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上了用场，大大小小的说客们便有了充分的一展身手的空间，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苏秦和他的兄弟未来都将是卖弄“纵横之学”的高手，不过最先一试身手的并非苏秦，而是他的大哥苏代。
这位连作酒都能得到父母夸奖的老大，想必确实有许多优长之处，其中之一应该是读书读得好。
如果不是书读得好，同是东周鄙人的苏代决不敢孤身离家闯世界，挤进熙熙攘攘的士子队伍，跟那些专业读书的人抢饭吃，而且从史料记载上看，他还很轻松地就得到了录用。
其实也许只有苏代自己清楚，这条成功之路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
来到外面世界的苏代，在感受着精彩的同时，也和千千万万的求职者一样面临着无奈的选择。偌大的天地，真正有吸引力的用人单位只有七家，也就是七大诸侯国。
经过几百年的兼并重组，当年受周天子册封的众多大小诸侯，如今除了几个苟延残喘的边缘小国外，就只剩下秦、齐、楚、赵、燕、魏、韩七雄。
对住在东周的苏代来说，要是他不想工作的地点离家太远的话，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北边的魏国，一是南面的韩国。
但苏代明显不是那种恋家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把魏。韩这样的国家放在眼里。
根据刘向那本真假掺杂的《战国策》中的“燕策一”记载，苏代后来到了燕国，在见到燕国国君燕王哙时这样说道：“至于邯郸，所闻于邯郸者又高于所闻东周。臣窃负其志，乃至燕廷”。
邯郸是与燕国相邻的赵国的国都，从东周出发的苏代要想到达那里，就必须经过魏国。可是他在言谈中只讲到邯郸，却一字不提魏国的国都大梁。这只能解释为，要么他虽然横穿魏国，却没有从大梁路过；要么他到了大梁，但只是把这个一国之都当作旅途歇脚的客栈，稍作停留便接着赶路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表明苏代根本没打算在魏国找工作。
苏代看不上魏国的理由大概是，他认为在这里的“所闻”并不会“高于所闻东周”，他的才华不会有足够的发挥空间。这也并非全是苏代的年轻气盛，太过狂傲。在当时的七个大国里面，魏国还有它的邻居韩国的状况都很不景气。
这两国国君的祖先本都是春秋霸主晋国的臣子。在实力壮大以后，趁着主人家衰落的时机，伙同赵国君王的先祖，一起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各自立国，就是所谓的三家分晋。
独立后的魏国也曾是最强大的诸侯之一，齐、楚、秦三大国都是它的手下败将。它此时的国都大梁就是当年由楚国手里夺来的，后来实力一等一的秦国有段时间竟被它打得不敢向东出兵。它的领袖还是继齐国之后，第二个在战国破坏规矩，敢于跟周天子（称号为王）平起平坐，自己称王的国君，以致韩国、宋国、卫国和鲁国的君主一齐前来朝拜巴结。只可惜好景不长，从魏军大将庞涓在十一年内两次惨败给老同学，齐国的军事大师孙膑，最终自杀后，魏国就日渐衰落。国都也在昔日手下败将秦国的压迫下，迁至大梁，为此又常被人称作梁国。到苏代出山的这个时候，魏（梁）国已经是七雄中弱势群体的一员了。
至于韩国，从开国那天起，它就没品尝过霸主的滋味。其间虽然在一个叫申不害的善权谋，以法治国的人主政时有所起色，诸侯不敢相侵，但基本上都还只是一个弱国。在苏秦兄弟活跃的时代，韩国经常只能追随魏国一起行动，样子就像一个跟班。
而那个跟魏、韩一起抢夺了老东家产业的赵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通过一百多年的经营，这个国家此刻就像一个急欲显示身手的健壮男子，只等一代名君赵武灵王给他注入强大的功力。苏代重视它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可是苏代在邯郸显然也并不顺利，不然他不会离开那里，前往北方那片偏远的土地燕国。在那时士人们的眼中，燕国大概是最没有吸引力的。
其实如若不去燕国，苏代也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南方的楚国。这个物产丰饶，实力雄厚，文化瑰丽的大国，在春秋时便自立为王，把周天子晾到一边。长期以来，它始终都是中原诸侯不敢小视的有力对手。当今的统治者楚怀王同样意图统合诸侯，雄霸天下。
