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认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会卷入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那样我将永远都爬不出这个‘衰落地带’。”
一半由于这种复杂性，共同农业政策成了一种以昂贵的方式来保证便宜食品和适当工资的政策。这一政策每年花费大约300亿英镑——大约占欧盟整个预算的一半。2007年，农业支出达560亿欧元（大约760亿美元），占全部预算的49％。2007年，当欧盟准备将其成员国扩大到27个国家时，如何执行共同农业政策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像波兰和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仍很依赖农业，把它们吸收进这个补贴体系会超过欧盟的预算。
政府的开支当然转嫁给了消费者。这个体制最初计划要保证物品的价格能令人承受，而现在反而使我们每周的购物账单上的数字更大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计算，欧盟内部的粮食价格比他们执行共同农业政策前要高出44％，牛奶要贵70％，牛肉贵221％，糖贵94％。然而，英国农业部门的年均收入正在减少，2002年，52；000名农民离开了土地——比2001年人数的两倍还要多。
人们期待已久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于2003年6月首次揭开面纱，成为现有成员国和那些马上要加入欧盟的国家在各自的利益上做出很大让步的象征。补贴和生产的联系被取消了，这样就不再有对过量生产的刺激——但这也不能排除特例。农业委员弗兰茨？费斯史勒称它为“新纪元的开始”。但评论家注意到，欧洲还会在补贴上花一样多的钱；所有完成的事情是要使这个体系更复杂。
令援助机构忧虑的是，欧洲慷慨的农业补贴正在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欧洲的农民生产出了比欧洲市场实际需要更多的粮食，因此他们把得到补贴的剩余粮食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本地的产品价格不可能与这些价格相一致，这样会对不享受富裕国家奢侈补贴的农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据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说，欧盟的糖制度提供了“最强有力而又明确的倾销实例之一”。尽管欧盟是高成本糖的生产者之一，它的补贴则意味着它是世界第二大糖出口者。受到欧洲低价格出口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是莫桑比克。在那里，糖原来是一种赚钱的出口农作物，糖业部门是这个国家单一的最大雇主。然而，欧盟向非洲市场——那些本来从莫桑比克进口糖的国家——出口无数吨糖。世界银行估计，欧盟的糖制度已导致世界的糖价下降了17％。
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关税则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它们自己的制造业和出口贸易。世界银行引用了美国对智利西红柿征收关税的例子。新鲜西红柿的关税是22％，但如果把西红柿加工成酱，关税会跳到将近12％。这样，非洲咖啡树的种植者只能出口原产咖啡豆，西非的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只能出口原生棉。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称这些措施为“发展税”。
当然，欧洲不是唯一得罪发展中国家的一方。美国2002年5月大量增加其对农民的补贴和其他援助，在未来的十年中，政府还会花费1；800亿美元。布什总统称它为“农民的安全网”。补贴现在按照一种“反周期”的方式进行，这意味着它会抵消市场发出的信号，鼓励农民在物资过剩时期继续生产，导致更多的过剩生产。
欧盟尖锐地批评了这项法案，声称美国已经“失去了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中成为一股农业政策改革可靠力量的任何权利”。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在美国对进口钢材征收关税的决定中经过严峻考验，可能恶化成一场贸易战。
可是，到了2003年8月，欧洲和美国似乎已经解决了他们的争端，因为双方在为2003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的坎昆会议做准备。农业将是个主要议题，许多强大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同意通力合作以推动改革。他们称自己为21国——一个迥然不同的有着共同目标的国家集团——欧盟和美国都知道自己会承受压力。在2001年多哈那一轮谈判中，欧盟和美国曾经允诺取消出口补贴，很显然两方都没有守信。到了第4天，谈判失败了，是因为主要的敏感问题——你能猜出来——农业补贴。坎昆最后的形象概括了发展中世界的绝望之情。韩国农民联盟的前主席李康海在抗议中将自己刺死。一句韩国农民的话证实了李先生是“在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是如何毁掉全世界的农民后”自杀的。
因为欧美不能就农业补贴问题达成协议，世贸组织在2006年7月决定终止多哈贸易谈判。欧洲指责美国缺少灵活性，而美国却指责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充分开放他们的市场。印度工商部长卡马尔？纳斯表示多哈回合谈判已命悬一线。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呼吁各方深刻反思谈判的必要性。
2007年初，欧美又展开了谈判，但是时间已经不多。因为美国国会批准的布什总统在2007年6月前享有的贸易谈判特权马上就要到期，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要延长此特权是非常困难的。一旦贸易谈判特权失效，美国国会可以否决总统签订的所有协议，这使得许多国家不愿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
同时，发展中国家会更愿意签订双边贸易协议，这样更方便了大的贸易实体向弱小的国家施加压力，甚至会以封闭市场来做砝码。在贸易路线通过签订新双边协议变得更自由后，它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表示，WTO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其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要重启多哈回合谈判，美国和欧洲都必须实践他们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像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实体也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以回应那些批评，比如有批评说，他们在要求获得更优惠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政策的同时，又拒绝降低国内的关税。所有国家都可以为多哈回合谈判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他们不行动，发达国家的不公平的农业政策将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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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性恋关系
