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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从富县回延安，来娃竟在宾馆门口等我，要请我吃饭。他说庄稼已经种上了，他比别人动手早，否则大家就都来了。“节气不等人，你咋不多住些日子？”来娃真心地挽留。我说公务在身，以后一定再来。来娃告诉我，现在粮食吃不完，手上也有了活钱，家用电器基本置办齐了，还安了电话，“请你在延安最好的饭店吃饭都吃得起！”他得意地说。“算了，吃什么也不如请我吃‘肉夹馍’！”我回答。来娃还说，他和喜明、娃儿商量了，“等什么时候闲了，相跟上逛趟北京，看你们去！”那口气，再不是当年那个填不饱肚子、因营养不良不肯长个儿的大嘴后生。分手时他给我留了家里的电话，居然是国内直播。
短短几天，去了延安、富县和志丹县，汽车在绕着山峦沟壑的盘山公路上奔驰，那山，那水，那人，无不令人心动，也感慨多多。虽然日子比从前好过了，但当地百姓依然贫困。
说句题外话，今年5月同事带团访问延安，接待单位恰好去年接待过我们，还讲起“某老知青” 寻访延安的故事在当地留下一段佳话，也是我与延安不解的缘分。
回北京后给来娃打过一次电话，是他儿子接的。我说：“告诉你大，照片洗出来就给他寄去。”用傻瓜机拍的照片谈不上艺术，只证明了到此一游。把它拿给同事和朋友看，说起回延安的感想，不管人家爱不爱听。特别是跟前两年回过村的炕友聊起来，更是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像祥林嫂，觉得留下了无数遗憾：遗憾没有来得及去新村见更多的老乡；遗憾没有重游远近闻名雕有佛像的“石窑”——我们村就是以它而得名的；遗憾没有再爬我们当年劳动必经的“大高坡”……
三十年难以割舍的知青情结，就这样又被重重地勾起来，我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种情结对于我心灵的震撼。有遗憾就会有向往，有向往就会有行动。
还想再回延安——也###年，也许后年，也许再过几年！
后记：这是一篇旧作。自2000年回过一次延安，又是好几年了。前年，当年村里的几位后生——现在已经做了爷爷，真的相跟着逛了一趟北京，还千里迢迢地给我们带了小米和红枣。我们请老乡在便宜坊吃了一顿北京烤鸭，着着实实地热闹了一晚。这篇文字，聊表春节前我对乡亲们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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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鹰击长空（1）
如果回忆往事像咀嚼一个放得发硬的果味面包，那么怀念“鹰击长空”的日子就像品味其中的果仁。前些年，我刚刚学会上网的时候，曾在网易社区寻亲访友布告栏里发了个启示：寻找“鹰击长空”队友白洁凌。
我所怀念的，是一支叫做“鹰击长空”的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是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对于我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四五岁时，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痛并快乐”的时光，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要寻找的白洁凌，奔儿头，圆脸，有一个和她长相贴切的外号：白猫。她是我在“鹰击长空”最早熟识的朋友，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因此我坚信，只要找到她，就能找到所有的人，好比长白山上的桔梗，只要找到一两颗，就能挖出一大箩。
那年我刚从外地调回北京不久，每当走到当年宣传队活动地点少年科技站附近时，就会想：不知白洁凌和那些队友们在哪儿？
发布网上信息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话筒，对方让我猜猜他是谁，我猜不出来，但知道肯定是老朋友。
“我是林东啊！还记得吗？”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很遥远。
“林东？记得，当然记得！”我大喜过望；在办公室里旁若无人地喊道。原来，这位当年宣传队的重要人物之一，现在是一所外国语学校的教师。很巧，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他的学生家长，一次闲谈中，无意夹带出我，于是接上了关系。
