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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停下脚步，也许就是人类生存的意义！
图片：医疗队行进途中
过大年
我最难忘的一次“大年”，是当年插队时，在陕北一个叫做石窑的小村子里过的。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日子是岁末，冒着大雪赶在年根儿去延安，据说是让我们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我们村的十六个知青，大部分不满十七岁，许多人第一次离家，更没在外边过过年。
陕北乡下过年，一进腊月就忙活起来，扫房、蒸馍、杀猪、磨豆腐，连前带后差不多得折腾一个多月。大年三十，家家户户挂对联贴窗花，喜气洋洋、红红火火。队里照顾知青，过年不用开灶，从除夕夜到正月初五，我们分散在老乡家吃饭。陕北人好客，尤其是那些家境稍殷实，又有巧妇做炊的农户，都愿意请人到自己窑里做客。谁想请哪位知青，便打发碎娃（小孩）前去接人，我们候在窑洞里，像农贸市场上等着买主的大白菜，让人家挑了往家领。有时几家争一个，还得村干部调解。
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来了贵客要坐热炕头。村民待客，男人才上炕，女人是要站在下面伺候的，以示对客人的尊敬。有时候客人相邀，实在推不过，女人才侧着身儿，半个臀款款儿地跨在炕沿上，但与人相视，便红了粉面，羞怯怯的。那份柔媚，那份文静，令我们这些大地方来的女知青相形见绌。
我们远道而来，被看作贵客，自然要坐炕头。可惜大家多不会盘腿，无缘坐首席，我仗着腿脚灵便，占据了炕上最温暖的好地段，受用主人布菜添饭，心安理得。
村民过年喝的多是自家酿制的米酒，那酒稠稠的，呈淡琥珀色，一口抿在嘴里，酸唧唧、甜丝丝的，那醇香绵长的美味，喝一口就忘不了。老乡说这酒不能多喝，若是醉了，比老白干还厉害。我不听劝，过年那几天，一家家地串门子，一碗碗地喝下去，喝得半醒半醉，就品出了各家婆姨的巧与拙。米酒酿得好的，油馍必炸得好，扁食（饺子）也必捏得好。这样的婆姨，模样多半儿俊俏可人。
那时我们知青不分男女，一律蓝制服，黑棉鞋，往那儿一站，像个粮食桩子，上下一边儿粗，没有任何美妙而言。而陕北女子却亮丽得多，虽说生活贫困，但女孩总有一件见人的衣裳，她们穿红着绿，剪裁精巧的中式小袄，把个窈窕的小腰身勾勒得曲线玲珑，俏丽无比，走在崎岖的小路上，越发显得袅袅婷婷，美不胜收。
说到陕北女子，自古有口皆碑。米脂桃花水养育的女儿自不必说，单是延安，也是美女如云。常年劳作的辛苦掩盖不住青春的活力，村里的未婚女子和年轻婆姨，一样的黛眉粉面，一样的明眸顾盼，一样的娇憨妩媚，一样的婀娜多情。她们那来自天地之间的灵秀和来自山水田园的淳朴，是一种绝非城市水泥院墙里制造得出来的美丽。
那时候陕北还很穷，村里人一年里总要有几个月吃糠咽菜。然而，贫困似乎不能泯灭人们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压抑人们过年的情致，当地人讲究过“富”年，过一个年穷半年也情愿。
三十晚上，全村人聚集在场院上，敲起锣鼓，响起鞭炮。村里那位远近闻名的“伞头”，带着一群青年男女踩着越敲越紧的锣鼓点，走起了“场子”。复杂的队形和流畅的行进令我们叹为观止，老乡拉我们加入，队伍立刻被搅得乱了阵脚，不知谁踩了谁的脚，谁撞了谁的腰。就这样和老乡一起整整闹腾了一宿。那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一夜，使我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对亲人的思念，心中只有一个想头，欢欢喜喜过个年！
其实那个年并没有过出什么“革命”味儿，却是我经历的最难忘的大年。以至于在几十年后想起来，觉得喧腾的锣鼓依然余音萦绕，醇厚的米酒依然余香诱人！
那是一个我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亲历的真正意义上的过大年！
回延安（1）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诗中的意境，徘徊心中已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延安的向往与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
十八岁离开延安被招工到西安，一别就是三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搭上落实政策的末班车，回到北京时，已经年届不惑。
