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改元礼：古人把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子夜为冬至之时称为初元（或者上元）。政权的更迭，往往选择元日，帝王即位必有盛典，典礼的仪式日益繁复。
嘉礼范围很广，除上述诸礼外，还有正旦朝贺礼、冬至朝贺礼、圣节朝贺礼、皇后受贺礼、皇太子受贺礼、尊太上皇礼、学校礼、养老礼、职官礼、会盟礼，乃至观象授时、政区划分等。
三、礼乐文化的形成和影响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对周公“制礼作乐”的要义给予了明确解释：“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
说明《周礼》之“礼”，实际上兼有宗教、政治和伦理的功能，既是维系政纲、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和天人合一、上尊下卑的纲常伦理，又是君子之“德”的体现，可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礼乐教化的核心是“和”。即礼主外以导其志，乐主内以和其性，使神人相和，礼乐相和，天人相和，人人相和。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8226；乐书》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在西周人看来，殷商统治者由于荒淫无道而导致灭亡，深知“天命靡常”的道理，于是建构以人治为中心的礼乐制度，把殷商尚武、尊神思想转化为尚德、修身思想，提倡敬天保民、以天为宗、以德配天，当是巫术性礼乐文化的本质体现。
他们一方面宣扬自己上承天命，突出其合法性和神圣性，一方面通过歌颂先王的功德，确立人格规范，为时人和后人树立楷模。通过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的“敬命”、“敬德”，为国人树立起一套自我约束的信念和模范，从而实现人伦和谐的社会理想。
首先，《周礼》建构的以人治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和”的追求。以礼乐为核心的统治制度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法制等。
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政治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原则，和分封制配合起来，形成“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一套等级制度，严格规定了上下级和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形成了以天子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统治网络。
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王位、宗子继承制度。它以牺牲立贤为代价，以国之“和”、贵族宗族内部之“和”为目的，避免王位纷争、解决王位和平继承与过渡问题，和“君统”、“宗统”继承问题，从而达到国家稳定、和谐、有序发展、长治久安的目的。
实现“和”之上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古代君王和圣贤们的治国理想。《礼记&；#8226；礼运》篇中有三段精彩的论述，一是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论述，一是关于“肥”的论述，一是关于“小康”社会的论述：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小康者，即天下肥也。”
而“天下肥”的表现则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而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所以，小康社会是建立在生活富裕、国家富强基础上的上下和谐、君臣和谐、家庭和谐、男女和谐。
其次，《周礼》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先秦诸子之所以“百家争鸣”，是因为“礼崩乐坏”，各家都试图开出疗救社会的药方。不论是墨子的“兼爱”，还是韩非子的以法代德思想，都是为了解决“日失其序”的大乱局面。
以“儒道互补”观为例，说明道家强调的是“道”和“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生两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种一元论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明显不同，这里的阴、阳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个宇宙本源的变化形态，两仪的分裂也不是对抗性的，而是统一在“太极”之内，“道”将这些表面上对立的事物合而为一。
儒家则将最高的美德视为中庸。孔子在《论语&；#8226；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认为《周礼》是礼制的典范，立志要“克己复礼”，重新回到礼制的社会。
孔子毕生追求的“复礼”，即复“中庸”之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极力宣扬“礼”，视“礼”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做人的根本。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
后来，董仲舒的“天人合类”、程朱以“天理”为本思想，都没有超出“和”的思想。“和”即“中庸”之德，是至高的“道”。
再次，《周礼》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与人格形态。君子在西周指统治者，后来成为贵族阶级的人格规范，其含义渐渐被道德化、宽泛化了。
孔子进一步将有道德、有教养的人称为君子，给“君子”一词注入新的含意。“知书达礼”、“温柔敦厚”的君子，体现了和谐的中性性格特征。“君子”人格的本质，即《周礼》“和”思想在人伦方面的体现。后人对“温温恭人”、“温柔敦厚”性格的崇尚，与《周礼》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王国维将《周礼》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其实尊尊维护上下和谐，亲亲维护亲族和谐，贤贤维护用人和谐，明男女之别维护性别、家庭和谐。
总之，在《周礼》中，天人合一是“制礼作乐”的基础，人伦和谐是手段，政治社会和谐是目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从大同之治看《礼记》
《礼记》是秦汉以前礼乐文化的论著汇编。
相传孔子之后，其门徒“七十子”散居于各诸侯国，所传讲礼的文章甚多，十分博杂。西汉宣帝刘询在位时，今文礼学大家戴德选其八十五篇汇编成《大戴礼记》，其侄子戴圣选其四十九篇汇编成《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流行滞后，小戴本渐渐凸显，并以《礼记》之名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盛行于世。
《礼记》主要是对礼制、礼意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道德规范、文物制度等，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这些都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材料。从艺术角度看，《礼记》议论文中的部分章节，雍容大雅，气势沛然，结构严整；其记叙文则又文笔凝练，言简意赅，尤其部分叙事小品，生动形象，意味隽永，多优秀之作。
《礼记》于宋代列入“十三经”，为士子必读之书，对后代思想、文学都有一定影响。主要注本有东汉郑玄的《礼记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
一、众说纷纭论《礼记》
《礼记》的作者、编纂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呼声最响的当数西汉戴圣编纂、孔子门徒“七十子”所著。
西汉武帝末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汉书&；#8226；艺文志》）由于《记》依附于“经”而流传，性质类似于现在的参考资料，不得列入学官。
尽管如此，《记》依然受到儒家学者的高度重视，许多人都搜集了自己的选本。经过多年的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戴德、戴圣的选本渐渐确立下来。
郑玄在《六艺论》中说：“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8226；引》）
西晋儒家学者陈邵却持不同见解，他在《周礼论序》中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序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隋书&；#8226；经籍志》基本承袭了陈邵的观点，其差异一是将“二百四篇”改为“二百十四篇”，二是将“四十九篇”改为“四十六篇”，将马融“去其繁重”改为“定《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合四十九篇耳。
其“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今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清代学者纪昀则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认为《隋书&；#8226；经籍志》说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于《礼记》之说是错误的。《礼记》四十九篇是戴圣原书。
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其（《隋书&；#8226；经籍志》）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8226；桥仁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于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于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佑、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
关于《礼记》的作者，学界颇有异说。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认为，《礼记》是孔子门徒“七十子”所撰，后人又有损益。他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
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支持陆德明的观点，认为《礼记》作者与孔子密切相关，盖七十二弟子所为。他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之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
也有学者认为，《礼记》是西汉的作品。如魏国张揖在其《上广雅表》中说：“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唐代徐坚则在《初学记》中称：“《礼记》是西汉礼学家后苍所撰。”还有学者认为，《礼记》的基本材料虽出于孔子门徒“七十子”，但经过了汉儒的加工或窜乱。
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判断《礼记》的年代。他说：“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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