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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们确实大都出身贫寒，是党和国家培养了他们，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工作中勤奋努力，取得了骄人业绩。郑筱萸在企业工作20多年，在企业改革中作出过突出成就，总体看是一位优秀企业家。即使步入官场，他主观上也希望把工作做好，为中国的医药改革、监管作出成绩；
另一方面，在鲜花簇拥面前，在金钱的诱惑下，他没能把握住自己，他有些眩晕有些迷茫有些找不到北，他开始热衷于结交药商朋友，热衷于声色犬马，热衷于权钱交易。一位退下来的药监干部评价他：热衷权力，独断专行，用人不察，好大喜功。
人们注意到，郑筱萸在法庭上对检方指控的受贿罪供认不讳，但对玩忽职守罪却不肯认账，他多次表白自己工作勤勤恳恳，把心思都扑在工作上。
律师在辩护时说：“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被告人身患透明细胞型肾上腺癌，于1993年被摘除左肾；同时还患有II型糖尿病、2级高血压（极高危）、脂质紊乱、多发腔隙脑栓塞、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严重疾病”。律师认为，尽管如此，郑筱萸并没有放弃工作，多年以来带病坚持工作，主观上是想把工作做好，并为之付出大量的劳动，其中也包括身体健康代价。
据熟悉他的人介绍，平心而论，郑筱萸的确工作很努力，并因此浑身是病。可是，中国医药市场的混乱也确实在他的领导下达到了惊人的混乱地步，专业人士看到的是制订了那么多这个规程那个规程，但有些企业并不按照规程生产，企业编制假资料骗取生产许可证，致使假药流入市场，多少人致死致残；检察机关的人员看到的则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只要药企给药监官员送上了钱，批文就会拿到，就会很快拿到；老百姓看到的则是看病难看病贵，多少人只好小病拖、大病扛、重病见阎王。作为国家药监部门的最高长官，难辞其咎！
我曾看到过郑筱萸在任时的许多讲话，讲改革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讲反腐倡廉时慷慨激昂，声色俱厉；讲工作成绩时头头是道，令人信服。可是，他又的的确确在讲这些的时候又在那里大搞腐败，人格分裂，两面人的特征在中国官僚生态中并不少见，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到省部级官员，从司局级干部到县乡长，翻开这些人的档案，很容易就发现这一奇特现象。
郑筱萸对金钱的“独到”见解曾经迷惑了许多人，曾经使他的形象闪闪发光。他曾对媒体表示：“金钱可以买到图书，但不能买到智慧；金钱可以买到食物，但不能买到食欲；金钱可以买到床铺，但不能买到睡眠……”
郑筱萸和他的妻儿们 第二节（3）
多么精辟多么独到多么富有哲理啊！简直可以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夫子、孟夫子等古之圣贤并列，可以编入这些圣人的语录之中流传千古了。可是，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他在这里刚刚讲完，便被他的药商朋友叫走了，药商送上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而他回报的是批文。终审判决上认定的收受贿赂的条条罪状，就是对他人格分裂两面人生的绝好注解。
“一个人离开人世时，能带走的一定不是金钱，而留在世上源远流长的也不是金钱，是人的品格和精神。”这又是一段多么精彩绝伦的警世恒言啊！
郑筱萸的人生已经画上了句号，此时，他与那些挚爱着的亲人与那些曾经亲密无间的药商们已经阴阳两隔，像那个跟着引路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唐朝贵妇一样，他已摆脱了尘世间的纷杂与喧闹。
夜深人静之时，想一想自己说过的这段话会作何感想？留在世上源远流长的的确不是金钱，但把他带入阴曹地府的又确确实实是金钱；留在世上的不是品格和精神，而是一个腐败分子，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罪犯的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郑筱萸喜欢与人谈理想谈情操，面对成千上万的部属，大讲特讲理想、信念而最终沦为人民的罪犯的领导干部乃至高级领导干部大有人在。远的有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近的有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他们都曾经在领导干部参加的大会上痛斥贪官，大谈人生的最高理想与境界。