临行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回延安看看。结果转户口、订集装箱、打包行李，恨不能多生出两只手，哪有故地重游的闲暇？
动身那天细雨霏霏，离别之情油然而生。送行的都是异乡结交的挚友，隔着朦胧的车窗，看不出他们脸上流的是雨还是泪。
客居西北二十四年，回北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抛弃了我。
首先是没有工作，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只可端的饭碗；换句话说，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把职位提供给我这个既无像样文凭，又无技术专长的“大龄青年”——据说联合国卫生组织把青年的界限划定在四十五周岁以下；其次，观念和习惯已和当代北京人相去甚远：不会过马路，不会逛超市，甚至连公交车都不会乘，如在某站下车，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返程站——毫无单行线的概念。最要命的是口音也发生了变化，打个车师傅也要问：“您是北京人吗？”
终于被某单位当时的老板招至麾下。在听完我表白自己能够成为优秀员工的种种理由之后，他以入木三分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样从小在外闯荡的人，肯定特能吃苦。”于是，我幸运地有了一个吃苦的地方。其实老板不知道，工作对我们来说，像游戏一样毫无负担并且快乐。感谢知青身份，使我们永远年轻有朝气，哪怕六十岁、八十岁、一百岁！
人过中年容易怀旧。转眼就到了想不怀旧都不能的年纪。所有的旧情旧事，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就是延安。回北京后，没少联络当年同窑洞住的“炕友”，商量着回村看看，却各自忙碌，凑在一起着实不易，事情一拖再拖，就到了2000年春末夏初。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趟差事。我因参加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的撰稿和宣传策划，陪几家媒体的记者访问延安。其实那种匆匆地来去，根本不是我所渴望的回首寻根。架不住导演和制片人撺掇，只好受命，顺道回访阔别三十年的故园。
出发在5月的一个艳阳天。大巴载着我们在首都机场停机坪绕来绕去，才找到将要搭乘的国产“运7”。和体形硕大、神气活现的波音767、空中客车相比，“运7”就像老母鸡翅膀下一只底气不足的雏鸡。狭长的机舱只有四十八个座位，我们一干人马占了近半，央视两个摄制组，加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足有二十多人。
“运7”飞起来动静极大，两个发动机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在强烈的气流中颠簸的飞机就像被疾风抛上抛下的风筝，搞得乘客格外紧张，不时有女士发出惊恐的尖叫，连我这样久经考验的老出门客也不安起来，心想这飞机要是出点麻烦，中国新闻战线可就损失惨重了。
经过三小时飞行，终于抵达黄土高原上空。透过密封不严的机窗，不但看见满目的浓黄，还嗅到了干燥的泥土味。就在心跳加快的当口儿，空姐娇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延安机场因沙尘暴关闭，飞机将改降咸阳机场。”猛跳的心，就像紧急刹车的发动机，一下子被卡在了喉头，一路上酝酿成熟的感情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当掉头南飞的“运7”小心翼翼地降落在咸阳机场时，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有惊无险，心有余悸，大家争执起来，有的要改乘火车，有的坚持仍乘飞机。巧的是，报社记者个个惜命，电视台的多为亡命徒，央视勇士云集，惟有一位资深美工反对“天上动”，最后扛摄像机的大胜耍笔杆子的。我本来是主张“地上动”的，也只得将身家性命交与“运七”。特意看了一眼那位美工，表情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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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延安（2）
咸阳一宿无话。
