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昌海畔的原始居民
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探险发现证实，至少从张骞通西域开始，楼兰民族就是罗布泊地区唯一的土著，他们生息繁衍在这广袤无垠的巨泽之畔与最终以罗布泊为归宿的河湖水域。由于环境限制，他们很难与东境的敦煌及西边的塔里木诸国交往，自生自灭地存在了千年以上，才被汉、匈两大强国的崛起，牵入战争、臣服、反叛、倾轧的漩涡。近年在罗布泊北岸被命名为古墓沟的地方发掘了一片古墓，据C14测定①，这个墓地是3800年以前的，而中外探险队在罗布泊地区所发现的古尸，一般也有3200年的历史。任何发现都未能证实，在罗布泊地区的上古史当中，曾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截然不同的土著文明。
如果仅就中国史籍的记载写成一部《楼兰史》，那么古国楼兰给人们的基本印象是个不大愿意与外面世界交往的、比较内向的保守国家。然而面临外界强加的战乱、屈辱与臣服，又只能从自己的实力地位出发，予以承受。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它之所以国祚久长，那是罗布泊地区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民族的生命力。纵观丝绸之路的历史，有时楼兰就像高压锅的限压阀，自身承受着惊心动魄的蒸腾冲击，却还调节制约着正负两极势均力敌的冲突。有时，楼兰又像一通无字丰碑，那为俗手随意写上的战祸连绵、内忧外患，都已被岁月的风沙刊平，只留下碑体本身，让那些见多识广、富于想象的探险家苦苦猜测它的底蕴。
最难行又最关键的古道
从5世纪初，古国楼兰就走出了中国史籍。一千多年来，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古老的、以渔猎立国的国家。从那时起，一茬又一茬的不满足于蝇头小利的商旅、虔诚痴迷的僧侣、 孤师涉险的军队、身负重任的使节……东来西往，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罗布泊地区视作生命的禁区，每听人谈起这旅途必经的一站，都把它目为自己不可避免的劫难。驼队从敦煌上足给养饮水，走出玉门关便无暇再回顾绿洲的温馨。抵达三陇沙，就走进了白龙堆沙漠。所谓三陇沙，实则是雅丹地貌与大流沙的分界，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中曾指出：“流沙在玉门关外，有陇三断，名三断陇也。”（据《北堂书钞》所引轶文）所谓断陇，实是风蚀或水蚀的深沟，在这种地貌区行走，一点也不比行走在流沙当中安全。当白龙堆快要走完之后，就进入大片的盐碱地，地上铺满尖利如刀、凸凹不平的巨大盐块，连沙漠之舟骆驼都无从下脚，走不多远，就为盐块割破了四足。只有孔雀河与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的三角洲，才是提供给行人小憩、驼马休牧的天堂。当然，这里的胡杨林中，再也见不到楼兰的牧羊人，这里的古道边，再也没有戍卒终日瞭望，苦守不去。路经的人们，也许会联想到黄河重源的古训，也许会听人讲起“姜赖之墟”的神话，也许会向人介绍罗布泊“鱼化为鹿”的传闻。似乎那个来历不明、去向不清的古国楼兰，将永远不再回到人们的话题中来了。
探险家再现楼兰身影
然而，就在大约100年前，“楼兰”这个似乎为人遗忘的名字，与20世纪一起回到世间。它的再次出现，使整个世界学术界为之震惊：一个在历史迷雾中游走了一千多年的古老文明复显于世，使历史再也不可能删去它的名字、忽视它的存在。这本就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更平添了由十几个世纪的岁月积攒起来的魅力……
这一次，探险家——不是史学家——是楼兰历史的撰稿人。
这一次，探险家——不是诗人——为楼兰兴亡这千古疑谜写下了异彩纷呈的史诗。
伊循——古屯城
亲身来到米兰时，我的心情相当复杂。应该说是思如泉涌、百感交集——那是在1984年的夏末。此后我再来米兰，但印象却没有初来那么强烈了。
