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军：民营与国有各有各的好，私企并不一定就比国有公司好。最初，我国只有中影这么一家电影公司，这么多年走来，它积累的经验比我们多，积累的资源也比我们多。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优势。当然，民营公司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加自由，不会受政府影响。现在，电影行业里国有和民营的竞争也属于一种良性竞争，只有中影还拥有一定的垄断权。那就是对进口片的控制，这是不公平的，这就好比在竞争中，它在拥有一堆砝码的情况下，跟我们谈判。另外，它还拥有CCTV6，中国最大的一个电影频道，这些都是它的砝码。
柳传志的忍耐力（14）
苏小和：它们在靠垄断吃饭。
王中军：对，民营企业在与它竞争的时候会觉得不愉快。
苏小和：像中影这样的公司，它虽然占有一点垄断市场，可能还有一些垄断产品，但在整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它的盈利情况怎么样？
王中军：应该不是特别好。
苏小和：对，产权不清晰的话，也就不会太好做，这是体制原因。
王中军：对。比如上影、西影、长影，它们也都是纯国有单位，但它们享受不了这个待遇，没有这个优势，因此，在竞争中，它们与民营公司处在同一个层面上，竞争力或许比民营公司还弱。为什么呢？因为它们还背负着很多政府任务，而这些任务都无法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在中国，电影市场就被三大块瓜分：超强的国有单位、一般化的国有单位与民营化单位。
苏小和：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王中军：海外市场就好比一个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真正吃到它。中国一年有约400部电影，但估计只有三四部电影能够走出去，开拓所谓的海外市场。在这个方面，还是我前面讲的，中国电影走出去必须依靠强大的电影公司，如果没有超一流的传媒公司，电影是无法走出国门的。
苏小和：现在，很多电影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奖。
王中军：但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拿奖的电影都没有主流电影院愿意播放，而且我觉得，国际上的各类电影奖项都带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比如，在各电影节上，越不主流的电影越容易获得奖项，越灰色、越和本国政府唱反调的电影越容易拿奖，而一部主流电影，一部对这个国家进行正面评价的电影去拿一个金棕榈奖，基本不太可能。这其实是一种很怪异的现象。
苏小和：华谊拍了不少电影，有送去参加过这类评奖吗？
王中军：有参评，但没通过。比如《鬼子来了》。那是10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拍摄的作品，在当时对这个不太懂，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国际社会中还是有一些与我们唱反调的声音存在。这在经济危机面前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做在他们看来似乎都不对，我们去国外进行兼并收购，他们会惊呼威胁来了，可如果我们不去做，他们又说我们没有大国风范。当然，这是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对垒形成的，属于意识形态的对垒，这个界限虽越来越模糊，但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苏小和：那《鬼子来了》算不算是一个失败的商业案例？
王中军：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失败。那个时候我刚进入这个行业，华谊成立也没多久，我觉得这部电影能为华谊带来影响力就足够了。这对于当时在业界还籍籍无名的华谊来说，《鬼子来了》、《荆柯刺秦》就是两部赔本但赚影响力的电影。但我觉得很值，这笔钱就当我们向市场交付的学费，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家公司的存在。同时，一开始我们就与国内的知名导演合作，如陈凯歌、姜文、冯小刚等，因为我觉得，找一些籍籍无名的导演与演员拍一些小电影，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想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与大导演合作是比较好的选择。
真正的使命是盈利
苏小和：从个人来看，就我国电影产业而言，你们这一批企业家是不是背负着某种使命或者说某种价值取向？
王中军：我觉得，振兴我国文化产业之类的话有点大，而就个人而言，真正的使命就是成功达到董事会给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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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也就是盈利？
王中军：我们毕竟只是一个企业。我觉得，对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股东谋利，而这一点也最实在。而其他更宏大的使命则由你所在的地位决定，由于现在我们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公司，这就在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就是拍好自己的电影。前几年如果没有华谊的电影，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热闹度就会差很多，这就是使命，但这肯定不是主要的。
苏小和：这就是商业效果。在中国，我们的电影有时会张扬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某一种理念，而不是直接了当地说我是企业，我想赚钱。
王中军：我觉得，现在这种痕迹已经越来越淡，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张扬则与前些年导演的大师情节，以及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在过去，我们的电影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大师，而不是培养商业导演，大师就应该另类，就应该与众不同，他们拍出的电影也应有所不同。可电影没有那么多不同，电影的功能就是娱乐大家，就是通过一个故事，要么让人哭，要么让人笑。一个让人从头哭到尾的电影，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一部让人紧张到头的也是好电影，所以我觉着这与我们的教育有关。
现在，新一代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则在改变，因为人们对导演的评价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能拿奖的就是好导演，现在则认为有市场号召力的就是好导演，这是整个观念的改变。学校也会跟着观念走，教授在为学生树立典范的时候，也会选择那些有市场业绩的导演，这样学生也就会追随这样的路子向前发展。
成功靠的是运气
苏小和：通过观察，我发现，很多企业家的家庭都没给他带来任何商业元素，或者说商业机缘，那你们的商业头脑是从哪儿来的？
