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纪录片的历史延续，基础没有，中国电影的语言基础不存在，它没有一个面对现实的沟通，第一阶层的沟通。新浪潮是起源于纪录性的，必须有一个摄影机尝试和现实发生关系，然后才能提升。现在是一个纪录片特别好的时候，条件已经准备成熟了。有一批作者，建立的语言是特别通畅的，远远高于现在工作的电影导演，这是我特别吃惊的。他只是需要练习，比如剪辑，解决连接和传达含义问题。
娄烨 陈伟文：全世界的导演都在解决时间问题（11）
第五代那个时代，舞台和样板戏的准备是他们的语言准备，他们中间缺乏一个特别广阔的纪录片运动。于是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第五代都会回到一个历史题材，因为那是舞台化语言可以解决的，而不会去真实面对当下，因为他的语言根本解决不了。但你要用舞台化的语言来拍历史片，是挺落后挺过时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历史片是和今天有关的，但这批导演能够做的还是把它当成一出戏。
陈伟文：你怎么看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里，一对双胞胎姐妹从村长办公室出来，然后切到了公路边，背景是黄河，舞台就是货车车厢，她们在上面演出，大全景，在离车子稍远的路上站着她们的团长，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这里有贾樟柯发明的美学：在不恰当的地方出现的不恰当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边上站着的那人，这种美学就会大打折扣。
娄烨：贾樟柯的《小武》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重复的，他所关注的现实，这个人物的多义性，你很难用既定的道德来评判这个人物，这都是不可重复的，这是一个分界线，这个呈现的状况是以前中国电影没有的。挺自由的状况。由衷的，没有任何障碍的，所有的都是直接传达出来，他的《任逍遥》也是很好的，《世界》有点拘谨。
陈伟文：你和小帅的片子，出来的时候，人们批评影片中的人物没有职业。
娄烨：这也是无意识的，就是不希望对人物的一种界定，界定就是对丰富性的一种限制。我们出生前的中国社会是用政治概念划分的。所以电影也三突出什么的，这不是风格问题，不是语言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你的语言确定是错误的。因为所有人都是不确定的。
陈伟文：这些人不断去寻找，去建立自己身份的认同。
娄烨：现实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在找位置，但实际上所有人都没有找到这个位置。下一代人是在折返之后的一代人，而我们跟前一代人的关系是断层。我们跨了两个断层，一个是“文革”的那个断层，一个是社会折返的那个断层。你要求这一批电影作者适应观众同样是很困难的，只要他努力，适应观众了，就必然要丢失掉很多东西。
陈伟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冠以“第六代”这个称呼？
娄烨：这可能挺早的，当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师就这么说，这是第六代。
陈伟文：刚开始使用这个名称，也许是基于年龄，而不是后来你们所蕴含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娄烨：对。非常大的鸿沟。第六代，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这改变还是和大背景有关，但大背景不是顺着的，大背景是有一个褶子的。它有一个折返，同时也是一个语言折返。第六代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接受，是因为这个折返，而不是这批人怎么了。这个折返造成了一种惯性，让这一批的电影作者一直是在抛物线往前走，而实际上大环境已经改变了，于是脱节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折返之后的发展又是快的，但不是在原来线路上的，于是乎这个距离一直存在。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批影像作者，和社会之间是脱节的。一直到2007年的今天，观众群还是在似是而非的、半拒绝状态来看待这一批作者的影像作品，这是因为那个折返的原因。
陈伟文：什么时候你完全清晰意识到这个折返的问题，这批影像作者和环境之间的脱节问题？
娄烨：完全清晰认识到是在1999年《苏州河》之后了。那时候已经开始做《颐和园》准备工作了，整个做八十年代背景、文化的准备工作。那时候慢慢就清楚为什么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实际上是必然的结果。
陈伟文：你的电影比较多在国际上获得评价，那么在和国际的交流带着电影走世界的过程中带给你什么？
娄烨：也有争论，比如叙述角度哪里不好，他们像普通观众一样，哪里看不懂，然后你会从这些意见里找到你的影片的一些问题。然后你会做出调整。但整体来说还没有太大争论，所有人都会说这是一部娄烨电影。拍完以后影片有国际发行，大家来讨论怎样让更多观众来接受，我觉得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有时候太进入一部影片，你会忽略很多东西。
娄烨 陈伟文：全世界的导演都在解决时间问题（12）
陈伟文：你怎么看电影节？
娄烨：电影节基本上是免费宣传电影的一个市场。全世界电影业都不是特别景气的情况下，电影节可能是最后坚守的平台了。只有电影节期间，观众是最好的，最多的，然后过了电影节，就没人进电影院了。处在用电影节来带动电影市场的这么一个状况。
陈伟文：你认为明星是什么？
娄烨：我没有特别多概念要用明星。从世界电影业来说，明星完全决定影片票房的时代出现过，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所谓明星制。只要有这个明星出演，影片就会卖很多。但这个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现在实际上没有一个原因会有决定性的。任何可能都会出现，《卧虎藏龙》，所有人认为武打片怎么能让不会武打的人来演呢，但就是卖得出乎意料的好。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找到尽可能适合你的故事人物的演员，这对导演来说是最安全的，对演员来说也是最安全的。找错人对所有人是不利的。通常明星的表演能力是很强的，他有他的魅力在这儿。