我想，因特网还不如人网，网上寻人，我只收到一封来路不明的邮件，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天知道是谁，又在哪里等我！而茫茫人海中，不知怎么就能碰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销声匿迹多年、我以为再也无处寻觅的林东就这样忽然从天而降，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的老话。
为什么我们当年有幸相识？如今又再度邂逅？大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能编织出怎样的人际关系网，全凭一个缘字啊！
“文革”期间，我是因为背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又不甘心寂寞才参加宣传队的。在我印象中，“鹰击长空”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队员们像流水的兵，在它存在的两年中，始终保持着一支三十至四十人的队伍，成员大的二十上下，小的十四五岁，全是在校中学生，后来被称做老三届的那一茬人。
当年，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的不同性别、不同秉性的少年，在队里朝夕相处，尽管许多人家被抄、父母被关押，但我们咽下痛苦和烦恼，每日排练、演出，闲时打闹嬉戏，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互赐外号；拉手风琴的郑国安被称为“兔子”，这本与我无干，却一直代她受过。附近的小孩不知为何认我为“兔”，每当宣传队外出，一群小人儿便冲我大喊：“小白兔，咧咧咧，前边打鼓是你爹……”。我蒙冤受屈倒也罢了，带累老爹不明不白遭株连，真兔子倒逍遥法外，令我耿耿于怀。这件“冤”案后来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我插队多年后，一次回北京，偶尔路过宣传队驻地西城少年科技站，被两个小伙子认出，交头接耳议论：“这不是小白兔吗？“鹰击长空”的！”难为他们已经长得人高马大，竟还记得我。
林东外号“猪头”，虽说不雅，但他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大伙儿盛情赠予，也就笑纳了。而我则小肚鸡肠，对蔑称坚决抵制。这里又有一桩“冤案”。老大哥刘百操由于练过击剑，腿脚敏捷号称“鸡腿儿”，兼名“土鳖”。一次开玩笑，被他设了一个套装进去，不留神得名“小土”，此乃刘兄智慧，也该着我搬起石头砸自家脚。
宣传队几十名队员，从初一到高三都有，皆是各校文艺精英，几乎人人都有绝活儿，课余时间大多在少年宫或者少年体校操练过，总体趋势阳胜阴衰。最有趣的是队干部们每人一段号谱，叫谁就吹谁的谱，招之即来，绝对高效的通讯手段。鼎盛时期，另有一支游击军加盟，两路人马会师，实力大增，不久又被“首都中学红代会”招安，那段时间新节目层出不穷，演出频繁；使得“鹰击长空”声名鹊起，很是辉煌了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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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鹰击长空（2）
我进队大约在1967年春天，一次我跟同学高建华、赵淑琴到科技站去玩，对宣传队一见钟情，经二人引荐加盟。不久她俩不知何故淡出，我因喜欢那种张弛无序，半军事化半散漫的生活，便独自留下。其实我并不会，也不喜欢表演，只是练过体操，能翻高而飘的跟头，很能唬人，虽然我在队里大有滥竽之嫌，人缘却混得不错。
“鹰击长空”是我的学校。在我以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失学后，无时无刻不从王明、王仪宁和刘百操等令我景仰和羡慕的高中生身上，学习、模仿和汲取文华营养。那段不长的岁月，胜读书十年，使我获益终生。
热爱音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们拥有一支出色的乐队，节目大多自己编写，曲子自己作，器乐自己配。最引人注目的是赵蓓、张建生和范汝幸三把小提琴，看他们犹如金童玉女，听那乐声悠扬，令我如痴如醉，由此迷上西方古典音乐，经常为了寻找一张喜爱的唱片煞费苦心，还蛮练过多日小提琴但终不得窍。想不到的是，多年后女儿为我圆梦，考入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小提琴，使音乐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永恒。
热爱文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虽然我小学时就喜欢吞读各种文字，热衷于涂抹，但比起高中队友便小巫见大巫了。受他们影响，到处搜寻“禁书”和名著，常常在枕上读到深夜。有空就听他们高谈阔论，私下里练习写作，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填词谱曲，最终怕被笑话，没敢拿出来。最初的创作尝试，无疑为我后来获得生存技能奠定了基础。
