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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起来是不是味同嚼蜡？这样的新闻你肯定不喜欢。
偏偏值班过程中屡屡遇到记者拿来这种满篇数字的稿件，审这样的稿件我总是头昏眼花，头皮发麻。
也难怪，记者从统计局拿份材料回来就发稿，真的很省事。
有的记者似乎离开了有关部门提供的文字材料就不会写稿了，但机关里搞材料的人同记者的思维习惯却是不同的。记者最需要的是事例、是细节、是人物！
记者浦超今天写来这篇《云南生猪存栏开始回升》。还好，小伙子总算动了点脑筋，除了这一堆数字之外，还对生猪存栏为何回升作了简要分析，加了几句“云南省政府最近出台了《扶持生猪生产的意见》”之类的话，好歹还有那么一点点新闻。
可是还很不够。小伙子已经有了“用活数字”的意识，但说不上已经把数字“用好”了。
我们提倡少用干巴巴的数字，而用生动形象的事实说话；但新闻里不可能把数字都消灭干净，统计数据也并非毫无新闻价值。关键是新闻写作中如何才能把数字用活、用好、用生动。
浦超这篇稿件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当我们遇到有关部门提供来的统计数据的时候，能不能不只是把这些数据照抄一遍了事？我们完全可以多下点工夫。
一是解读。这些数字表明了什么？数字的变化预示着什么？冷冰冰的数字跟群众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从这些数字中看出“名堂”来当然更好，我们自己解读不了，那就向专家去请教好了。
二是挖掘背景。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它的背后一定有多种多样的综合因素，包括人的努力、科学得当的措施等。数字的背后，总会挖得出有价值的新闻。
这篇生猪存栏回升的消息，要是不就数字报数字，而把报道的思路、视野拓得更宽一些，想一想，这些数字后面还有多少的背景可以写呀：肉价疯涨，农民不愿养猪，政府给养猪农民发放“猪头补”，母猪也开始上保险了，云南很多地方为猪建“小区”……这些事儿不都很有新闻吗？甚至可以再采访一户养猪农民，请他谈谈以前养猪如何亏损，他把母猪都忍痛杀了，现在又如何有了积极性，多养了多少头猪。选取这么一个有代表性的“人”来做养猪的新闻，不照样可以反映出生猪存栏回升的主题？把数字融入这些生动、形象的新闻事实之中，这篇稿件不就做活了？这样的文章，读起来一定津津有味。
统计数据就应该这样来用。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新闻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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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财经记者的四点忠告（1）
2007年9月11日 星期二
我们的两位财经记者浦超和刘娟一起走进我的办公室。
他们都是很勤勉的记者，在我看来已经相当出色。但他们自己却觉得报道始终不能有大的突破，为此而苦恼。
这段时间我跑得甚是辛苦，从大理回来，紧接着就去了玉溪的新平县，然后又赶去红河，几乎就是连轴转。记者们有阵子没能跟我交流了，看到我的办公室终于开门了，就接二连三来找我谈心。
我的一篇下乡调研的稿件已经写了两天，都因为办公室人来人往没能完稿，这会儿刚续写了三五百字，他们俩又进来了。我停下手上的稿子，先跟他们谈。
“能不能给我换个岗位？”浦超说，“财经记者做久了，越做越觉得没劲儿了。”
浦超平时以报道上市公司的各种公告为主。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这些公众信息虽然是重要的财经报道题材，但往往都比较程式化、公文化，而且公布的多是各种经营数据，缺少新闻赖以引人入胜的新鲜事件，即使不得不公布的“事”，也经常语焉不详，真正的内幕永远无法从上市公司公告中知晓。做记者，如果每天都写这些枯燥、乏味的公告新闻，千篇一律，确实够没劲儿的。
很多记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新闻工作的乐趣就在于每天接触到的事情都是新鲜的。而财经记者似乎难以体验到这样的乐趣，他们更多的时候都是在与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新闻的激情很容易消退。
“看来，我们需要认真探讨一下财经记者的工作方法问题。”我招呼他们俩过来一起讨论。略加思索，我说：“给你们几点忠告吧，有助于使你们的工作变得有趣些。”