陈伟文：如果是我们说的作者导演，有的明星可能不合适，因为明星在进入你的电影的时候是有造型的。
娄烨：对，所以好多明星也有困惑，他的形象带有符号性了固定下来了，好多导演就不会找他们来工作。因为你如果符号性太强，我要用很多工作来抹去你的符号，重新开始工作，这太累了，所以我还不如找一个处在上升期的，表演也是很优秀的，给人新的完全的冲击力的演员。
陈伟文：布来松说的，电影的素材不是演员，是人。
娄烨：但我反对布来松对演员的方式。他把演员当工具了，我认为演员不是工具，是真的活生生的人，演员的工作是进入到你的语言系统里面的。这是显然的，你排斥一个演员进入到你的语言系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语言系统特别强烈，你是排他的，首先这我就反对，你的语言系统是封闭的，不开放的。第二，你对你自己的语言系统完全不自信，你认为其他人来修正你的语言系统，你就会失去你要的东西，那你太不自信了。应该承认，布来松是封闭的，但他做得很好，在他那个语言系统里面。《少女莫榭特》是一个特例，她是一个多好的演员啊，虽然她是非职业的，但她是活的，闭上眼睛你都能想到她的形象。导演说的话最好别信，都是事后的话，你要想了解导演，你就看他的片子，一点跑不了。他的矛盾、犹豫、彷徨所有都能看见。
陈伟文：昆汀的电影你怎么看？
娄烨：我个人感觉，实际上整个世界电影作者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时间问题。电影中的时间问题和生活中的时间问题，这是一样的。两小时的电影从开始到结束，时间是限定的，如果说你把这一段时间变成二十四小时，就是一天。变成多少小时，就是一月，再长，一百年，就是一生。你截取一段时间和一辈子是一样的，电影最重要的问题是思想也是语言的，就是处理时间的态度，每个导演特别不一样的是对时间的理解。每部电影截取时间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是形式上的不一样，有些是内在的不一样。比如说，表现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就是一个人的内心影像，有时间性的，但是超越的。所有电影作者都在处理时间问题，然后旁生出很多方式，平行结构，倒错结构，松散的，出现很多形态都是解决时间问题的不同方式而已。
昆汀他属于智力电影吧，就是看的时候要动脑子的。这是一类电影，它的问题是一旦进入到结构读解，就会干扰到人物，事件，它的亲和性，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很难平衡。人物读解不能干扰事件呈现，智力电影就需要观众动脑子思考，而思考是干扰观众对电影时间线的理解的。跟着影片走的话你就不能跳出来想怎么回事，是哪个结构。昆汀的《低级小说》时间处理得很好，和读小说的方式很一致，和故事呈现的东西没有脱节，《大象》就有脱节。《巴比塔》也有不平衡。
陈伟文：不拍电影你能活下去吗？
娄烨：能啊。肯定能。不拍电影就是失业嘛，失业就想办法二次就业嘛。
陈伟文：不拍电影的时候做什么？
娄烨：玩，骑车，打球。现在在读曼德拉传什么的。现在电影市场安全的是古装片，电视也是，要不大片，要不弱势群体。电影业原本是风险行业，本来有限制就窄，为了安全，就变得特别窄，不能怪制片商，没有办法，不能连电费都挣不过来。《紫蝴蝶》所有投资都在国际发行解决了，有一分票房就是上影厂盈利。全世界电影都是要照顾可能的好多地区，不可能就一个市场。一个地方票房差点，一个地方好点，找平了。
总体我的投资还是低的，三千万人民币，在西方算中下的，如果是三五百万人民币，分分盅他给你，因为卖两个地方就可以了。投资一高，自然就要管你，所以你要掌握作品决定权的话，一般作者电影不会去好莱坞，一般是中等投资。除非个例，昆汀是高投资。比如科波拉当年拍《现代启示录》，豁出去，借钱，最后片子完成了，赔了，好莱坞说你回来吧，拍《教父》续集。这也是新好莱坞那时特别好的，他能结合大投资和导演的作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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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俪文 王樽：朴素的构成（1）
认识马俪文
我看过的电影难以计数，感觉上，平庸的片子片片相似，好看的电影各有各的不同。我发现，那些堪称光彩照人的，或如俗话说的“惊艳”之作，往往并不奢华绚丽，反而多是以朴素见长。这使我想到“大象无形”、“大巧谢雕琢”的说法，看马俪文的电影，正是这样的感受。我写她不完全是出于感动和敬重，更多是惊异于她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大背景下居然成为可能——一个外省女子，没有家学背景，没有可资利用的人脉资源，甚至没有充分的电影知识储备，匹马单枪，行走在虎踞龙盘的京城，竟完成了两部剧情长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两部影片均属低成本制作，却以丰厚的含量在影坛风生水起。并让这个曾被“质疑”的年轻女导演连获国内重要的专业大奖——第五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作为电影片名，《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字数太多，它几乎很难让观众准确地说出来。五年以后，说到该片的英文译名，马俪文笑言：“有三行，人们以为是三部影片的名字。”
说来很巧，我第一次听到该片，也是在争议它的名字。大约是2001年的春天，在深圳市电影发行放映中心，我听到各大影院的老总们在讨论，他们普遍觉得这是一部有诚意有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同时又为它的发行担忧：光是名字就限制了观众的理解和传诵。当天观片，我因临时有采访任务而离开。原以为很快能完整看到它，结果阴错阳差，再见竟隔了四年。
2006年1月，我在嘉禾深圳影城看了《我们俩》，这部只有二百万投资的小制作给我带来意外惊喜。一个破旧的北京四合院，一老一少两个人，一年四季的更替，孤僻而倔强的老太太与女大学生房客，从相互抵触到变得亲近友善，以及老太太的去世和少女的追怀等等。很普通的故事，却有着极大的情感辐射，其中的孤寂、无奈、感伤、关爱，悲天悯人，于人物微妙的情绪变化中弥散开来，点点滴滴，沁人心脾。它没有国产影片常见的浮躁、浅露、虚矫和廉价的煽情。而是沉静清新、含蓄从容。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到的最干净、朴素和真挚的国产电影，不见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