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期间，极尽一名医生的职责，给季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季老尊重这位年龄只及他三分之一多的年轻医生，为了表示感激，意将这部散文集签名赠送。不巧，柴洁医生出国深造，于是季老请我转送，季老说：“施教授我已当面致谢，送柴大夫这本书就拜托你了。”这是来自一位耄耋老人的诚挚谢意，使我在接过这本书并答应转呈的时候，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得到柴洁的消息。每当拉开抽屉，就看见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翻阅，像对着一面镜子，它时时提醒我，君子诚信，一诺千金。
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办到，虽然只是转送一本书。现代信息社会，无数方式可以畅通人们物质和精神的传递。但令我不安的是，隔着城市和乡村，隔着大陆和海洋，我无法判断在日行八万里的地球上，柴洁目前的确切位置，我不知道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才能将大洋这边世纪老人的嘱托传递到大洋那边年轻医生的手里。我的心也是一面镜子，这无法应兑的允诺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我温暖，让我领略世上最珍贵的人间暖情；另一方面使我不安，使我为无法圆满实现自己的承诺而踌躇。
心的丝带在天上飘，《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还在抽屉中被收藏。牵着那条饱含温暖与牵挂的带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链接它两边的终端，一边是带着殷殷谢意的季老；一边是对此一无所知的柴洁。
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个平常的故事，完成一段需要在万里之间进行的心灵传递。
邂逅季老（1）
人与人相识，需要的是缘分。
如果喜欢或者景仰一个人——那种倾心的喜欢与景仰，既不必追星，也不必性急，就那么隐约地在心里牵挂着，也许他会在你生活的某一个路口，等着和你邂逅，只要你和他有缘——我一向这样认为。
于是有一天，我认识了季羡林先生。
遥望季老，从读他的散文开始。学术泰斗的博大精深，我自无法领略，但我觉得，他是一棵大树，他散文中蕴涵着的平淡和悠远，使人读起来就像在树下乘凉，就像和他在聊天。
其实，原可以早点走近他。前几年，我从医务部的报表中得知，他患白内障住院，想到近在咫尺，有一段期许等在那里，忍不住怂恿院办主任：“咱们去看看季老吧！”主任踟蹰半日说：“恐怕探望的人多，就别打扰了。”
只好作罢。天天注意报表，直到他出院。
后来认识一位朋友——文化名人肖像摄影师魏德运。小魏赠我一幅作品，画面是端坐书桌前的季老，肩上攀着一只白猫。有人评价，那是一幅能在国际大赛获奖的佳作。见我喜欢，小魏仗义地说：“季老和我熟，如果你想认识他，我可以引见。”“谢谢，不必了。”我想，有珍藏照片的缘分，足矣。
缘分可遇而不可求。一天，我的另一位朋友，作家周明突然来电话：“季羡林教授要看病，请你帮忙联系一下好么？”原来季老又染眼疾，人吃五谷杂粮总要生病的，幸而只是白内障。
一而再、再而三，我真的相信和季老有缘分在那里了。第二天不巧要外出，提前挂好著名白内障专家施玉英教授的号。周明一再叮咛，季老高龄，千万别让他久等。待我回来，季老已先到，虽然他视力很差，但一见我便点头微笑，认定是他要等的人。陪同季老的李玉洁老师说：“说好今天来看病，季老总惦记着，一宿没睡好，六点就起来了。”
周明无意牵线，却印证了我的理论——相识不在刻意，只要有缘。
眼前的大师与照片无异，谦和、睿智；更令我惊诧与感动的，是他脸上浮现的竟是孩童般纯真的笑容。
据说那天季老刚下车，就被门卫认出——那位师傅正在读《牛棚杂忆》，只见神往已久的大师突现眼前，大为惊喜，捧着书过来相见；季老显然也颇感意外，此乃又一段缘分。
住院手术，施玉英教授妙手回春。很多白内障患者都认定，她是“京城第一刀”。疗效正如季老所言，“大放光明”。那日小魏探访，刚坐定，书法家欧阳中石也来了，两人握手，原来认识。世界真是太小了，随处可能遇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欧阳中石是我们老院长赵相印教授的同学，我对闻讯而来的赵院长说，闹了半天就我一个生人。
不见大师，不知道什么是虚怀若谷；未识季老，不知道什么叫学无止境。和他在一起，就像和自己的长辈，用不着客套，用不着拘束，想到哪就说到哪。
“您快九十岁了，身体健康，头脑又这么清楚，有什么秘诀吗？”我问。
季老笑答：“我的长生之道是三不：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锻炼，是不刻意锻炼，但要多活动。”他穿着亦朴素，一件半旧藏蓝的卡中山装便是出门‘礼服’。他说：“去日本，去台湾，都穿它。家常衣服，比这件就不如了。”