米兰，就是现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36团团部驻地，即现行地图上所标示的若羌县米兰镇。它在若羌城东北直线距离约70公里处。一般认为，米兰就是《汉书》上写到的楼兰王国名城——伊循城，到了米兰，可以说就进入了古楼兰王国的疆域。
米兰古城离米兰镇还有不远的一截路。走出现在的米兰绿洲，就是植被寥落的戈壁荒野，当我望见米兰古城残破的城垣时，就仿佛完成了从现实返回历史的逆向追踪。十多个世纪以来，古城就这样索寞无奈地屹立在米兰河的古河岸边，尽管为风沙雕凿得残破不堪，却不失自尊与冷峻。大漠无语，四野寂寥，似有若无又无时不在的朔风引导着我在古城及附近的河滩漫步。如果这儿真是汉代屯戍的重地伊循城，那么古河两岸死气沉沉的荒原，就是废弃已久的“肥美”良田。这古城当然不是汉城，而是吐蕃人（古藏族）于唐代晚中期翻筑的戍堡，但我们认为那戍堡是在汉城的基址上增筑的。远望天边，新的绿洲——米兰镇——上空飘逸着似有若无的雾气，那是人烟凝聚而成。极目可见的青杨——绿洲的旗帜，则护卫着僻处西陲一隅的居民点。天边那高大、笔直的青杨林带，就像把天与地、历史与现实缝合在一起的巨大针脚。
探险家的支撑点
不管怎么说，米兰是现实生活与古楼兰往事联系最密切的结合点之一。除了附近发现过规模宏大的汉代垦区，发现过重要庙宇群和烽燧外，凡探索楼兰/罗布泊，往往以米兰为其支撑点。几年前，彭加木率科学考察队进入罗布泊腹心地带时，就把大本营设在这儿。就在大致同时，著名的日本作家井上靖也专程来米兰圆他的“楼兰梦”。斯文·赫定、斯坦因这些外国探险家进入罗布泊，都是以北面的阿提米西布拉克——六十泉——和南面的米兰（当时译作“密阮”或“磨朗”）为基地的。斯坦因就是在米兰寺院群中的一个庙宇（“磨朗大寺”）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带翼天使”壁画。
不管怎么说，当我来到米兰时，那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楼兰王国已覆灭十几个世纪。河岸古堡并不比风蚀的“雅丹”更引人注目，而所谓丝绸古道，也已弃此它往。那条依稀可辨的古道，已经有很多世纪没有走过要求臣服或结盟的使节，没有走过“应驮白练到安西”的商队，没有见到过为烽火燃着的晚霞，为狼烟唤醒的黎明……本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曾拟议重开“丝绸之路”，其中包括修筑自敦煌经米兰到和田、喀什的交通线。本世纪70年代，在修筑第二条兰新铁路的总体设想下，曾准备勘测经青海路过米兰到塔里木的铁路线，直到目前，这些设想都没有付诸实施。是因为历史与现实隔得太远，还是因为人们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新的结合点？
应该承认，让一个更丰富生动的楼兰走进现实生活的，是探险家们。探险家们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寻找楼兰王国、再现楼兰古史的努力，正是楼兰/罗布泊历史上最精彩、最有魅力的一章。历史是为未来一代写的，而探险家们，则是在艰苦困顿中寻找一条由过去通向未来的坦途。正因为在我前面已经有了探险家们在罗布泊地区的发现，当我站在米兰古城的制高点时，才得以与那单调、枯燥、死寂的荒原古戍一起，走进了恢宏阔大的历史场景……
一、荒原情结——斯文·赫定的发现（1）
新面孔出现在喀什噶尔外侨社交界
1894年炎热的初夏。新疆塔里木地区首府喀什噶尔外侨社交界，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他就是因考察波斯及俄领中亚而小有名气的瑞典青年斯文·赫定。开始人们不怎么注意他，谈论的中心是以杜特雷依为首的一支法国中亚探险队的命运。赫定原也没有打算在喀什长住，这儿只是他此行西返的起点，他很快就要离此而去。
杜特雷依受法国公共教育部指派，组队来中国探险，预定在新疆、西藏等地工作3年。但自1893年夏天离开于阗（即今于田）县城，此后一年间音信全无。各种传闻早已不胫而走，或说他们受困于长江江源的雪崩，或说他们早已为藏民缴械成为阶下之囚。他们的目的地，是青海三江源地区，这不是秘密。青海三江源与塔里木相隔虽然不远，可那种间隔就是“天上人间”了。没有准确的信息，没有获取信息的渠道，杜特雷依（护照上的中国名字叫“吕推”）和他的探险队已经蒸发成天上的虹霓。当救援这支不幸的探险队的行动开始付诸实施时，斯文·赫定作出一个改变其一生命运的决定：取消折返西行的计划，参与救援杜氏的行动。这一看似草率，实含深思的转折，使斯文·赫定的名字从此与中国紧紧结合在一起，再也不曾分离。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一个更耸动视听的新闻震惊了喀什官私各方：
