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花淘尽英雄- 第1部分

名门之后又得名师指点——才华横溢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东汉山阳郡高平县即今山东省邹城人。山阳郡的王氏是一个名门望族，他们虽不如汝南袁氏那样“四世三公”，但自王粲曾祖起也都是朝廷的重臣。王粲的曾祖父王龚在汉顺帝时当过太尉，祖父王畅在汉灵帝时当过司空，太尉和司空都是三公之一，比“正部级”的九卿还高，王粲的父亲王谦当过大将军何进的长史，这个职务类似于秘书长。出生在这样一个世族家庭，王粲从小就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
　　王粲生活在东汉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夕，即“汉末”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政权不稳、思想文化激荡起伏的年代，王粲没有延续父祖辈走过的仕途，而是被裹胁进历史的洪流中。他十七岁左右来到临时首都长安，虽然其貌不扬，“年既幼弱，容貌短小”，但仍引起了大学者蔡邕的注意，据《三国志》记载，蔡邕听说王粲前来拜访，立即“倒屣迎之”，并向来宾郑重推荐，蔡邕成为王粲的老师，并向大家宣布：自己死后，家里所有的“书籍文章”都赠予王粲，显示出蔡邕对这个晚辈的超乎寻常的器重。但是不久之后即发生了长安之乱，王粲目睹了凉州军人劫掠百姓的惨相，之后流离到了荆州，在那里前后生活了十几年。赤壁之战前夕，荆州被曹操占领，王粲加入曹魏集团。
　　统治荆州近二十年的刘表也是山阳郡人，是王粲祖父王畅的学生，由于这种双重关系，王粲到荆州避难，并得到刘表的照顾。但是，在荆州期间王粲并不得志，他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幕僚而已，表面原因如《三国志》所说是刘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刘表“非霸王之才”，他“外宽内忌”，不能纵观大局，缺乏远大志向，选人用人还停留在清议、容止、品藻等传统标准上，不能像曹操那样与时俱进地喊出“唯才是举”的口号，对各类人才兼容并蓄，广泛吸纳。
　　寄居荆州期间，王粲写下了《七哀诗》和《登楼赋》等著名作品，奠定了他作为汉魏时期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的历史地位，被《文心雕龙》称为“七子之冠冕”。对一个作家来说，通常最不得志、最苦闷的时候才是他诗情文情最勃发、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王粲就是这样。《七哀诗》里的悲怨之情、人伦之忧，《登楼赋》里的困顿苦厄、抑郁绝望，都是他人生追求和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的反映。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挟北征乌桓大胜的余威南下荆州，开始了他统一江南的漫漫征程。此次南征尽管结局已被历史定格于赤壁的那场大火，但其初期进展却颇为顺利，曹军挥师南下，刘表病死，据《三国志》和《文士传》记载，在刘琮思考是否投降的问题上，王粲立了功，曹操平定荆州后大封十五名荆州人士为侯，其中就有王粲，这样王粲不仅是“建安七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成为政治地位最高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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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曹操身边任职——亲历重大事件
加入曹魏阵营成为王粲一生的重要分野。此前王粲就对曹操充满好感，他曾说：“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桓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在王粲的眼里，曹操是当代首屈一指的英雄，自然也是自己敬重景仰的明主。所以，当曹操得到荆州后“置酒汉滨”时，王粲主动捧着酒杯上前恭贺。
　　曹操对王粲也颇为看重，一则源于他力劝刘琮投降，保证了荆州的“和平接收”；二则他是山阳郡王氏后人，曹操自己虽出身于通常所说的庶族，但他在政治上一向与世族大家结盟；三则王粲与蔡邕有特殊情谊，而曹操与蔡邕也是忘年之交，曹操后来把蔡邕流落到南匈奴人那里的女儿蔡文姬用重金赎回。所有这些使曹操对王粲这个比自己小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很有好感，让他一直在自己身边任职。
