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英雄记》得以在后世流传，说明曹操、曹丕这些当事人极可能看过这部书稿，这部书没有因为妄言、诽谤而被禁，说明曹操、曹丕对其中的事件、情节以及评论有过首肯，是经过当事人审查的“口述实录”，这一点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也是更值得我们细细推敲、慢慢品读的地方，从中我们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可惜的是，这部书的大部分已经看不到了，剩下约五分之一的文字也支离破碎，就像一件被打碎的精美瓷器，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其碎片被流沙吹散，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很难关联的瓷片。但是，从这些碎片里我们仍然能够领略她的神采、她的美妙，为了更好地欣赏她、还原她，有必要进行一番大的修复，从同时代其他作品里撷取素材，对接、拼装和修补，让她重新焕发风采。
这就是我解读《汉末英雄记》的初衷。本书参考了《说郛三种》辑本、《广汉魏丛书》辑本、《续修四库全书》中《黄氏逸书考》辑本以及中华书局版《王粲集》辑本，为便于解读，对残文按时间顺序进行了重新调整，特此说明。
南门太守2010年5月于北京
壹 由“带头大哥”到“漂亮的草包”
袁绍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了让人羡慕不已的天生优势，袁家政治资源丰厚，可以保证他仕途一帆风顺。而袁绍又生得仪表不凡，走到哪里都受到追捧，成为“带头大哥”。然而，袁绍不愿意再走父辈们走过的路，尽管这条路风光无限，他清醒地看到天下正在发生变化，为此他开始了精心准备。但是，过早成名和过于顺利的政治道路也造就了袁绍性格上的缺陷，并最终导致他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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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是丫环所生，终身成话柄
袁绍出身于汝南郡袁氏家族，这个家族兴起于一个叫袁安的人，这是个厚道的基层公务员，有一年冬天发生雪灾，好多人饿得没有饭吃，手里有点小权的都想办法收取贿赂来活命。一天县令出来视察，
到袁安家看到门口没有一点脚印，县令想，八成这个老实人给饿死了吧？于是让人去收尸，结果发现袁安还有一口气，就把他救活了。宁可饿死也不收取贿赂，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典型的廉政自律精神，于是袁安被树成廉政典范在全国进行宣传，宣传材料也写得好，标题是“袁安困雪”，这成为本朝一个经典，写进了学生的教科书和官员操行手册里。
袁安名声大振，后来在汉章帝时做到了司空。袁家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续四辈人都当上了三公，如果再算上以后的袁绍那就有五世，而袁安是第一位，是袁这庞大家业的奠基人。袁安的后人袁京、袁敞、袁平、袁成、袁汤、袁逢、袁隗等人都曾位至三公。东汉的三公是指司空、司徒和太尉，地位都比部长级的九卿高，跟后世的宰相差不多，是位极人臣的显赫职务。东汉的三公有一项特权叫“开府”，就是组建自己的办事机构，所属官吏由三公自行聘用，三公拥有了这项人事权，就可以大量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些被招揽来的人就叫“门生故吏”，在他们眼里，聘用自己的人不仅是长官还是恩师，从而结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袁家连续四代人当上了三公，在位时间加在一起长达数十年，聘用过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日后转任政府及地方高官，织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袁绍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根据王粲的说法，袁绍的父亲叫袁成，字文开，很有能力，当时跋扈将军梁冀把持朝政，对袁成都礼让三分，对他言无不从，袁成在梁冀面前说话好使，没有什么事办不成。袁成的名声很大，王粲在《汉末英雄记》里说社会上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事不谐，诣文开。”意思就是“事情摆不平，就去找袁成”。