杜氏的助手格伦纳特与其维吾尔族雇员帕皮巴依等历经九死一生，回到喀什，而杜氏本人则在一次激烈的枪战中，被当地居民击伤腹部，掷入长江源头通天河的激流。出事地点唐布达，是青海三江源一个人所未知的小村落。
走进“死亡之海”的驼队
杜氏已不需要求援，但斯文·赫定却因之对新疆、西藏的广袤荒原产生了“恋情”，决定从头开始自己在中国的探险，并于1895年2月17日——他30岁生日前两天，离开绿洲，走进“进去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与其他探险家迥然不同之处是，他是从九死一生的“死亡之旅”开始自己的探险生涯的，这次，其遭际很快就表明，需要救援的正是他自己。他的驼队和雇员几乎都葬身于沙海，仅以身免的斯文·赫定于和田河获救。只是稍作整顿，他又开始了新的探险。他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等著名古城，并第一次由南向北越过塔克拉玛干，抵达漠北的塔里木河。1896年3月，他到达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泊地区，4月19日抵达著名的罗布人渔村阿不旦。当地渔民都用一种叫“卡盆子”的小舟下湖，那是用一棵巨大的胡杨掏空制作的独木舟，其形制之古，可以上溯到楼兰民族定居于罗布泊河湖水域的3000多年之前。这种独木舟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一种方便的自杀工具，动辄翻身，极难驾驭，而当地人则驾之如一苇渡江，不用桨，仅凭双手就可以使它形同“冲锋舟”。为便于在河流湖泊中工作——测量、画图等等，斯文·赫定对“卡盆子”作了简单的改造，首创一种稳定术：把两个或三个独木舟并联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就像庞统为曹操献的“连环计”——好在当地离“赤壁”相当遥远。据斯文·赫定记载，阿不旦附近芦苇密布，最高长达8公尺，直径达五六公分，比一个鸭蛋还粗的芦苇甚至能铺在水道之上当作桥梁。
几个不应遗忘的人
一、荒原情结——斯文·赫定的发现（2）
当1899年斯文·赫定再次来西域探险时，罗布泊以其难究底里的历史疑谜，吸引了他的注意。
1899年12月，斯文·赫定在“无缰野马”——塔里木河作了处女航，这次顺河而下依然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在下游著名的地点卡拉，当赫定及其一行舍舟上岸时，居然有个人在河岸高岗上迎候。那人胡须灰白，戴着当地式样的翻毛羊羔皮帽子，身穿深蓝色的“袷袢”——长袍。赫定一眼就认出，那正是富有传奇色彩的维吾尔族驮夫帕皮巴依。1893年，他随杜特雷依进入青藏高原，1895年初，他又陪同杜特雷依的同胞、助手格伦纳特生还喀什。帕皮巴依听说那个“赫定图拉”（“赫定爵爷”）重返新疆塔里木，专门来此迎候。此后，帕皮巴依为赫定雇用，是赫定自和阗进入青藏地区的得力助手。
走出塔里木河下游紊乱无序的水系，斯文·赫定向北前往阿提米西布拉克（含义即“六十泉”），准备踏入无人的罗布荒原。
在斯文·赫定探险队的雇员当中，除帕皮巴依，还有3个人值得一提：
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罗布人（也许是真正的楼兰民族的后裔）奥尔得克。奥尔得克，含义是“野鸭子”，也有人译作于得克。他与赫定探险生涯关系至为密切，可以说，赫定在罗布泊的一切发现都与他有关。此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一个是罗布泊西北辛格尔地方的驮夫、猎人阿不都热依木。在此之前，猎人阿不都热依木曾为俄苏探险家科兹洛夫当过向导，在此之后，他受雇斯坦因、亨廷顿、黄文弼、陈宗器等人，在罗布泊地区进出无数次，并为黄氏找到了罗布泊地区的重要古楼兰遗址——土垠，黄文弼称他为“余之英勇猎人”。冬春之际在荒野探险不带水而带冰，是赫定的发明，此后的探险家均由此而获益匪浅。带冰的原因，一是携带方便，二是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