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刘青石见到了唐志堂的妻子陈玉枝。丈夫被枪决后，陈玉枝为了孩子一直未婚，62 岁依然孤身一人。1992 年的冬天，刘青石和陈玉枝结婚，在人生的黄昏组成了一
个新的家庭。2003 年，在一起相依相伴走过10 年后，陈玉枝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告诉刘青石，这10 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刘青石：我心里跟唐志堂讲，受苦受难的是你的家属，我想只要能够做一点哪怕是微薄的贡献来弥补我的良心的苛责，我就满足了。希望他理解我，谅解我。
陈晓楠：你有一种还债心理。
刘青石：还债的心情。这么多年来，说实话我也有埋怨的时候，但都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因为我想到我当时参加革命的目的，想到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想到牺牲的同志，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内心是平静的。我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信仰，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那些被我连累的人。我现在回台湾就是给父母扫墓，除去这个以外我谁也不敢见。说实在的，比起他们来，我心里有愧，毕竟我还活着，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块儿走的。
□ 陈晓楠
86 岁的刘青石如今独居在北京，和其他大爷大妈一样，每天早上他都会出门遛遛弯，锻炼锻炼身体，天气好的时候，他也会下楼和其他的人聊聊天、下下棋。每天小时工给他上门做一顿饭。而大部分时间，他也只是待在屋子里面读读书、看看报。在外人眼里，他的确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退休老人。只是稍让人们觉得有点奇怪的是，80多岁的老人了，却一个人孤身居住，很少看到他家里有人拜访，对自己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他也很少提及。周围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眼前的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老人，拥有着和他们绝然不同的人生。
总结自己的人生，刘青石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一言难尽”。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非常少，但是知道的人都会跟他这么说：“您的人生真的是太传奇了！”每当这个时候，刘青石就会意味深长地笑一笑，因为他知道，对他来讲，这“传奇”二字写来实在不轻松。
命如棋子：我的国民党特务生涯（1）
三名潜入大陆的台湾特务，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暗战，一群现实世界里的007，一个个被特殊身份改写了命运的人。
人物档案
姜建国，73 岁。父亲为上海资本家，1949 年后逃往海外。改革开放后，赴香港接受遗产，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1987 年成为台湾情报人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5 年。现居香港，无业，以捡垃圾为生。
陈景圣，60 岁，国民党高官幼子，“*”中遭受*。改革开放后到香港打拼，接受策反成为台湾特务。1981 年至1993 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现居香港，无业，靠特区政府援助金生活。
阚中干，73 岁，生于上海，长于台湾，举目无亲之下加入台湾特工组织。1958 年潜伏回大陆5 天后被捕，判刑22 年。1996 年进入上海某纺织厂扫厕所10 年。孤身一人，靠每月900 元退休金生活。
□ 陈晓楠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位于黄浦江畔，始建于1901 年，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也被称做“远东第一监狱”。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提篮桥监狱关押了各个时代的一些身份很神秘、命运很诡秘的人。就在前几年，有一群从这座监狱走出来的人，他们突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联合发起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他们做出了或许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搏。这些人就是一群来自台湾的间谍人员——台谍。当然用一个我们在历史上更为熟悉的词，其实他们是一群台
湾的特务……
姜建国：“我的悲惨下半生”
年过七旬的姜建国如今居住在香港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公屋里。窄小的房间内摆满了简单的家具，拥挤不堪。但在房间的角落里却整齐地堆放着一摞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旧报纸。这些被人们早已遗忘、丢弃的旧报纸，如今是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香港富商姜建国赖以生存的唯一至宝。为了不让邻居和熟人看到，每天下午3 点，姜建国都要拄着拐杖，步行30 分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捡纸皮、废报纸，直至深夜。每天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晚上一般都要等到11 点半超市关门，才能把人家不要的垃圾捡回来。香港的冬天一般都在10 摄氏度左右，姜建国因此患上了退化性关节炎。
姜建国：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在监狱里我都没有想到。如果说我在出狱之前想到这一步的话，我就不会出来了。
1988 年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姜建国，被大陆法院判刑15 年。在关进监狱后的第三天，他就吞了一个不锈钢饭勺试图自杀。
姜建国：我想完了，感觉这样痛苦的话，还是早点死的好。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想了，15 年，还得了！ 15 年！怎么过啊！出去也老了，老婆孩子还要依赖人家。我哥哥、姐姐也相当地痛恨我。想当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哥哥还去火车站送我，他亲口跟我讲：“你不要在政治上走弯路啊。”
姜建国，1936 年生于上海，父亲是资本家，1949 年后抛下子女逃往海外，姜建国被哥哥姐姐带大。医学院毕业后，他本来当着一名普通的医生，然而1981 年忽然收到父亲的律师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原来，因为在“*”期间，他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宣布和父亲脱离关系，所以成为父亲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姜建国马上携妻女来到香港，在“小甜甜”龚如心的公司里做到中层职位，拥有百万家产。
命如棋子：我的国民党特务生涯（2）