但是，根据《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袁成并不是袁绍的生父，袁绍的父亲叫袁逢，跟袁成是亲兄弟，袁成死得早，袁逢就把袁绍过继给了袁成以继承家业。袁逢、袁成还有一个兄弟叫袁隗，袁逢、袁隗都位至三公。当然，王粲的说法也没错，古人更注重亲属之间的法律关系，袁绍一旦过继给叔父，袁成就是袁绍法律上的父亲，袁逢是袁绍血缘上的父亲。袁逢还有一个儿子就是袁术，他是袁绍的亲弟弟，但是袁绍过继给袁成后，袁绍就成了袁术的堂哥。
这兄弟俩关系一直不好，原因是袁绍的生母不是袁逢的正妻而是妾，袁术的母亲则是正妻，一个是庶出，一个是嫡出，二者差别很大，这件事记录在《魏书》里。如果按照嫡长子世袭制的观点，袁绍虽然比袁术年长但却没有袁逢的继承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二人日后迟早会爆发一场冲突，但这个冲突却没有爆发出来，原因是袁绍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有了另外的继承权。
还有一种说法，说袁绍的生母连妾都不是，其实是一名丫环，因为跟主人有了孩子才被收为妾，想必袁术的母亲对她很不友好，直接影响到袁术对袁绍的态度。这种说法并非捕风捉影，它正式记载于公孙瓒*袁绍的檄文中，这份文书中说：“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檄文是用来诋毁敌人用的，自然少不了抹黑、造谣，似乎可信度不高，但其实不然，檄文固然可以骂人，可以上纲上线，但它是公开发布的，基本事实不能太离谱，所以这件事的可信度相当高。
袁绍能力比袁术强，始终压着他，名气比他大，长得比他排场，交的朋友比他多，官做得也比他大，袁术对此一直不服气，兄弟二人关系不是很好。《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被提拔为侍御史的时候，袁术担任尚书，袁绍不愿意比袁术低，所以就以有病为由求退。以后，袁术经常拿袁绍的出身说事，甚至在给公孙瓒的信里宣称袁绍不是袁家的后代。二袁日后决裂形成两大集团，公孙瓒、刘表、陶谦、曹操、吕布都被裹进这两大集团的斗争中。
为避风头主动申请延长丧假
和当时大多数权贵子弟一样，袁绍参加工作是从“郞”做起，“郎”是天子身边的工作人员，皇宫里不仅有宦官，而且还有不少办事机构，如国家档案馆兰台、朝廷的秘书局尚书台、朝廷的机要收发局谒者台等，这些办事处机构聘用的办事员就是“郎”。担任郎官既是一种历练，借此熟悉宫里的办事程序以及公文处理规则，同时在天子身边工作也是一种荣耀，表明与天子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关系，他们一般不会任职太久，一有机会便会被授以实职，这些从天子身边来的人大多仕途坦荡。袁绍当郎官不久就被任命为东郡濮阳县长，濮阳位于洛阳以东几百里外的黄河沿岸，那时候长江沿线并不发达，发达的是黄河沿线，濮阳的地位类似于现在的武汉、南京，袁绍这个高干子弟担任濮阳县长时也就二十来岁。
但是，袁绍担任濮阳县长的时间不太长，他家里出了一件大事：生亲也就是那个被袁术瞧不起的丫环去世了。汉朝以孝治天下，父母亲去世做儿女的要守三年丧，担任朝廷公职的必须离职守丧。袁绍于是离开濮阳回到汝南郡汝阳县为母亲守丧。袁绍虽然只是个县长，但作为袁家最被看好的下一代，他这时已经很有名气，结识的朋友很多，办丧事居然惊动了数万人来参加，许多人是从几百里、上千里之外赶来的，车子来了几千辆，其中就有正在洛阳太学当学生的曹操以及好友王俊，不过曹操和王俊只能在外围看看热闹，暂时上不了袁家贵客的名单。
守孝是很苦的差事，不仅时间很长，而且规定很多，不能住在家里，只能在父母坟前搭个简易棚居住，期间不能东跑西窜，不能吃肉，不能有娱乐活动，过惯了荣华富贵日子的人根本受不了，表面上悲悲戚戚，心里肯定如煎似熬地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可是，当袁绍在母亲坟前守完三年孝可以回去重新工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向朝廷请求把丧假延长三年，要为已故的父亲也守三年。