王中军：我觉得，谁的家庭都没有商业元素。在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商业已经断了几十年，我们的父母们都是工农兵，无商可言。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所谓的创业者来说，谁也没有从上一代传承什么，而我们之所以会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运气。历史正好将我们放在了那个地方，如王石，他正好被放在了那个时期，而最后他又选择了一个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房地产，严格讲也是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就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命运。如果我们将王石放到另一个地方，他或许就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今天的地产大亨。在中国，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具有超强的本领，只是被摆在了适当的位置上。
当然，做房地产的一般都拥有一点政府背景与银行关系，他或许就是从石油部出来的，但石油部退下来的干部做房地产的很少，他可能做石油生意去了，因为在这方面他懂，也有资源。而从事电影事业的这些文化界老板，大多数则是学美术出身，出于个人喜好，最早开一家广告公司，无本生意，然后慢慢转入电影行业。所以，我觉得经商成功的人或许在智商上比别人高一点，但没有太大区别。比如咱们与初中的同班同学比较，我们会发现，成功的可能只有两个，但这两个并不是上学的时候班级里的第一二名，一定不是。因此，我觉得这是运气，起码我们这一代是靠着运气成长起来的，正好赶上改革的好时代。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传志的忍耐力（16）
苏小和：那么年轻一辈呢，他们也是靠运气成长起来的吗？
王中军：我觉得也是靠运气。如2000年后，我国出现了一批成功的投资人，他们在资本市场上游刃有余，但我觉得，他们与企业家还不太一样。企业家与投资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的成长是赶上了中国的高速发展，赶上了热钱使劲往中国涌的大环境。对他们来说，融资非常容易，因为他们是金融科班出身，因为在华尔街的经验，也因为他们懂得美国的游戏规则。他们的智商比别人高吗？我不这样认为，他们或许比一般人聪明一点，但最主要的还是运气与机会。如果他们不是中国人，也是美国华尔街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我相信他们也无法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如果放在今年，让他们再试试融资10亿美元，我相信谁都无法轻易办到。
苏小和：因此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
王中军：对，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时势太重要了。如今的时代下，将军已经不存在了，这不是战争年代。人们已不会再去崇拜一个年轻的将军，而会去崇拜商人。我觉得，我们这一拨企业家都是这样，在成功的过程中运气占了第一位。当然有人可能不会承认，觉得自己的成功是通过奋斗与拼搏换来的，但我并不认为我比别人拼搏的多，在工作量上，别人上班8小时，我们有上班20小时吗？一样也是8小时，而且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后就业，不外乎有人去美国留学，但这没有本质区别。所以现在华谊兄弟将电影做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还是因为中国的电影市场起来了。
苏小和：还是赶上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时候了。
王中军：如果中国电影市场依然只有八亿票房，我们再有本事也不可能独占这八亿的份额，所以还是因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情况好起来了。
苏小和：通过与其他行业的比较，电影行业中的诚信是不是要更好一点？
王中军：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非常契约化，非常透明。就如我之前说的，演员片酬的透明性。当然我也不是说其他行业就不契约化，只是我对他们没有太多了解。
苏小和：那在这个行业，有没有比较多的压应收款的现象？
王中军：我觉得，这应该是合理的。对于应收款来说，压是行业规矩，既然你在这个行业里，你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付款方式。比如电视剧，它有18个月的周期，不是说一播完，电视台就会付款，这一规矩你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因此，任何时候都是我们适应市场，市场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是改变不了市场的。比如电影票房分帐，在美国，电影上映第一周票房的80％由片方所有，大家知道，电影票房在第一周产生的利益最大，如果一部电影的所有票房为两亿，那第一周就会占去一个亿，这对片方的帮助最大。可中国不是这个规矩，是整部电影票房的40％归片方，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我就不拍电影了。我觉得，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像刚才说的中国电影的管制与审批，可哪个国家没有审批呢？只是中国的审批尺度比他们严。如果要抱怨，我觉得可以考虑不干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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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的底线（1）
李彦宏，山西阳泉人，1968年出生，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经获得 “CCTV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IT十大风云人物”、 “全球最佳商业领袖” 、“中国最具影响商界领袖”等荣誉称号。
作为一家新技术公司，李彦宏和他的百度本可以跳出官商结合的牢笼，做出一家真正的现代企业。事实上，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层面，李彦宏的确做到了产权清晰，在资本运营的层面，更是做到了绝对开放。这种在中国经营、在美国上市的高科技企业，看上去完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种种要求。
但中国的事情总是比一般的制度设计要更复杂、更隐晦。李彦宏的问题显然不在企业制度设计，而在于更加抽象的信息自由流动。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如果中国市场不能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那么百度将永远只是一家小富即安的公司。如此，在信息流动的层面，百度终于必须要和政府达成一致性，否则，他甚至连小富即安都实现不了。
GOOGLE风暴骤起的前几天，我刚刚和李彦宏先生有过一次聊天，大约40分钟之内。我问得尖锐，他答得规矩，以至于我中途开玩笑地说，咱们不要那么外交辞令，放松一点才好。
GOOGLE事件之后，好多人都以为，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彦宏应该会及时出位、抢占市场，但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李彦宏和他的百度，似乎安静得让人不习惯。GOOGLE事件刚开始闹腾的时候，有年轻的百度员工如孙云丰雀跃出来，骂GOOGLE市侩，结果被李彦宏一巴掌拍了回去，孙的博客文章删除，网络上被转载的稿子，则动用所有的公关手段，能删除的尽量删除，要把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