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佉卢文秘史(4)
所谓《塔吉起拉》,全名是《沙吐克·博格拉汗传》,“塔吉起拉”仅是“传记”之意。这是一部相当有影响的志书,清末,新疆官方修纂《于阗县乡土志》时,也利用了它的资料。沙吐克,据信是新疆塔里木地区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君主,并占据了和阗以西的喀什噶尔。沙吐克是伊斯兰东进的主要动力,而挡在他面前的第一堵大墙,就是佛国于阗。沙吐克大致与于阗王国后期重要君主李圣天同时,李圣天有许多称号,较常用,较有威慑力的一个,就是“狮子王”,这常见于敦煌文书。而沙吐克则号称为博格拉汗,“博格拉”的含意是公驼。在塔里木地区,公驼当然比狮子更具有适应性,更具有挑战性。
而沙吐克的对手李圣天也绝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他是于阗王国1300年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君主,并不为过。他出身王族尉迟氏,本名叫尉迟孙波(或作尉迟僧乌波、尉迟娑缚婆),一般认为,在位时期是公元912~966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至于他为什么以汉姓“李”为姓,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有人指出:吐蕃文献称于阗为“李国”,“李”也许是于阗族的原名。李圣天是汉化程度相当深的君主,超过了他的前辈尉迟胜、尉迟曜,但他从未亲自到达过中原,也许是因为他在位期间,正相当于五代残唐的时期和北宋初立的特殊阶段。但五代的后晋曾于天福三年(938)册封他为“大宝于阗国王”。附带提一下,此前于阗曾自称“金国”,此后又曾自称“金玉国”。
李圣天治国的基本国策是:西拒疏勒(即今喀什噶尔),东联河西,极力发展与河西统治者张氏、之后是曹氏的传统联系。据有瓜沙三州,自称“敦煌王”的曹议金以次女嫁给李圣天,被称作“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而李圣天又以第三个女儿——“天公主”——嫁给了曹议金的孙子曹延录。李圣天还以“同庆”、“天兴”为年号,是于阗国用年号纪年之始。总之,他在位的50多年间,是于阗王国重要的历史时期,而敦煌文书所反映的于阗史实,也基本上是始于李圣天在位时。此后,又有尉迟输罗(又译尉迟徐拉)等三四位于阗王继位,他们基本上继承了李圣天的国策,视河西曹氏为奥援,视中原王朝为宗主,力拒沙吐克的后裔东进。这一国策在10世纪后半期将于阗置于阻击伊斯兰东进的第一线,而得不到任何实质上的援助。河西曹氏自身并不稳固,曹议金以张氏的长史起家,本来就不足以服众,而那时河西民族错杂,纠葛连环,有回鹘、仲云、吐蕃等各据一方,互不统属,无一不在觊觎丰腴的瓜、沙绿洲。而建国以来,北宋一直处在辽国的巨大压力下,连气都喘不过来,直到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签订了“澶渊之盟”,才从表面上结束了战争状态,而几年后,于阗就亡国灭教了。西方的疏勒则不然,它从始自终都可以从萨珊王朝得到各方面的援助。
长达数十年的灭法战争
以疏勒(即今喀什噶尔)为东都的喀刺汗王朝从建立起,就与东邻于阗王国处于战争状态。得不到实际援助的于阗,从一拉开战幕,就认清战争是没有退路、不可调和的。这一仗实际上打了几十年,最后彻底征服于阗就用了24年时间。战争一开始互有胜负,于阗一度攻占了疏勒,不但俘获了喀刺汗朝的舞象,还准备贡献给宋朝,而且考虑过要在疏勒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卫星国。但喀刺汗朝得到“圣战”志愿军的增援,战局完全向另一边倒了过去。战争是长期、酷烈而颇多反复的。于阗绿洲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对于一个避处地角天涯、聚落地狭窄的小小王国,真是勉为其难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佉卢文秘史(5)