第二天早上阳光灿烂。在疾劲的西北晨风中，我们鱼贯登上“运7”。昨天的紧张心情随着沙尘暴的平息而消散，心情变得和阳光一样灿烂起来。经过几十分钟平稳的飞行，再次俯瞰脚下的一片黄土，只见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梯田层层，绿云掩映，机上别人尚可，美工已两眼发直，口中念道：“悲壮，悲壮！”我的心也再一次开始狂跳。
延安机场位于市郊一片平川上。走下旋梯，情不自禁地感情再次迸发，两行清泪水到渠成。有位好事的同行透露了我的知青身份，引起主人的热情与好奇。茫然地随大家上车，凝望窗外，两眼已不够用。农田、市场、教堂、街道疾速掠过眼前，宝塔山也终于落入视线。
咸阳耽搁半天，日程变得很紧。午饭后先到凤凰山勘察直播现场，接着参观枣园、杨家岭和四八烈士陵园。记者们大部分没来过延安，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枣园。春光下的园子草地翠绿、土窑苍黄，一对父子正为游人表演歌舞，父亲四十多岁，儿子二十出头，都是典型的陕北汉子：一样的高鼻梁，深眼窝；一样的宽肩膀，高身材。父亲看起来更酷，要是在张艺谋的片子里饰个角色，肯定能一炮走红。他们唱一曲信天游，舞一段安塞腰鼓，尽情投入，旁若无人。一行人看呆了，鼓掌叫好喊“再来一个”。看我们真心喜欢，父子俩来了精神，一直到我们上车，还追在后面载歌载舞，送出好远。我问陪同：“点一次歌舞多少钱？”陪同回答：“给也演，不给也演。老子是下岗工人，儿子是无业青年，天天来这里，挣多少算多少，说是给个工作都不换，他们爱的就是这号！”我听了心中一动，又有泪水想往出涌。
晚上当地政府为我们接风。席间宾主相互敬酒，我却早已心不在焉，对昨天耽误的时间耿耿于怀——本来打算请记者们跟我回村吃婆姨们做的陕北饭，因还要去富县和志丹县，这个节目只得被忍痛删除。善解人意的市卫生局司机小马问我：“你是不是真想回村？”我说“当然！”他推开碗碟，一腔丈义：“那咱走，我送你！”
我插队的石窑村距延安二十五华里。山路似乎还是原来的山路，川道却已变得认不出来了，汽车沿着延河蜿蜒北上，途经当年公社所在地河庄坪，昔日千倾田川已经变成长庆油田的一个福利区，一条整齐的街道，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猛一看竟以为是都市。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山乡巨变，河流改道，好容易才找到看上去面目皆非的村口。
正是晚饭后，一群吃饱喝足的后生蹲在村头的树下抽烟闲聊（陕北少年多早沾烟草），见了生人，脸上堆着好奇。我走上去挨个问：“你大（爸）是谁？你妈是谁？”听见熟悉的名字，赶紧说：“快叫他们，就说北京来人了！”后生们即刻跑得没了踪影，我在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引导下，攀上半山腰，寻到当年的大队书记杜修明家。
远远看见杜修明的婆姨颤巍巍地在窑洞门口簸粮食，她居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苍老了许多。我上前叫了声大嫂，那婆姨愣了一下，盯着我像看外星人。我忙自报家门，说：“不认识了？”她辨认半晌，才一把拉住我，眼里流下泪来，头一句话就说：“你咋老成这号了！”杜修明寻声出来，脸上表情惊愕，慌得把我往窑里让，一家子儿子、闺女、媳妇、孙子，围了半屋子。大嫂二话不说，从衣柜里捧出一个衣衫褴褛、胳膊用铁丝栓着，鞋只剩一只，脸脏兮兮的塑料娃娃，说：“你看，这还是你给我们女子买的！”那一瞬间我吃惊之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杜家女儿小时候极漂亮，很招人喜欢。我工作不久，一次杜修明来西安，一个月只有十八块津贴的我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娃娃托他回去带给他女儿，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将一个玩具娃娃保存到现在，那得要怎样的上心啊！现在杜家女儿也有了一个漂亮女儿，我想，应该再买一个娃娃带来，要最时尚的那种，送给她的女儿！
回延安（3）
忙着春种的男人们陆续收工，当年的玩伴来娃、喜明、大莲和娃儿等闻讯赶来。彼此相认，大家十分激动。陕北有早婚的习俗，三十年前的小兄弟小姐妹，如今都当了爷爷奶奶，个个孙男弟女绕膝，关心地问我“有孙子了没有”。我说：“惭愧，哪有你们人丁兴旺！”当年响应晚婚号召，仅生小女一人，还在念书。平时以为自己还不老，谁知已到了该抱孙子的年龄。一一问起惦记着的老乡，闻知有的过得还好，有的年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