1985 年5 月，他从大陆购买了一批蚕丝运往台湾。由于当时两岸的贸易壁垒，姜建国在蚕丝外包装的袋子上都用“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假标签装饰起来，为了省钱，里头小袋包装上印的“中国制造”却没清除干净，这导致台湾当局将他的货品全部扣押、没收。突然的变故让姜建国面临倾家荡产的危险。想到马上就要到手的四五十万美元可能就这么泡汤，他火速赶往台湾，找到当地一个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向他引荐了一位沈先生，沈先生出奇爽快地答应帮他要回扣押的所有货物，但有一个条件，一个不同以往的、不一般的先决条件。
姜建国：他说：“你要不要参加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党好讲一点，讲你是国民党人，不是通共的！”我说参加什么党都可以！“吊儿郎党”都可以啊！只要东西拿回来。
心急如焚的姜建国万万想不到，眼前这位沈先生并不是海关干部，而是台湾“军情局”的一名军官。对方看出他为了能早日捞回自己的货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就进一步提出让他为台湾“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将被全部充公。无奈之中，姜建国只能一口答应下来。
姜建国：第二天，我就在沈先生家里宣誓。他家挂着蒋经国的大半身像，好大的，挂在墙上。要我对着蒋经国像宣誓：“我忠心参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忠于三*义，绝不背叛。如果我有对*不诚不义，愿受严厉惩处包括家属”。
此时，对间谍工作一无所知的姜建国才隐约感觉到了一丝危险和神秘。不过，对方安慰他，给他的任务不过是在香港做些简单的牵头搭线工作。身不由己的姜建国接受了台湾“军情局”为期7 天的特务培训，然后被委任为中校处长，领取960 美元的秘密月薪，并果然如数要回了被扣押的蚕丝。此后，姜建国返回香港，正式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姜建国：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钟，这两个小时我要注意，我当时的代号是5331，一天会叫三遍，“5331 同志请注意！中央现在给你讲话。请记住：10345678、3365533……”一般来说，每组数字报两遍，第一、第二个数字代表第几页，比如说0933，09 是第九页，33 是第三行第三个字。
没有想到的是，姜建国接受的任务并不像沈先生当初承诺的那样简单。上级命令他携带大量*传单潜入大陆进行散发。这让刚刚喘上一口气，以为死里逃生的姜建国浑身战栗，不知如何应对。他不敢将这一切告诉家人，但又骑虎难下、身不由己。于是，绞尽脑汁、精心准备后，他决定以香港游客身份潜入内地。此时，姜建国心里非常清楚，这次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纰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姜建国：我出事没有关系，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当时宣誓时他们讲得很清楚，如果有背叛或不忠不义的行为，不单你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还要
连累家属……我想不能夜长梦多，要越快越好！我进入深圳以后，乘火车到广州。到广州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报纸我放在旅行箱里，里面还放上我老婆和女儿的内衣、外衣，都是女人的用品。这样万一海关查出来这些东西，我可以说这不是我的，是女人的！我可以赖掉，不承认。结果进去的时候也没有查，很顺利地就过去了。散发传单的时候，我拿张报纸坐在屁股底下，一下子看到没人，起来就走，报纸就不拿了。这带有危险性！被人家看到，我就完蛋了。
命如棋子：我的国民党特务生涯（3）
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此后，1986 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故乡上海，在承建上海码头工程时，他再次顺利地将图纸秘密获取。为此台湾“军情局”还奖赏了他4000 美元。屡屡得手、又饱尝了甜头之后，姜建国早已忘记了当初的畏惧。同年，他又来到大连军港游览，然而他绝想
不到自己的一切行踪早已进入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之下。
姜建国：首先是坐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们是三个人一个房间，二等票。刚好我们房间有一个男的，捧了一张报纸，在床铺上看。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票是另外一个房间的。我就对他说，先生，我们三个是一起的，你是不是可以换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他说，不行，那里黑不溜秋的，好暗啊，看书都看不了。他不肯。后来我才想到这个人为什么不肯，可能就是要跟踪我，
监视我……我到了军港码头，刚一出来，路灯几乎都没有，还没跑出20 米，就有两个男的上来，把我手一勾，跑了百十来米，然后把我架上楼梯，带进房间里。房间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男的出来说他们是国家安全局的，说你被逮捕了。我说什么事？他说什么事你还要问我？签字，铐了。我心里当时就寒了、冷了。
姜建国短暂的、仅一年多的间谍生涯就此戛然而止。他只好坦白了自己的间谍行动。经过近两年的拘押，1988 年姜建国被判处15 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 年。
2001 年8 月，姜建国走出度过了十三年零四个月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大门，急匆匆地赶回香港。他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与妻女再度相会的感人场面——那个矗立在门前等他归来的身影，那句他反复温习了多遍的问候，那双饱含了热泪的眼睛。然而，现实如冷酷的海浪把姜建国狠
狠击垮了。到了香港，别说是家人，连自己的房子，甚至房子附近的街道都不见了。原来，姜建国入狱的第二年，妻子便将他们在香港的房产一一变卖，然后带着女儿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如今，姜建国站在香港街头，无立锥之地，又投靠无门。他成了这座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
陈晓楠：当时的路变成什么样了？
姜建国：造了高楼大厦。完全看不出来了，路都不认识了。
陈晓楠：你站在那儿什么感觉？
姜建国：心里好寒啊，好寒。第二天，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了。懵了，没
有方向了。没有钱，也找不到亲戚朋友。
陈晓楠：家没了，老婆没了，女儿也没了。
姜建国：怎么过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啊？唯一办法就是到台湾去拼命。
陈晓楠：去找台湾当局，他们会给你很多钱吗？
姜建国：我当时想着至少工资要补给我，十五年的工资要补给我。我想有
了这笔钱，也可以去买一个小的房子住下来，自己有一个窝儿。
2002 年，姜建国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然而台湾“军情局”只承认了他
的身份，不愿意给予任何补偿。往返了三四次后，每次都被敷衍地打发，拿着1000 到3000 元美金回来，他在香港的生活只能靠政府救济金和自己拾荒勉强维持。
为了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2007 年1 月，姜建国与其他七位在港“台谍”选择了在漫长
的缄默之后，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成立“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