维吾尔志书中称佛国于阗为“秦和马秦”,“马”的含意不明。其实,“马”就是梵文中“摩诃”的音译,含意是“大”,释迦牟尼的主要弟子之一摩诃迦叶,实际就是大迦叶。这样说来,“马秦”实指“大秦”。那么“秦”是什么意思呢?西域各族习称汉族人为秦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1世纪,但这里显然不是取的汉族人之意。我们提到过,于阗国曾自称“金国”、“金玉国”,“金”的读音在汉语里近于“秦”。考虑到伴随于阗王国的存亡,当地语言文字于阗文随之灭绝无传,将“马秦”解读作“大金国”或“大金玉国”——大秦,显然更符合当地历史的更替。
总之,作为一个人口数十万的绿洲国家,于阗承受了数十年战争的折磨。其结局,就是国破家亡、改变信仰。据有关文献,灭国时一部分于阗王族向东逃入青藏高原,定居于西宁一带,另一部分于阗王族和臣民,进入昆仑山的峡谷,沿神秘艰险的山中古道,逃向佛教乐土吐蕃。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在剑与火的洗礼后,改宗了伊斯兰教。
这一次,尉迟氏一败涂地,再无机会卷土重来。而于阗王国灭亡后,它的种族、语言、文化、文明的内涵,成了历史留下的难题。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
最后,我们还应就于阗灭法亡国与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封闭,这看上去绝不相关的两个事件作一点儿讨论。
前面提到过,荣新江教授在其著作中论证了敦煌藏经洞的性质与封闭时间。关于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封闭于何时,这是自“敦煌学”出现就困扰着中外学术界的大难题,是西北古史的谜中之谜。荣新江的见解我完全赞同,它富于启发性。但是,随之而来,又有一个新问题摆在面前:作为“三界寺”的经学图书馆,听到于阗——敦煌的世代盟友、西方屏障——被东进的伊斯兰军队攻灭的消息,由于受传统“灭法”之忧的左右,便立即采取了保护措施——密藏佛典。可是,于阗灭法后,伊斯兰军队事实上并未进一步挥师东进,敦煌作为佛教乐土也没有因之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威胁。那么,为什么三界寺把寺院图书馆一封便永不开放了呢?
这是难以忽视的大难题!
秘藏各种宝藏——包括精神食粮,本是中外历史的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究其动机,不外乎是怕为人无偿攫取或遭受毁灭,是宝藏执有者面对逆境的一大应变措施。比如自清末以来,战国时的古代钱币一再出土,而且都是批量的窖藏,山西阳高一次出土三晋布币万枚,山东海阳曾出土齐刀(齐国重宝)千枚,在古燕国境内——河北、北京等地,其行用钱币明刀一出就是数以千计。根据文献分析,可以认为这个现象与秦统一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关。当时除了秦,其他六国各有自己的货币系统,比方刀、布、环钱、铜贝(俗称“鬼脸”)等。秦灭六国,要求六国贵族无偿交出刀、布等国币,以后只能行用秦国国币——圆形方孔的“半两”。六国贵族富商不甘心被白白劫掠,便纷纷把自己执有的前本国货币埋藏在地下。原想等风头一过再挖出使用,因为那时币材——铜是贵金属,本身就是财富。但秦始皇紧接着下令,把六国豪族全迁到咸阳,这批深埋的宝藏当然不能带走,就成为中原大地的象征。此后,秦汉之际的战争,使咸阳和关中地区受到犁庭扫穴式的战火摧残,迁到咸阳的六贵族立足未稳,就大多死于战乱,再回不到原来的家乡。这样一来,他们倾心埋藏的钱币才一埋几千年,成为辛勤农夫的额外收入。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它与敦煌石窟的藏经,或有相通之处。藏经,是为应付眼前之灾,而一藏千年,必定是因为亲自藏经的人在此后不久就身遭横死,或一去不返,这才成为历史送给20世纪的见面礼。。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佉卢文秘史(6)
那么,就敦煌藏经洞的具体背景而言,我觉得应该对三界寺的性质作进一步的讨论。
如果荣新江之说不误(我确信其说),那么我认为,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就藏经洞一封千年的事实作出说明,那就是:
三界寺实质上是于阗僧住持的大寺,至少在11世纪初,已由于阗僧人接管,实质上,它成为于阗王国驻其姻亲沙州曹氏的“办事处”、“接待站”、“情报中心”,或进一步成为“总领事馆”。舍此别无他解!