胡思乱想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我就读的学校男女生分班，交际范围有限，而宣传队人才济济，经常与比我年长的高中生、特别是与异性交往，满足了青春期身心躁动的需要，锻炼了理性思维能力，也增长了知识，丰富了人生经历。那段时间，我还写了大量颇具少年激情的笔记，可惜没能保存到今天。
宣传队最后的结局是无疾而终。
1968年春天，老三届开始毕业分配。由于六六届离队，“鹰击长空”痛失主力，小字辈则渐成气候，乘机领衔担纲，上台呼风唤雨，唯独我不思进取，甘当龙套，因而从未显山露水，直至军训开始，改换门庭为学校宣传队效力，才渐次显示出激情澎湃的编创才能。最辉煌的时候曾经率领两支宣传队，此为后话。
分配高潮到来后，形势骤变，大家人心惶惶。在宣传队最后的日子里，队里的空气忽然暧昧起来，但见师哥师姐行踪鬼鬼祟祟，纷纷投石探路或苦心设计，把一支支丘比特箭射得眼花缭乱，“鹰击长空”俨然进入恋爱季节。我和王爱莲人小鬼大，窃笑别人溺水爱河，直到日后谈婚论嫁，才笃然生出沮丧：怎么我的花季就毫无魅力，竟未使一位男孩眼亮？幸亏后来遇上成人之美的我家先生，解除了老母的后顾之忧，否则岂不老朽闺中？这是后话。
令人费解的是，一对对众人看好的爱情纷纷落果，万箭齐发，却只有一箭中的——管家魏兆麟生擒了老转儿解文琦，成就了“鹰击长空”唯一一对美满姻缘。
那年岁末，我们终于飞鸟各投林。当兵的有原国华、国红、周津丽；留北京有幼师的三位大姐和林东、孙威；蜂拥兵团的最多，白洁凌、王仪宁、刘百操、魏兆麟、解文琦、张建生等；我则跟本校一帮散兵游勇去陕北插队，此后各奔东西、相距遥远，仅与林东、王爱莲、高建华和周浩通过信，后来联系渐少，直至缈无音讯。
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那些冲洗技术不佳的黑白照片，回首往事，更生出无尽的怀恋。
那天，我和林东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最后叮嘱他：“以后再聚会，一定要通知我啊！”放下电话，想起几年前校庆，相会分别多年的老师同学，临出门，女儿看着我忽然说：“老妈，你该穿得鲜亮点儿，化化淡妆！”女儿用心之良苦，让我顿生“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感叹。尽管红颜尽褪，面目皆非，但毕竟是曾经沧海，不怕愧对当年兄弟姐妹，我准备无所畏惧地赴一回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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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鹰击长空（3）
然而，青春不再，情义绵长。当年周营耕作田间，宣化有惊无险，南口军营体验的往事历历在目，更有薛伯雄天津取经困卧桥头、范汝幸含辛茹苦擦车奉贼等令人捧腹的典故韵味还浓。有一段时间，我曾打算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无数次雄心勃勃地开篇，又无数次地偃旗息鼓，终于没有将小说进行到底，只好随便对付一篇，聊慰思恋之情。
文章在电脑上敲出来，先生看后评论说：“题材不错！不过你把能做西服套装的材料，裁成了一件背心，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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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明（1）
三明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六岁认识，十岁分别，这一别就是遥遥千里，漫漫数十年。
十岁那年，外祖父调动工作，去另一所大学任职，我尊父母之命，从合肥转学到北京，以便“接受更好的教育”。此前，我一直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外祖父是安徽大学重建时的###之一，老人早已百年，而他主持建造的教学大楼至今依然屹立。
我和三明同学4年，由于在班上年龄小，个子矮，同坐前排，我俩最能玩在一起。虽然偶尔也吵架，却不妨碍我们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时我家住104楼6号，三明家住105楼8号，我家的后门对着她家的阳台。想约她玩，只要冲着阳台喊一声，就见三明伸出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脑袋答应一声，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