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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有些基本的问题被田溯宁有意无意忽略了。比如企业的自然人产权问题。一个不具有产权要素的职业经理人，肯定缺乏对企业的长远战略执行能力，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只是网通的过客。比如企业的靠山，抑或是田溯宁自己的靠山，也是个变动系数极高的问题，所谓风水轮流转，当年权重一时的大靠山，他日是否会成为牵绊，只有田溯宁自己清楚。至少今天有人敢拿田溯宁开刀，无视田的贡献与利益，就说明田溯宁的大背景已是不复当年了。
生活再一次印证了上述常识的正确。2002年，*业大规模重组开始，原中国网通（小网通）、原吉通及原*所属北方10省*组成了网通集团。田溯宁任重组后的中国网通集团副总裁，负责管理国际业务。表面上看起来，田的阵地在扩大，但影响力却在缩小，他再也不可能像在“小网通”里那样一个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的人了。聪明的田溯宁显然也看到了这样的发展态势，他开始尝试用国际化战略思路倒逼体制问题。比如他主导的中国网通香港上市，就是试图用国际化公众公司的制度设计影响国内的企业制度；比如和李泽楷的电盈联手，则是希望找到股权意义上的制度性制衡，甚至可能希望像李泽楷努力走出李嘉诚官商模式那样，带领网通走出国有企业模式；比如与西班牙电信合作，是希望中国网通从此拥有更加开阔的世界性目光。这一连串的动作，显示田溯宁还是在用自己的个人性格和商业视野改变企业。问题在于，高达20万人的巨型网通，有多少人能理解并支持田溯宁？或者说，即使众人都看到了企业的巨大变化，又有几个人愿意认定，这些变化就是田溯宁一个人所为？
官方的说辞俯首即是。历史从来都是人民创造的。但田溯宁海外游历多年，显然对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太在行，因此，他用他的激情对国有企业的内在逻辑做出了一系列误判。
比如，田溯宁不认为CEO就是最后在各种文件上画圈的那个人，也不认为所有事必须在他那转一圈。公司内部日常运营的很多事他都授权下去，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和投资人沟通等层面。可是，在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看来，万千权力在一身，才是成功的领导人伟大的品质。
比如，田溯宁向来具有浓厚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他曾深入可可西里去保护藏羚羊，也曾走进偏远的西部村庄援助宽带学校。他在西方国家看到那些*的人们手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诉求，总是抑制不住感动。在家里，他甚至对自己的孩子浪费粮食大发脾气，因为他有一次发现，两个美丽的女儿竟然拿着面粉团打仗，这让从小生活拮据的田溯宁难过了好长时间。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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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比如，田溯宁总是过于相信像他一样的海归人士，本土人才——尤其是在国企内部积累了长期经验的人才，总是进入不了他的视野，久而久之，田溯宁似乎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这在中国人成堆的世界里，算是大忌中的大忌。
有误判的不止田溯宁一人。很多网通的员工认为自己所在的企业是一个外企，是一个充满新鲜与活力的新型运营商，是有别于其他国有电信运营商的新型企业。事实上，中国网络是再典型不过的国有企业，田溯宁地位消减之后，立即就有网通高层打出了向*学习的口号。
田溯宁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当初切入中国国有企业体系，显然是认同了国有企业的制度规则，但他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却是与国有企业格格不入的现代企业方法论。田溯宁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悖论之中。其中的选择似乎是二元结构：要么田溯宁从一开始就认同体制，入乡随俗，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要么，他从一开始就站在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层面，所有工作都坚持国际化、制度化、市场化。但田溯宁没有勇气、也没有空间做出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中庸之道，是左顾右盼。一方面他要食旧体制之利，一方面又想在旧体制中折腾出新花样。田溯宁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产权不清晰的背景下，寻找企业家的发展空间，可能性不大；在一个臃肿、庞杂的国有企业内部，张扬自己的个人价值体系，不在短时期内迅速入乡随俗，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众人当成食洋不化的书呆子。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田溯宁的网通结局，事实上是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又一次失败；一个连田溯宁都无法容纳的国有企业体系，无疑是没有出路的，它所有的希望只能是抱残守缺，只能是借助政府垄断抢夺市场，而这样的企业体系如果继续成为主流，最终的结局将是垄断势力更加强大，市场容量更加弱小。而一个市场容量持续不足的国家，它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值得人们抱以足够怀疑的。 我所有的工作，是想让人们
自由地获取知识苏小和：网通现在完成了它历史的一幕；重新彻底回到了旧体制上，本来就不充分的一点竞争局面完全被否定，完全被阻断了，我想你八年的网通生涯，这个时候应该好好总结一下。
田溯宁：对，应该总结一下，从我个人倒不重要，但是从国有企业改革这段历史、还有从电信改革的历史来讲，这都很值得总结一下。
苏小和：这就是最大的命题。我曾经有一个观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制的路径或者改制的水平，可能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水平。
田溯宁：对，说的非常对。尤其是现在经济出现一种挑战的时候，这种争论会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总结一下网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苏小和：显然是极好的一个案例。
田溯宁：它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电信的基础设施、宽带，这段时间是跟互联网相关联的。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做网通的时候，在1999年，中国互联网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带宽不够、上网速度不够，甚至于互联网在中国要不要发展也有不同的争论。
实际上，网通最开始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全国不断地铺光纤，只有网通铺设了光纤之后，*才意识到要把这个电信的基础设施做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就是宽带、互联网这样一个新概念的公司怎样促进了中国的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的概念能够如此深入人心，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很大的。现在我们看到大家都在上着ADSL、在上着网，但是1999年的时候，谈到互联网本身、宽带本身的时候，大家的观点非常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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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这的确是一个新技术引发社会进步的典型案例。经济学家赵晓曾经让我去关注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田溯宁。他说你才是中国企业家里面真正志存高远的，曾经试图想用宽带来改变中国，而且这个路径是有道理可循的。什么意思呢？你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你最了解中国的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我想从这个路径上，请你多说说你个人的一些想法。