第一，财经报道莫要总是“马后炮”，可以多作一些预测性报道，信息发布要尽可能地有一定的“提前量”。靠上市公司公告吃饭的财经记者，至少不算是一个出色的财经记者。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在提供给媒体之前，往往第一时间就已经在公司自己的网站公布，这样的报道是始终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别说读者感到价值不太大了，记者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但是如果记者能够真正把上市公司跑熟，发展上几个内线，可以提前获得一些内幕消息，哪怕比别人提前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报道出来，那效果就大不一样了，不仅股民会抢着看，自己写起来也带劲儿。只要有内线，很多股民关注的消息完全可以提前获知，如什么时候要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什么议题总是可以事先知道的吧？再比如，中报、年报的基本内容也是可以提前得到的，在不违规的情况下都可以作一些有理有据的预测性报道。一般来说，我们不主张把尚未发生的事实当成新闻来写，但财经报道是应该多作一些趋势性的预测报道的，读者也欢迎这一类的报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给财经记者的四点忠告（2）
刘娟对云铜、云铝等几大冶金企业都跑得比较勤，前段时间云铜在内蒙古赤峰市新建基地以及云铜的大红山新矿投产、中铝入主云铜等大动作，刘娟都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这些报道还是没能脱开传统经济报道的范式和思路，是作为经济新闻来报道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是“财经事件”。“云铜也是上市公司，我们却忽略了去关注云铜这一系列大动作将会对其在股市上的表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云铜高层和有关专家都曾预测云铜的股价达到70元轻而易举，这才不到一个月，果真就从不到30元涨到超过了70元。但我们当时却只想到报道云铜的这几件事，没有想到去作趋势预测报道。”她说，“伍总讲的这一点启发了我。”
我们三人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社长田舒斌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赶紧向他报告：“他们俩觉得财经报道难做，压力很大。我们正在探讨这个问题。”
社长看着他们俩，和蔼地说：“你们的报道我平时也注意到一些，总的印象是很勤奋，报道量并不少，但感到零碎了些。占有这么多的材料，简简单单弄篇小消息就把这些材料丢一边了，可惜了啊。过一段时间还应该把手头积累的这些材料重新梳理梳理，之后加以整合，进行二次利用、N度开发，还愁不能写出较有深度的财经报道吗？”
社长还有别的事，参与了一会儿我们的讨论，又匆匆离开了。
我告诉浦超和刘娟：“舒斌社长刚才谈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做财经报道，人家披露什么你就报道什么，零敲碎打，报完就了事，自然枯燥乏味；但如果能把一些分散的、孤立的信息联系起来，从中探寻出企业发展的脉搏，寻找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一种财经现象，写出来的报道就会很有意思。比如，云南的几只资源股，驰宏锌锗成为去年第一牛股，云铜涨疯了，云铝股份、锡业股份、罗平锌电甚至贵研铂业也都表现不俗，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就没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吗？”
第二，别忽视了公司、企业里发生的各种事件。财经记者的注意力不能仅仅放在年报、公告和经营数据上，一旦有能够构成“事件”的事情发生，就要抓住不放、做深做透。抓事件就是抓新闻，如前几年的“银广厦事件”、近期的“广发证券借壳事件”。尤其是证监会对一些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往往都能为财经报道提供重量级的“猛料”。还有，上市公司的高层人事变动，如果能挖到些内幕，也能构成事件性新闻。此外，遇到公司、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财经记者也可以大显身手。“比如，前两天甘肃瓜州一铅冶炼厂富氧顶吹炉发生喷渣冲顶火灾事故，今天有报道说这个富氧顶吹炉是由云南昆明冶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在事故中死亡的3名技术员也都是云南人。作为云南的财经记者，就可以对此事件进行追踪报道。”我对刘娟说，“刚才我让你关注这一事件，就是希望能够拓宽财经报道的视野。”