陈希同年轻时肯定也是个热血青年，像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读了多少遍，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倒背如流。我曾接触了许多北京市委机关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
一位在北京市委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陈希同津津乐道这段鼓舞了无数青少年的名言，他在向机关干部讲述时一脸的真诚，态度十分诚恳，许多人曾被他的大段朗诵感动得心潮澎湃。可是，陈希同最终落得个贪官下场，他的这番演讲也成为贪官的经典语言载入史册。
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会具有多面性特征，人格分裂在当今中国的官员中并非个例。胡长清也是一个与郑筱萸一样的“双面人”。
胡长清的侄儿陈建伦是几年前下岗的供销部门职工，谈到自己的叔叔，他觉得不可思议：“开始附近的人都议论我叔叔抓起来了，后来我妈也问我，我说别听人家的，我叔绝不可能犯错误，为什么呢？前几年，我到北京去看我叔，临走时，我叔就送了我一幅字，教育我不要靠天靠地，要自力更生靠自己；每次他回来，虽然待的时间不过15分钟，但总是不忘教育我们要努力奋斗，不要做错事，不要干违法的事。”
这样一个叔叔，怎么可能与法庭上检方指控的那个五毒俱全的恶人胡长清叠加在一起呢？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建伦可是真真切切看到的事实啊！谁能说这不是真的呢？
让陈建伦更不可思议的是：从表面上看，我叔是很节俭的，自打他到北京工作以来，一共回来过三次，每次给我妈的钱从未超过200块，有一次夏天回来，我们看到他穿的短西裤都是破的，还是我姑姑给他买了两条，你说，这样的人要这么多钱，犯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能让人相信啊！
这简直就是一个模范共产党员啊，应该报请中央作为“时代先锋”，上中央电视台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学习啊！
人格分裂，两面人生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态绿洲日益突出日益鲜明危害日甚的“沙化”地带。深入追究，这些官员原本一腔热血参加革命，起初也兢兢业业，廉洁正派，他们原本都是优秀共产党员，却在后来产生了异变，其中外在的气候环境因素和内在的个人潜在素质有哪些，并非本文探讨的话题，但“沙化”地带蔓延下去很可怕。
如果说郑筱萸留下了什么，他没有像表白的那样留下“人的品格和精神”，但警惕领导干部的分裂人格和两面人生恐怕是颇有价值的一条重要的政治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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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和他的妻儿们 第三节（1）
16。很多贪官都是苦孩子出身，王怀忠是靠要饭长大的，胡长清上学要挑10公斤萝卜到镇上卖，郑筱萸童年下雨天舍不得穿鞋子，“苦孩子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在近些年被处以极刑或者被判重刑的高官中，有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令人深思。他们几乎都出身贫寒，经过奋斗爬上高位，最终倒在了腐败的泥泽之中。
“苦孩子现象”——中国政坛上的一道阴暗晦涩的风景线；
“苦孩子现象”——划破政治生活夜空的一首凄美的哀歌。
2003年冬日的一天下午，毫无生气的阳光洒在亳州市谯城区观堂镇的十字街口上，冷风卷着枯叶在街心旋转，行人匆匆而过，谁也没有理会街旁一位沉默的老人。
这位老人叫王魁仁，55岁，正在一言不发地做着烧饼。人们发现，他一整天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从电视上得知了王怀忠一审被判死刑的消息后，他的话就比平时少了许多。
“俺真没有想到，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王魁仁一脸的沮丧，“从他出事那阵子起，俺就一直在打听，俺早就知道他会有今天——他犯的罪孽太重了！”
2003年12月29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一审被依法判处死刑，消息传来，深深地触动了王老汉的心。