死刑是法律上记载的对同性交往存在偏见的最极端的例子。但世界上有70多个国家的法律歧视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者变性人。
有许多故事是有关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变性人如何吃尽法律之苦的。然而，我觉得尤其悲惨的报道来自罗马尼亚。1992年，斯普莱恩？古古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登了一则题为《孤独的心》的广告。马里安？木达苏回应了，这两名年轻男子相爱了。古古的家人把他们的关系报告了警察。这两个人被逮捕了，都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古古被他的同室囚犯多次强奸。这两人被判缓刑，而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的折磨从没被调查过。木达苏一直没有从这次经历里恢复过来，两年后自杀了。
不得不保持性生活的隐蔽性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想想不能和你爱的人建立家庭，不能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怕被人报告给政府。但这种害怕和保密的气氛在流行艾滋病的事实中更加令人不安。如果年轻人害怕公开说性行为，他们得到需要保证安全的信息的机会确实很少。
在有些社会，同性恋被视为一种病，男女同性恋者被强迫接受精神病的治疗以“治疗”大家所认为的痛苦。大赦国际报道，20世纪70和80年代，南非防卫队的成员曾被迫经历“转化治疗”而不经过本人同意。男人在被展示裸体男人的图片时受到电击；给他们展示裸体女人的图片时，电流会被关掉。就在最近，乌克兰的男同性恋者权利组织报道，威胁使用精神治疗曾被警察当作一种恐吓的手段。
尽管某一国家本身不认为同性恋是犯罪，偏见可能会以其他更微妙的方式继续存在。可能会有一种对“憎恨犯罪”默默的宽容，有关抨击男女同性恋的报道遭到的反对要少得多，而且远不如类似的对异性恋的攻击被调查得严厉。司法体系会通过拒绝承认非异性恋者的关系以表明它们对他们的歧视。
得到承认的
同性婚姻。
许多国家正在发生变化。2003年6月，美国高等法院否决了一条禁止同性夫妇进行大多数性亲昵行为的得克萨斯州法律。这一决定不只影响了得克萨斯州——它有效地击垮了13个其他州的类似法律。法官还明确表示，同性夫妇可以享受他们关系中的“自主”权利，就像异性夫妇一样——抚养孩子、家庭中缔结契约、做关于婚姻的决定的权利。这是记载在美国宪法中的权利，而1986年高等法院的一项决定说，这个权利不应用于同性恋者身上。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这项决议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团体可能看到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扩大对那些由于性行为而在自己的国家被迫害的人提供庇护。然而，许多受害人选择留在国内，尽管有风险仍努力争取改变。国际人权组织施加压力以保护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畅所欲言，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可能还带来了保护措施。
但这些都还不够。需要迫使政府推翻将成年人双方之间自愿的性行为看做是犯罪的法律。
此外，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表达我们的性行为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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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贫困
这篇文章是一则有关贫穷的最悲惨的事实：实际上本不应该这样。只需要最富裕国家拿出每年收入中不到1％的钱，贫困的最坏影响就会大大减少。人们会有足够的食物，所有人会得到像保健和教育这样基本的服务，更少的婴儿死亡，流行病可以被控制住。
贫困不仅是缺乏物质财富——比如说，买面包或者基本农用工具的能力——的问题。在贫困存在的地方，人们得不到药和保健服务，因此他们健康生命的年数减少了。孩子们不留在学校或接受培训，而被派出去工作，这样很难打破不健康和贫困的循环。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很脆弱，而且没有发言权。没有食物或收入保障的地方，人们不能做出选择。他们很容易受到犯罪行为和暴力的折磨。一位牙买加的年轻妇女概括了她的感受，她说贫困“像是生活在监狱，生活在束缚中，等待自由”。
2000年，联合国在它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要使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到2015年减半。就在三年后，联合国已经发出警告，世界在那些目标上落后了。2000年到2003年间，富国和穷国至少四次允诺一起努力减缓贫困现象。较富裕的国家同意承诺拿出它们国家收入的07％给予穷国，而较穷的国家同意实施政治改革来确保援助资金被合理而负责任地使用。但同意承诺和之后事实上实践承诺完全是两回事，似乎富国在实践承诺上已经落后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的援助捐款（至少占世界援助支出的95％）2002年增加了大约5％，但总计只占国民总收入的023％，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07％。联合国警告说，尽管一些国家已经达到减少贫困方面的千年目标，许多国家还没有。总的来说，应该达到这些目标。但如果我们把两个大国，印度和中国，从综合体中拿出来，目标就实现不了。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而其他国家却失败呢？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定义为根据相对购买力调整后，每天靠低于1美元的收入过活——的人口比例轻微下降，从30％到23％。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有15亿多人已经脱离了贫困。
但54个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收入有所下降。这其中有20个国家在次撒哈拉非洲，有17个国家过去在东欧和独联体（CIS）。在东欧，失业率急剧上升，经济快速衰退。在非洲，由艾滋病流行引起的预期寿命减少已对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内陆的小国受到的冲击最大。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次撒哈拉非洲直到将近2150年才能将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减半。是的，有些国家越来越富裕了，但许多国家越来越穷了。
贫困像是生活在监狱，生活在束缚中，等待自由。
全世界的人口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富裕的企业家和城市贫民窟中的穷人之间奇怪的不均衡现象，但全世界人口财富的分配甚至比这个更不均衡。1960年，最富的2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穷的20个国家的18倍。1995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37倍。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的收入相当于最穷国57％的收入。
甚至在贫困水平正在下降的国家，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