　　王粲在曹魏阵营担任过的职务有三个，分别是丞相掾、军谋祭酒和侍中。汉代丞相府内设了十几个办事部门，类似于处或局，其部门长官称“掾”，副长官称“掾属”，丞相掾是很有实权的职务。“祭酒”是用酒祭祀，后来也指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并引申为类似“首席”的意思，东汉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博士祭酒就是首席教授，也就是校长。曹操担任丞相时，军谋是丞相府里的军事参谋人员，军谋祭酒就是首席参谋、参谋处长或参谋长，王粲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说明曹操对王粲的个人才能是认可的，在政治上对他也是绝对信任的。“侍中”是部长级的高级顾问，政治地位很高，魏国共有三位侍中，其中之一就是王粲。
　　王粲比曹操早死了三年，他三十一岁加入曹魏阵营，四十一岁因病去世。十年间所担任的三个职务都直接服务于曹操本人，因而得以与曹操以及曹魏阵营里的其他著名人物朝夕相处，这为他后来撰写《汉末英雄记》提供了一般史学家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据史料记载，十年间王粲曾随曹操出征六次之多，不仅与曹操“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而且亲身经历了合肥之战、潼关之战等重大战役，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和艰辛，领略了曹操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个人风采，这些都反映在他所写的大量诗文中，也记录在《汉末英雄记》一书里。
　　王粲还与曹丕、曹植等人关系融洽，他长曹丕十岁，长曹植十五岁，如果说在曹操面前因是晚辈和下级而更严肃拘谨的话，他与曹丕、曹植的关系就如同兄弟朋友了。在邺下文人的唱和饮宴活动中，王粲是比较活跃的一员，他现存的诗文里有大量应和、应制之作。王粲死后，曹丕和曹植都专门写诗文悼念，对他给予高度评价。王粲和曹氏兄弟深厚的友情从《世说新语》里的一则记载就能看出来：王粲有听驴叫的癖好，在王粲下葬时，已经身为太子的曹丕亲自出席了葬礼，为了悼念王粲，曹丕要求前来参加葬礼的人都学一声驴叫，这虽然很荒诞，但由于是曹丕的命令，众人遵从，葬礼上“驴”叫声此起彼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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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史书重新演绎“英雄”主题
王粲不仅家学渊源、阅历丰富，据《三国志》记载他还有另外两项特长：一是记忆力惊人，他曾经与人外出，见路边有一通石碑，大家都看了一遍，有人知道他记性好，就想考考他，问他有没有把刚看的碑文记下来，王粲于是默背了一遍，“不失一字”。还有一次他看人下围棋，中途棋局乱了，王粲帮他们恢复，下棋的人不相信，把棋局盖上，让他另外摆一遍，王粲就在边上又摆了一遍，跟盖起来的棋局比较，发现“不误一道”。二是他“善属文”，写东西“举笔便成，无所改定”，大家都认为这么好的文章一定是提前打了腹稿，其实不然。王粲留下不少作品，《三国志》说共有诗、赋、论、议等六十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粲集》十一卷，《去伐论集》三卷，《汉末英雄记》十卷，这些著作大概到宋朝时已经散侠，到明朝时张溥再辑《王侍中集》，只得到了一卷，收人《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如今，王粲的著作共存有诗歌二十三首，赋二十七篇，文四十六篇。
　　在王粲现存作品里，《汉末英雄记》是很特别的一部。隋唐时人们还可以看到这部书的全貌，其规模大约十卷左右。《三国志》共六十五卷、三十六万多字，《汉书》一百二十卷、八十多万字，若按照这种篇幅容量推算，《汉末英雄记》的总字数应该在五至七万字之间。但是，到宋代这部书就看不到了，《四库全书提要》称明朝王世贞杂抄诸书辑佚一册，记有四十四个人的事迹，以后在《说郛》、《广汉魏丛书》以及《黄氏逸书考》等丛书中有辑本，今人俞绍初校点的《王粲集》中，在前代辑佚的基础上又广搜博征，加以补充，是目前能见到最全的版本。根据这个版本，《汉末英雄记》尚有佚文一万两千字，约相当于原书的五分之一，涉及人物五十余人。
　　这些人包罗广泛，既有曹操、刘备、孙坚、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刘表、刘璋、张扬这样的割据群雄，也有董卓、李傕、郭汜、杨奉、胡轸这样恶名颇多的军阀；既有刘虞、张俭、王匡、凉茂这样的名士，也有周毖、伍琼、臧洪这样的侠客；既有天下知名的风云人物，也有像李叔节、关靖、刘子惠、赵浮、朱汉、尚子平、韩珩这样的小人物；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像丁原、韩馥这样的悲剧英雄；既有武将，也有像孔融、逢纪、审配、郭图、向栩这样的文士。所记录的事迹重点在董卓之乱后到赤壁之战前，也就是王粲生活的主要年代，对王粲来说，《汉末英雄记》就是他对汉末三国历史的“口述实录”。