“第三，财经报道千万不要浮在面上，深入公司、企业才能写出有分量的财经报道。”我正说到此处，电脑屏幕上显示有一条题为“云南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禁毒宣传”的稿件传进了稿库，我指着这条稿件对浦超和刘娟说：“像这类‘大笼统’式的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你们不妨回过头去检视一下，你们的财经报道中这一类的稿子也不少，什么‘云南上半年金融平稳运行’啦，什么‘云南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高于去年同期’等等，看看题目就觉得厌烦不是？像这样浮在面上，是作不好财经报道的。”
“不下点苦工夫是不行的。”我跟浦超和刘娟建议，“过于追求报道面的宽和广，未必就能把财经新闻做好。与其面面俱到，对每个公司、企业的报道又都是蜻蜓点水，不如静下心来，选择几个重点的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去蹲上一段时间，扎扎实实作些调研。时政记者、农村记者们经常采用蹲点调研的方法，而财经记者们却很少到上市公司、厂矿企业里去蹲点，可能认为不值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到企业里去老老实实蹲上一段时间，与企业领导和职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就不信从企业里挖不出有价值的新闻。而且，蹲上一段时间以后，对企业的产品性能、生产流程和内部运行机制都摸透了，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也都混熟了，交上朋友了，哪些环节、哪些部门、哪些人最有‘料’心中有数，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些内线，以后企业有什么事你就能比别人获得更多的内幕新闻，何乐而不为呢！”
一席话讲完，浦超和刘娟都受到很大触动。刘娟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我的谈话要点，浦超则被我鼓动得兴奋起来：“明天我就跟云铝股份联系，去他们那里蹲上十天半月；前两天昆明机床还主动来请我去采访呢，我也去蹲他一段时间。云南几家主要的上市公司，我就按伍总您说的，一家一家地去蹲点，再弄不来好稿子，我就不干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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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巧加引导而不是强加于读者（1）
2007年8月24日 星期五
云南省个旧市副市长童某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栽在网络上。他与情妇的“丑闻”竟被人图文并茂地贴到了互联网，一时间网上舆论大哗。
“副市长殴打情妇”成为今年七八月份网上爆炒的焦点事件之一，相信许多网民对此都还记忆犹新。
这件事在网上炒作得火热的时候，有记者就想跟进报道，被我阻止了。这是我们的报道原则：不猎奇、不媚俗、不炒作，像这类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在还没有对“人”做出定论的时候，我们不介入。虽然为此会承担一些“媒体失语”“漏报热点新闻”的压力，但我相信这是对报道对象负责任，也是对读者负责任。
直到个旧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正式罢免了童某副市长职务，我对记者说：“现在，该我们出手了。”
我时常要求我们的记者：对于已经被广泛瞩目、已经成为舆论热点的事件，我们不能做到“首发”或者“独家”，那么就要在“权威”和“深度”上去下工夫，把报道做成“收官之作”；从引导舆论方面去努力，做到“一文既出，众说皆息”。
我告诉承担这一报道的记者，不要纠缠于副市长与情妇间那些低俗、猎奇的恩怨情仇，要站到更高的高度上去俯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把重点放在对这次网络事件的回顾与思考上，而不要放在副市长与情妇的是非纠葛上。要着眼于社会和谐，引导人们理性对待和参与网上举报。
记者先后四易其稿。第一稿的角度完全放在了“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也要加强监督，包括网络监督”上，我认为这个话题说的还是个老问题，并不新鲜；第二稿触及对曝光炒作式的网上举报这一新问题的审视，但新闻点过于分散，重点不突出；第三稿集中笔墨写了网上举报，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不够深入；第四稿我觉得基本可以达到作为对此事件的“收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