一个没有课的下午，正上大学的女儿来到病房，相差七十岁年龄，现代女孩也和世纪老人有缘。见到“小朋友”，季老格外高兴，取出一本《留德十年》，不顾刚复明的眼睛还有些红，伏案提笔写道：“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珍视生命，挚爱自然，勤奋学习，永不间断——在病房中聊缀几句，与小友共勉。”女儿捧书逐字念罢，季老细细解释：“一个人，心里首先要有祖国；孝敬长辈，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生命宝贵，大自然美妙，要好好珍爱；希望你一辈子勤奋学习，不管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还是再大十岁，永远都不要间断。”女儿点头，突然搂住老人：“季爷爷，我记住了！”季老轻抚女儿肩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那情，那景，让我想起季老的名篇《三个小女孩》。李老师感慨，在一旁说，此番住院，季老感想颇多，出院后肯定有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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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季老（2）
手抚季老亲赠的四卷散文集，一边期待这位耄耋老人的新作，一边想：与大师相识，乃三生有幸。我以何德何能，修得此缘在世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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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故事（1）
一直想把这个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一位我认识多年的音乐人。
他是一个赤着脚在乡间田埂上长大的孩子，祖籍陕西长安，一个有着悠久、厚重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地方。
他成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但人们对精神的追逐却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倦怠。（当时村里最盛行的娱乐活动是鼓乐——由一位鼓手率一群打击乐手表演的节奏音乐）。每逢农闲时节，乐手们便聚在村头演练，招惹得村民，特别是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逢年过节或遇婚丧嫁娶，更是他们抛头露脸、尽情表现的时机。我在十几年前看过一场长安农民鼓乐队的演出，曲目有《秦王破阵》、《鸭子拌嘴》等，整场节目诙谐热烈，气势磅礴，十分令人难忘。
他小时候聪慧、敏感，沉默寡言，带有一点腼腆和忧郁。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最好的鼓手。那时，成为鼓手是一种荣耀，村里最受尊重的老人往往是鼓打得最好的，鼓打得好的没有不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十里八村的能人。因此，学打鼓便成了孩子们的向往。出色的鼓手总是愿意把技术传授给最聪明的后生。然而，这种依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艺术，在他的父辈手里出现了断层，差一点失传。偌大一个大村子，几百名青年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学会复杂鼓点、充当首席鼓手的人。这时候领衔的老鼓手已经快打不动了，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就只能从孙辈里物色了。
于是，他幸运地被选中。他一开始学艺就是兴致勃勃的。鼓点很难，拍子也是极其复杂，那是连专业音乐工作者都难以记住的乐谱，口传心授的学习，要求学习者有良好的记忆。令师傅吃惊的是，无论多难的节奏，他几乎听一遍就能跟着往下打，几遍下来就能一气呵成，而且打得有滋有味。师傅挂锤后，他坐了鼓乐队的头把交椅，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带领一帮成年乐手在各种喜庆场合把鼓点敲得热火朝天，成了当地一景。后来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每有闲暇，就坐在院子里开弓自娱，抑扬顿挫、婉转动人的琴声听得大人孩子流连忘返，村里人都叹道：这孩子，实在灵醒。