　　这部书冠以“英雄记”的名字，显然是把上述这些人都当成英雄来写，这涉及到对“英雄”概念的理解。“英雄”一词据说最早出于东汉班彪所作的《王命论》中，班彪在总结汉代立国经验时认为，“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是刘邦成功的关键，与王粲同时代的刘劭认为“草之精秀者为之英，兽之特群者为之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到了近代，“英雄”一词又有了新的内涵，梁启超眼里的英雄除了“贵乎豪杰”之外，还必须能“谋团体之幸福，以一群之公益为目的”。通常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要么是安邦定国、建立功业的领袖人物，要么是扬名疆场、保家卫国的勇士，要么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侠客，他们是一群在普通人中间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带领人们做出巨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通常拥有藐视一切的能力，有傲视群雄的气势，普通人对他们不但敬畏，而且难以捉摸。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为善、行善，必须有义和勇的品行，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被称为英雄。
　　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汉末英雄记》里所载的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称为英雄。他们有的身上有善也有恶、甚至恶比善多，他们有的知名度一般、更没有特别突出的“英雄事迹”，还有的仅为文士、文官，没有上过沙场也没有行侠仗义。但王粲把他们统统写进《汉末英雄记》里，因为在王粲的英雄观里，不以贵贱论人，也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既看中大英雄、大豪杰，也关照小人物、小细节，他所谓的“英雄”，其实就是汉末各类精英的总和，是各种人才的统称，只要他们能因时而动，无论凭体力还是智力，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在历史上留下过自己的一页，王粲都用笔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这与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的精神一脉相承，是汉末时代精神向务实、通脱演变的一种体现。
　　

一部被忽视但有特殊贡献的史书
王粲有博学强记的天赋和家学渊源的优势，他善于属文，又亲身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长期在曹操身边任职，与曹丕、曹植等人关系融洽，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汉末英雄记》的与众不同。这部史书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不仅有较强的可信度，而且经过王粲的精心加工，艺术水平和可读性也较一般史书更强。
　　《汉末英雄记》最晚写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那时曹操还在世。这部书写成六十多年后，陈寿才开始撰写《三国志》，又过了一百六十多年范晔才开始撰写《后汉书》。《汉末英雄记》如今只剩五分之一，仅用这些散篇与上述两部史书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三国志》、《后汉书》直接引用、移植有时甚至照抄《汉末英雄记》的地方就有很多，如果《汉末英雄记》全部保存下来，我们会发现《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还有更多事件出于《汉末英雄记》。
　　这是王粲对史学的巨大贡献。王粲写史，可能一半出于自身爱好，一半出于对老师蔡邕遗志的继承。蔡邕临死前立志写一部本朝的史书，但未能如愿，想必他早就开始搜集资料做准备，后来这些东西到了王粲手中，为了完成老师的遗愿，他要写一部史书，但王粲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个激情如火的诗人，也是曹魏事业的支持者和讴歌者，他不愿意按照《史记》和《汉书》已经形成的书写模式写历史，他写得比较随意，在对历史的书写中尽情挥洒自己的性情，著就一部别具一格的历史篇章。
　　《汉末英雄记》得以在后世流传，说明曹操、曹丕这些当事人极可能看过这部书稿，这部书没有因为妄言、诽谤而被禁，说明曹操、曹丕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