孤儿、社教员、记工员……副省长、死刑犯，从来到这个世界时的赤贫，到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的近千万元涉案金额，王怀忠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有谁会想到，这个做着烧饼的王魁仁，竟然是与王怀忠穿一条裤子的三个孤儿之一呢！
据一家媒体报道，在离亳州市区五六十里地、与河南永城地区邻近的小镇，有一段40年前王怀忠遗落的终生难忘的经历。
1960年，王怀忠刚刚满14岁，那一年，因为饥荒，他的父母相继饿死，只剩下他和两个瞎眼的哥哥。第二年，王怀忠被政府安排进了当地的孤儿院。
就是在这里，王怀忠结识了同为孤儿的王魁仁和杨绳，他们三人结成了生死之交。他们都没有爹娘，所以三人格外亲，吃睡都在一块，像亲兄弟。在孤儿院里，虽然政府管饭，但都吃不饱，他们就轮流出去要饭。
“为什么轮流出去？因为三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要饭，谁就穿上裤子，要回来三人一起吃。”王魁仁回忆说，“吃饱了就在一起玩，他的脑子特别聪明，玩啥都玩不过他，而且他还特别勤快，总是帮孤儿院里干些杂活。”
这三个苦命的孩子在孤儿院共同生活了近两年，直到王怀忠被推荐到邻近的张大庄公社当通信员。过了几年，王魁仁也参了军。三人从此分离。
当年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王怀忠对金钱有着深刻记忆，这或许是他疯狂攫取金钱的解释吧！
曾经是王怀忠上司的王昭耀也曾是一名苦孩子。
2006年11月29日下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一位满脸沧桑的老人正在陈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郑筱萸和他的妻儿们 第三节（2）
法庭静悄悄的，站在被告席上的老人头微微低垂，用略微沙哑的声音讲述着往事，回顾着自己苦难的童年，说到痛心处，声音哽咽，泪流满面……
这个痛哭流涕的老人就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在第一次公开审理的法庭辩论结束后，王昭耀陈述了近30分钟。他因受贿704万余元，另有649万余元的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王昭耀是家中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贫穷伴随着他的童年。为了供养他上学，父亲卖掉了家里的三间房屋，一人闯关东，母亲在家既要种地，又要照顾三个孩子。
有一次，村食堂发了一个粮食做的窝头，母亲舍不得吃，留着给从县城上学回家的大儿子吃，自己吃树皮和草根。
贫穷给王昭耀幼小的心灵打上深刻的烙印。1963年，王昭耀考上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水利工程系。从学校到颐和园，坐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但他从来没坐过，都是跑着去。有报道说，在大学的5年中，他从来没有枕过枕头，一块青砖枕了5年。这显然有些夸张，但可以肯定，贫困伴随着他的童年、青年时代，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网上的这篇报道说，大学毕业后，他本来被分配到长沙，但一个分配到安徽砀山的同学，因为女朋友分到长沙，想跟王昭耀对换，王昭耀二话没说，就成全了同学，由城市来到了砀山农村。在砀山园艺场，他喂过猪，种过果树，并认识了他的妻子冯继英，结婚生子。
为了照顾王昭耀的孩子，他的母亲从山东老家来到砀山，一住就是20年，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后，母亲又回到梁山县。据知情人透露，关押在公安部秦城监狱的日子里，王昭耀经常趴在铁窗前流泪，感慨人间的酸甜苦辣。
也许是童年贫穷的记忆太深刻，苦哈哈的王昭耀以其精明能干，在改革开放以后仕途顺畅。人们发现，随着官位的做大，对金钱的疯狂攫取贯穿其整个仕途的升迁历程。
1990年，在被上级领导委以重任、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次年，王昭耀开始插手干部“职务升迁”，直至2005年春节在省政协副主席任上最后一次受贿，15年间，王昭耀受贿历史从未间断。特别是在1993年2月升迁至安徽省副省长后，王昭耀受贿次数和金额更是与日俱增——在704万余元的贿赂款中，至少有600万元是在王昭耀担任副省长后收受的。随着分管领域日益重要，王昭耀财路日宽，贿金日多。
和曾经的部下、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拒不认罪截然不同的是，法庭上王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