还有位于魏国和赵国东面，北接燕国，南连楚国的齐国，它的强势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都无可匹敌，军事力量也傲视群雄，堪称超级大国。在齐宣王的文治武功下，正呈现一片鼎盛之世的气象。
然而齐国也正面临着新的对手，那就是在西部崛起的秦国。
三。急功近利也可以成就一时的宏业。
秦国立国的时间很晚，他的先君因为在周平王东迁时护驾有功，才被授予诸侯的封号。历经几百年的奋斗，虽然国势渐强，但还是只能在函谷关以西对一些落后的民族和部落称王称霸。这种状况直延续到秦孝公时，才被一个叫公孙鞅的人改变。
这位公孙鞅，因为被秦孝公在商（今陕西商州）赏给了封地，后人便管他叫商鞅，当时的人都称他商君。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整个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当时叫变法。
商鞅变法的一些内容无疑带有合理性，比如鼓励开垦荒地，调整土地结构，促进农业发展，让秦国的经济指数在短时间里快速增长，有了争霸天下的实力资本。这是他开创的制度能长久不变，连他的政敌都愿意加以维持的原因。
但是发展经济民生不是商鞅的目的，他追求的并非百姓的幸福，而是国家的强大。他搞变法是要使全国上下军民一体，把整个国家变成一架完整的军事机器，用严刑峻法保证它的运转。
在这架机器里，每一个秦国人都成了颗螺丝钉，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操纵机器的主人的需要，如有违逆便会遭到严惩。秦国严酷的刑罚有髌（挖膝盖）、劓（砍鼻子）、宫（割生殖器）、黥（脸上刺字）、笞（挨鞭子抽），最重的是车裂。这些折磨人的招数都不是商鞅原创，但只有他在秦国执行得最极端。而且一人犯法，就要牵累家人、亲友甚至乡亲，这叫“参夷”“连坐”。
在商鞅的秦国没有民间商业的存身之地，谁胆敢私自作买卖，连同妻子儿女都要成为官家的奴婢。
即便是那些务本业的农民，在商君的新世界里也受到严格的管制，连地里种什么庄稼都要听从官家的安排。
为了他的改革大业不受干扰，商鞅坚决实行对思想和言论的严厉专制，明令烧掉《诗》、《书》等传统经典。后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过是把商鞅的做法发扬光大了而已。
如此苛政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直至近百年后，战国大儒荀况在评价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时，虽然从一个不明就里的外人的角度，称赞它的百姓纯朴恭顺，官场勤政守法，就像古时理想的治世气派，但也指出秦国“使民也酷烈”＇7＇，太不体恤老百姓。所作的一切只是为了求得暂时的“王者之功名”＇8＇，没有长远的文明理念。又对学生李斯说，秦国不过是“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9＇。一群没有根本的人文精神，也就不会有真正前途的蛮勇之夫。
李斯没有听从老师的教诲，为了一己的功名决然前往秦国，在商鞅创立的制度下成就了一代名相的风光，也成就了他最后全家被灭门的结局。
严厉的改革居然能在秦国比较顺利地推行开来。除了有秦孝公作后台和商鞅的铁腕外，根本的原因是，虽然占有了倡导礼义的西周留下的土地，秦国人本身仍是一个来自偏僻地域，文化水准不高，还没有完全摆脱愚蛮状态的族群。它虽然也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柔情，但更多的是“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的强悍。这样的人民很容易接受苛刻的统治，因为很少受到和风细雨的滋润，便认冰刀寒霜为正途。何况商鞅的一切都是以使国家强盛，不受人欺负作理由，谁还能再说什么呢？
一百多年后，商鞅的政治遗产受到了所有人的唾弃，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被它征服过的人民推翻了。当精明的刘邦宣布废止秦朝的繁冗的法律，以简便的约法三章代替的时候，连那些秦国的原住民都立刻成为这位无赖的忠实拥戴者。