当年，在一个有###个子女的农民家庭里，父母根本没精力为一个穿哥哥旧衣服长大的孩子考虑前程，更不可能为他的教育投什么资。如果不是他凑巧有一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如果不是哥哥萌发了一个英明决策——建议他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也许他至今还率领着村里的鼓乐队农闲时穿梭于红白喜事之间。
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关中平原浑黄的泥土培养了他独特的气质，长安鼓乐的艺术精髓唤醒了他非凡的灵气。从来没有见过钢琴，更没学过视唱练耳，他却天生耳聪目明，具有分辨绝对音高的天赋，听音和模唱轻而易举得了优秀。更绝的是，他觉得考试模拟的节奏比他经常打的鼓点简单多了，听一遍搞定，竟考了个罕见的满分。
演奏考的是二胡。拉了两首自己练会的曲子，基本功不怎么样，但乐感好极了，表情非常到位。考官们被他超俗的艺术气质深深打动，更让老师惊讶的是，小小年纪，一双手掌竟和成年人一般宽大，手指少见得整齐，小指和无名指相差无几，十指修长而富有弹性，指尖肌肉圆润丰满——真是天生的演奏家的条件。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造就之才，应该学习最难驾御的乐器皇后——小提琴。
乡下孩子不知道音乐学院都有什么专业，老师说让学小提琴就学小提琴。但他决没有想到，第一次拿到那把形态优雅、腰枝纤细的琴，就爱上了这件西方古典乐器，而且这种热爱忠贞持久，始终不渝，贯穿在了他的整整一生中——此为后话。
十二岁学琴，被西方小提琴教育家认定已是专业学习不可救药的年龄。好在他练琴有一种永动力，与其说他勤奋刻苦，不如说是因为热爱。他练琴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冬天只穿一件绒衣，在没有暖气的琴房里狂练；夏天骄阳似火，他把双脚泡在盛着凉水的盆里猛拉，绝没有他后来教的独生子女琴童们的懈怠与厌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喜爱。艺术院校淘汰率很高。高考时，他们这一届有的因专业跟不上落选，有的因文化课不及格复读，小提琴专业只剩下他一名学生。
一个人的故事（2）
大学期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应邀来西安讲学。校长说：给我们派一、两名优秀毕业生吧，否则教学水平跟不上。陈教授在给他上课后说：还要我们派高材生么？你们自己的学生就很好啊，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教师。名家的鼓励大长了他的志气，从此更加努力，琴艺进一步提高。
一个意外事件中断了他的学业，那就是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校园变成了恐怖的“红海洋”，许多同学突然当上“红卫兵”。他对造反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拉琴，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后来形势严峻，校园里连一个可供练琴的角落都找不到。无可奈何中，他想到陈又新教授。上海肯定也停课了，如果陈教授赋闲在家，不是正好可以跟他学琴吗？主意已定，他背着心爱的琴登上东去的列车。正是“革命大串联”期间，学生上火车不买票，使这位发愁路费的穷学生喜出望外。车厢里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铁路边到处武斗，一派混乱，火车走走停停，总算到了上海。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不曾想这里的火药味比西安更浓，当他找到管弦系办公室，向人打听陈教授的时候，人家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陈又新自杀了！”天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样。这消息犹如当头一棒，他一下子无力地瘫坐在楼前的台阶上。
带着失望和痛苦回到西安，他决定自己当自己的老师，每天照样读书，练琴。好在别人或热衷“革命”，或趁机逍遥，很少有人管他的闲事。为了怕被人批判为“封资修”，他在宿舍里挂上厚厚的帘子，为小提琴加上弱音器，行踪谨慎地偷偷练琴，直到毕业分配。
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回到学校，他被分配到歌舞剧院乐队。后来他和一位附中的小校友、全音乐学院容貌最美丽、身材最窈窕、嗓音最甜润的女同学结了婚，妻子当时是歌舞剧院的报幕员兼合唱队员。
那时候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乐队除了伴奏没有任何演出。他舍不得丢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