袁绍的生父并没有死，他最后死于董卓的屠刀，袁绍要为守孝的是他的继父袁成，袁成死得很早，袁绍当时太小或者还没有过继给叔父，总之当年没有正式为继父守过孝。袁绍的举动被理解为更大的孝行，因为这个孝现在并不需要追补。袁绍的孝行受到大家的敬重，于是他又在继父坟前搭起个简易棚开始另一个三年清心寡欲的生活。纵观袁绍的一生，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也很会作秀，不过暂时放弃正在高歌猛进的仕途只为博得一个行孝的名声代价似乎太大。守三年孝这个制度在以后朝代里还经常实行，有些正在走官运的人一到父母病情加重立刻提心吊胆，生怕关键时刻不得不离开官场。在明清时代，对于那些实在不能请长假的重要人物，天子可以下诏书要求他不用守孝，这就是“夺情”。像袁绍这样三年还嫌不够要求追加三年的人，在官场上不知道是不是独一份，但肯定是极个别案例。
其实袁绍这一回还真不是作秀，也倒不是他对继父感情有多深，而是有难言之隐。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党人被禁锢，遭到*并剥夺政治权力；所谓“党人”，就是像袁家这样的士大夫阶层，是区别于宦官、外戚的另一股政治势力。汉朝末年这三股政治势力恶斗不止，今天你占上风，明天他占上风，袁绍刚入仕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宦官和外戚占上风，像他们家这样的党人成为打击的对象。袁逢、袁隗官场经验很丰富，虽然没有受到宦官们的直接打击，但他们家社会关系太复杂，跟很多党人都有姻亲关系，尤其是他们的亲戚李膺更是宦官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宦官是政治伦理极差的一族，*党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动不动就株连九族，在这种情况下，袁绍要求延长丧假就好理解了，他是利用人们对丧者家属的同情心来避祸。
世受国恩却广交异端分子
袁绍结束了“在冢庐六年”的守孝生活后回到洛阳，按照制度，他应该到有关部门销假，再回原岗位工作或者由朝廷重新安排工作。袁绍担任的是县长，级别虽不是太高，品秩只有六百石，但责任和地位重要，均由天子直接任命，是朝廷直管的干部，袁绍此时应该到尚书台报到。
但是，据《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一回到洛阳就隐居起来，不随便见客，所见的都是“海内知名”，或者是“游侠”。袁绍见名士没有问题，因为他的生父袁逢和叔父袁隗等人不是九卿就是三公，门口净是排队等待接见的人。不过，袁绍经常见“侠士”却很有问题，因为“侠士”在当时可是一群敏感人物。《史记》有游侠列传，司马迁曾满腔热情地歌颂侠士们急人危难、守信重义、最后建立功业的品质，汉初的张良无疑是这类侠士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汉武帝起对各类游侠持抑制和打击的态度，从西汉后期到东汉以来，社会上对侠士的评价也越来越差，东汉班固写《汉书》已经不说他们守信重义了，而说他们是“作威作惠”的奸雄，自《汉书》以后再修官史也就不再给游侠单独列传了。
所以《汉末英雄记》说袁绍交接侠士有负面评价的意思，这个高干子弟整天接触社会不安定分子，是一种危险行为。袁绍接触的侠士，王粲一共点了五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张邈（字孟绰）、何颙（字伯求）、吴子卿（应该是字子卿，但不知道他的名是什么）、许攸（字子远）、伍孚（字德瑜），王粲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奔走之友”。“奔走”是游侠的特征之一，他们这几个人不是地主家聘请来看家护院的，也不像孟尝君养的门客关键时刻才拿出来用用的，“奔走之友”们跟他们都不同，后来发生的事说明，张邈等人的主要工作是四处“奔走”，并且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奔走”，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袁绍。
虽然做事隐秘，但也会引起有关人员的关注，尤其会引起情报系统很发达的宦官的警觉。《汉末英雄记》称，宦官头目张让对手下人说：“袁绍这小子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不出来替朝廷工作反倒养死士，不知道这家伙准备做什么？”党人是宦官的死敌，侠士与党人结合，谁都能看出来他们的矛头一定指向了遭受全社会唾弃的宦官们，所以张让紧张了。张让说这些话不是给袁绍或袁绍的父亲、叔父听的，而是说给自己心腹的，但这些话让袁隗知道了，这说明袁家的情报网也不容小视，虽然与宦官们苟且在一起，但他们时刻关注着宦官头子的一举一动，这么重要的绝密消息被袁隗知道了，他如何不紧张？袁隗说了重话，袁绍才不得不收敛，为了打消宦官们的疑心，袁绍主动应大将军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