但是在当时，人们完全被商鞅政策的短期效应迷住了。强制与掠夺的手段确实让府库充盈，国力大增。冷酷残忍的刑罚造就了人人畏惧驯服的公共秩序。耕战结合，既作农民也当军人的体制，在冷兵器时代也确实比军民各有分工的正常社会更具战斗力。不要说还有严刑跟死亡的威胁加上重奖军功的刺激，秦国军队真的很快被打造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魔鬼之师。
被司马迁称作“天资刻薄人”的商鞅，直到在权力斗争中失势，不得不逃命，结果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没敢带身份凭证的他，竟找不到能够住宿的旅店的时候，才叹息了一声：“为法之敝，一至此哉！”＇10＇
后悔已经太晚，很快商鞅就被五马分尸车裂而死，同样是根据他的法律。
商鞅出局了，他那强力激素般的敝法却被完好无损地留用，把秦国在短时间里迅速催生成一个威力无比的强蛮巨人，让普天之下都对如此虎狼之邦产生恐惧和戒备，从此以后，诸侯联合抗秦，也就是“合纵连横”中的“合纵”逐渐成了人们相互间一个经常谈论的话题。
不过此刻的苏代倒不见得对秦国有多么忧心，他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怎样给自己谋得一个象样的职位。
这时候的苏代应该已经发现，现实的一切跟他当初踌躇满志时想象的完全不同。
战国时代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战国七雄都在千方百计地网罗可用之人。可是人们千万别以为自己面前有着大把的机会。所有人都要面临着同样严重的瓶颈问题，那七大用人单位虽说实力雄厚，也的确真心面向全天下招聘贤才，但是面对汹涌而来的应聘者，本身也实在是位置有限，僧多粥少。
可以想见，一定有许多空怀志向的人，奔走半生却一无所获，最后潦倒抑郁而终。
以苏代的智慧，邯郸不如意的经历一定让他明白，即便是走遍了魏、韩、楚、赵、齐、秦这中原最主流的六大国，也很难有希望找寻到属于他的那片天空。
受挫和失望的苏代，也许动过放弃的念头，想想返回老家经商务农，过个安宁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
即便在那个人欲横流的年代，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甘当媚俗的市侩。一样有淡泊名利，超然于浊世之外的圣贤，与苏代同时期有一位名唤庄周的人杰就是这样做的。
四。在乱世中人仍然可以保持心灵的自由与宁静
这是一位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的思想大师，却不幸大半生都生活在暴君的淫威中。
庄周是宋国人，一辈子受穷，艰难时曾向人借米度日。他并非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年轻时也作过漆园吏，就是漆树种植园的负责人。战国时代漆器是流行的家庭日常用品，作为重要原料的漆自然值钱，漆园的经济效益也该很不错。漆园吏虽是个小官，但若坚持作下去，过小康的日子大概还不成问题。
可是庄周偏就厌烦这样的生活，很快便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回家过苦日子去了。
庄周辞职可能也跟当时宋国的政治形势有关。在他三十二岁的公元前338年，年轻的宋国公子偃发动政变，武力赶跑了他刚作了两年国君的哥哥剔成，自立为宋国的主宰。过了十年，公元前328年（一般认为偃称王在公元前318年，但也有学者考证将其提前了十年），偃又把自己的职位升级为王，成为战国第三个敢于称王的国君，他也是宋国历史上唯一的君王，史称宋康王。
在史册记载中，宋康王是宋国仅有的跟他的先祖宋襄公同样出名的国君，不同之处是，宋襄公是以仁义被人记住，宋康王却是因残暴出名。
宋康王非法篡权，宋国自然有不少人心中不服，为了叫人们怕自己，宋康王大开杀戒。一连串人头落地之后，却依然感觉不能震慑人心，于是向相国唐鞅问计。唐鞅给他出的主意是，今后不管大臣有罪还是没罪，时不时地便揪几个人出来开刀，这样大家肯定都会害怕了。
宋康王接受了这个建议，没过多久就把唐鞅先拉出来杀掉，这个助纣为虐的家伙，万没想到第一个试验对象竟会是自己。
唐鞅跟商鞅一样，人虽死法却不亡。宋康王变本加厉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