个小时美妙的失忆时刻。醒来的时候，神清气爽。我给仲冬写了一封完美的短信，喝了一杯可口的咖啡，美味香醇。早上我悠然自得地梳妆，感觉无比放松。所有这一切，都是那小瓶子里药滴的功劳。此刻我看到它就在我卧室的壁炉架上。‘我其他什么都不爱，我只爱你！’”《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是1868年柯林斯在鸦片作用下口述完成的，它的情节围绕给一个失眠症患者用鸦片后的效果展开。另一个人物，由于慢性病而染上鸦片瘾，所描述的肯定是柯林斯自己幻想的恶梦：一个可怕的夜晚，昨天的鸦片复仇般地追着我，带来一连串恶梦。”不像柏辽兹，柯林斯的创造力最终被鸦片摧毁。它们使他过分关注自己的倾向变得更糟，尤其是他的健康。
18世纪和19世纪初，用鸦片制剂治胃痛是产生严重鸦片依赖的主要原因。然而，治疗神经痛很可能比其他任何条件都更多地提高了维多利亚时代吗啡上瘾的水平。吗啡止住这种神经病症的疼痛，让高度紧张的人安定，消除身体症状。法国人1756年在《痛痉挛》中对神经病作了最早的临床描述。到19世纪中叶，这个词用于涵盖一系列病因和原因常常不清的病症。这个词用于下列各种疾病，如神经刺痛、坐骨神经痛（后来称为风湿神经痛）、疱疹、牙痛、偏头痛、神经性心绞痛和二期梅毒引起的症状。肌肉风湿有时与神经痛混为一谈。许多患者遇上潮湿天气和冷风天气病情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