早在注意到敦煌石窟中出现了于阗王李圣天等许多王族肖像(作为“供养人”而存在),我就觉得敦煌石窟必与于阗王国有特殊的“接触点”。而且我们今天已获悉,于阗、龟兹的一些名寺,也曾由汉僧住持。同时,这就对敦煌文献中会有于阗王室的某些文件,甚至是相当机密的高层文件(类似《七王子》),作出了直观的解释。这儿特别应该提到:敦煌文书之中有关于阗的汉文文书也有启示意义,比如其中有一件为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文书()背面竟是《张匡邺牒》,而且明言:
二月五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匡邺,大传阁下谨宜。
我们知道,张匡邺是后晋派赴于阗的“特命全权大使”。张匡邺的出使,是涉及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大事,而三界寺图书馆,一个纯宗教性质的藏书库,竟然出现了他的全衔名讳,这不是意味深长的吗?当然,敦煌文献中的很多吐蕃文、于阗文、汉文世俗文书,都是作为写经纸的纸背而存在的,而三界寺能从哪儿获得这些有关于阗王国的文件,而取作“废纸”,再用来写经文呢?
当然,我只是指出:三界寺或许在五代末、宋初(李圣天在位时)的一个时期之内,为于阗僧人住持,或成为于阗国在敦煌的产业,这绝不可能有多长时间。在大多数的年代,三界寺与于阗国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我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之谜的谜底应该是:由于于阗王国在灭法战争中处于劣势,由其支持的三界寺生存困难,同时人心惶惶,封闭了图书馆甚至是停办了寺院。后来,其僧人或是远赴国难——另一个意义上的“勤王”,战死在和田绿洲。或是当于阗王国灭亡之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四散逃亡,求生不归,致使石窟一封无启,成了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幸运”——把整个图书馆留给了20世纪!
总之,不管上述说法能否被证实,在佛国于阗的最后、最艰难的日子里,与敦煌莫高窟,尤其是藏经洞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于阗及其灭法史,应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 编
辉 煌 与 寂 寞
一、经行者笔下的佛国
聊斋中的取经寓言
纵观于阗王国长达1300年的立国史,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佛国。作为名传遐迩的“西天佛国”之一,于阗一直是中原僧侣路经、探访的对象。所以,在于阗国还存在时留下过具体记载的探险家,主要是虔诚的释子。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有这样一则故事:
清初,两个来自西域的僧人,自称经历18个寒暑才到达东土,同行者12人,只有2个生存。问他为什么要舍命来中原,他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他说,西土相传在中原四大名山——泰山、华山、五台山、普陀落伽山——遍地黄金,而观音、文殊等菩萨还活着,就在那儿讲经,凡能到达者就会立地成佛,长生不死。听到西僧的话,蒲松龄马上联想到,这就像中原僧俗之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误传释迦牟尼始终在灵山雷音寺讲经。“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必当相视失笑,两免跋矣”!这并不一定是“纪实文学”,也许是蒲氏自撰的寓言。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篇题作《西僧》的故事,的确意蕴深刻,引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原释子普遍向往的西行求法,不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特殊的探险。 。 想看书来
二、佉卢文秘史(7)
法显驻锡于阗:浴佛节——泼水节
比较早地到过于阗并留下经行记录的,是南北朝时的释子法显。
法显西行目的相当明确,是因为“慨(中原)律藏残缺”而到西天——印度——“寻求戒律”,这也是此后释子西行的基本动因。法显是于后秦弘始二年(400)首途,那时他已60多岁。他是开始探险时年龄最大的西域探险家!西域各国当中,于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于阗见闻是《法显传》中篇幅最大的一个段落。而于阗最让他倾心的,则是举城出动的僧俗行像活动。为等待观摩于阗行像,法显在此留居了3个月。
当时于阗最著名的禅林,一是王新寺,二是瞿摩帝寺。王新寺历经三代国王修建,以80多年的建筑期,才完全落成,佛塔高达25丈,除佛像,连门窗都饰以金箔,丝绸之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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