田溯宁：我自己的这段互联网的经历，实际上跟在国外读书的那段时间有关。我是学生物学的，然后在美国我又读资源生态。在读的城市很小，叫拉布克，在得克萨斯。在那个过程中，我实际上对自己本专业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大。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计算机领域里。计算机对我最主要的吸引力就是当时的互联网。互联网那时候叫做BITNET，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用来表达对家乡、朋友思念的很好的交流工具。随着这个交流，尤其是当时我用的是Vax机、苹果计算机，对这样的机器就萌生了特别大的兴趣。
后来，我读的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就是Steven P。 Jobs（斯蒂芬·乔布斯）的故事，这本书的英文叫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ing，就是《旅程就是一个奖赏》，它讲了Steven对个人计算机的一种看法。他说了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我对它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个人计算机不是一种机器，它是让你获得自由的一种手段。因为过去所有的知识是你自由的根本。知识都被垄断在什么地方？垄断在少数的象牙宝塔里，或者说是在一个主机里。像IBM这样一个机器，所有的东西都储存在一个主机里。或者是在像一个中央的地方，所有的知识都在图书馆，或者是在教授的眼睛里。但是个人计算机，它能把信息储存在你的旁边，你能够获得一种自由。
乔布斯为什么怀着这样大的一种信念来做个人计算机？苹果为什么把界面做得这么好？他认为计算机应该每个人都来用，它是一个人大脑的延伸。过去整个工业革命是人类体力的延伸，而计算机革命是人类头脑的延伸，每个人都能拥有计算机，每个人获得知识的方*更加有效。每个人获得知识的有效程度，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程度，有自由才能创造。那个时候我是二十六七岁，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一个留学生从一个封闭的国度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度，这对我的价值观是一个很震撼的改变。所以我当时就不太想继续做我那个专业。
第二个情况就是，知识怎么能够共享？不仅被个人计算机储存，而且能和人们分享，这就是网络。分享能创造一种力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力量。那时候，互联网从大学里开始，1990年还叫BITNET，不叫Internet。我突然感觉生态学也很有意思，我也很幸运地在读相关专业。生态学当时在网络里是最积极的一个群体，因为生态学的运动就是绿色运动，就是环保组织。当时在全世界互联网里最有效利用网络的，就是全世界的生态组织，也就是所谓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当时建立的网络现在还在。我突然发现在BITNET里，有一群人，虽然完全不在同一个国度，但是大家为了同一个信念，能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能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当时在这个网络底下组织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网，就是“海外生态学家俱乐部”。当时我们在海外学习生态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没有多少，就组织了70多个人的俱乐部，什么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的，全世界各地的，我们从来没有谋过面，但是我们在网络上不仅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还出了两本书。其中有一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的，叫《西方植物竞争生态学的最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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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验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网络能够很有效地组织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在中国的现代化或中国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里，如果能把网络引进去，能让知识自由了，每个人都有自由地获得知识的方法，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记得我们小时候为了读一本《安娜·卡列尼娜》，都不知道求过多少人，看书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当我用一个存储盘，就能把十几本书的内容保存在手边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变革是一种很难想象的变革。
亚信最早创立的时候，我和丁健几个人就说什么时候能Bring @ home，就是把@互联网这个符号能够带回自己的祖国。我觉得这个信念实际上是一个最早的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跟我们早期价值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亚信实际上也走了这么一条道路。早期的时候，你可能也比较清楚，回到国内，中国互联网用户只有八千多户，那时候能做什么？就是建网。亚信当时没有想到什么商业模式，也没有想到怎么更有效地在价值链上做得更好，就是想能够让互联网在中国生根发芽。所以当时为什么叫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呢？我们当时给*建了大量的网络。在建网的过程中，互联网就变成了不仅是我生意的一种核心要素，也成了一种像信念一样的东西。
苏小和：据说当时有很多争议，就是互联网究竟能不能发展下去。
田溯宁：1996年，公安部门的人找到我，说不让搞互联网，说互联网是美国军方搞的。我当时非常苦恼。当时有段历史细节，将来回忆起来会非常有意思。当时的邮电部有一种概念，要建一个内联网。就是169网，这个网跟外部互联网完全不相关联。当时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中国对互联网是什么态度？互联网到底在中国能不能生存？互联网到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一直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看着亚信成长。
到1999年，对互联网的这种争论已经逐渐开始消失，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互联网的作用。那时候对“互联网能否发展”的争论变成“互联网能不能成为大众的网络，还是只是商业或者少数人的网络”。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