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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就此结束，事情也就算了，可是人性的低贱的确是超出我们想象。
以下是李顺与我的对话，事后的几天他居然找到我的宿舍，只因为他打听到我是江哥的朋友。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丫躲在你们那，我已经跟他谈了，丫打伤了我的兄弟，眼镜是外国的，要赔100块，医药费要赔600块，一共是700块，给你们三天时间”。
“老李，这就不成话了，他打了你们，你也打了他，大家一报还一报，该清了。要不这么着，我做东，一棵（100元）在燕春园撮一桌，就算了吧”。
“你他妈的少废话，糊弄你顺爷呀，你丫抠逼也不打听一下，海淀区谁不知道你顺爷，我他妈的平趟北大！告诉你，后天拿不出来，连你一起磕！我他妈的看着你们这帮广老冒儿就来气！”
操！这一下，我也下水了，我和江哥在宿舍里商量了一天，知道什么是忍无可忍了。
这时候，我们一个最好的朋友叫JIN的出现了，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空手道黑带三段，同时是北大武术队的主力，在高校比赛中拿过不少金牌。他曾经在北大礼堂与江哥表演过自由搏击，不小心一个转身旋踢扫在江哥脸上，据说坐在第四十排的人都能听到响亮的“啪”的一声，尽管那时礼堂里群情激昂，人声嘈杂。
我、江哥和JIN，第三天等在我的宿舍里等着。而李顺则大摇大摆地走进宿舍。当时的情况历历在目，李顺一屁股坐在门口的下铺上，前面是一张书桌。
“李顺，你也打了我，算了吧”。江哥说。
“去你妈的！你丫的数不数张”。
这时进走了过去，把江哥拉到一边，隔着桌子，对着李顺龇牙笑了一下。
“你丫的什么人，我告诉你不关你事”李顺恐吓着。
“听说你平趟北大，是不是？”
“不服呀，有种你打我呀”
JIN平静地把桌子移开，退了一步，面对着李。
“对，我就要打你！”
而当后我们与江哥喝醉酒吹牛时，总要谈起那个情景：我说JIN左右开弓地踢了李顺二十脚，江哥说只有十八脚。但这就足够了，我们在电影上看过很多功夫片，可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用脚踢了另一个人十几二十脚。
出门的时候，李顺的脸已经肿得睁不开眼睛了。
但我不得不承认出来混的小痞子是有几分痞气的，他撕哑着说“操你们丫的，有种就把吕爷的命留在31楼226，否则我让狗三狗四戳你们每个人二十个透明窟窿，有种的后天晚上五四操场见！死磕！”
我们再次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绝对没有退路了，要不逃跑，永远从北京消失，要不，决一死战。
当天晚上，我们躲进了勺园——当时的留学生宿舍。在其后的两天里，我们都铁青着脸，沉默不语。我们知道面临的是海淀区最大的一群妄命之图，一场大规模的械斗看来绝对不可避免了。
我和江哥在JIN的房间里准备了一麻袋的家伙儿，主要是铁棍、凳子腿、板砖和啤酒瓶等。
决战前的下午，JIN很奢侈地打开了一直摆着的一瓶“白马”威士忌。（当时售40外汇券，而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30块人民币）。我们喝着闷酒，一声不吭。
5、匪鸥：最后的燕园（3）
那个下午，过得好慢呀，即使数年后的今天，想起当时，那个漫长的下午，永远喝不完的一瓶白马就在我脑袋里晃，还有，那个短命的太阳。
江哥好像醉了，他走到窗边，拉开了厚厚的黑色窗帘。怕被对方的眼线监视，整整两天两夜，我们一直未打开过窗帘。JIN随手那了个相机，对着江哥按下了快门。125分之一秒，在当时沉默的空气中居然声如裂帛。
晚上七点，我们离开了房间。走出楼口，迎面扑来的寒风让每个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江哥一声不吭，但他看到门口齐刷刷几十条学生时，他的眼睛湿润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眼泪。
我们一共约了五十多人，除了十个是体育系的，其他都是外表文弱的学生，也都是我们的兄弟或者兄弟们的兄弟。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江哥隔壁班的周燕军，他那时可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学生会主席，虽然不方便自己出面，但还是从外面拉了一群哥们来助阵。这些孩子虽然年龄都不大，但一看就是能征惯战的打架好手。
JIN袖了两个钢棍，江哥腰上缠着九节鞭，而我则掖着二节棍，我们谨慎地选择了武术用具，没有人带刀。
门口一群在玩棒球的留学生惊奇地看着我们，他们涌向JIN，JIN简单地解释了事情，当他们问进会有什么后果时，JIN用英文说“We’re gonna get killed”。（我们也许会死）
于是五十个人又入了两个一米九几的黑人，三个德国佬和三个日本人，他们拿着棒球棍跟着我们。
相信这一次大阵仗已经惊动了校方，当我们到达五四操场时，校卫队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
但我知道他们不会阻止这场恶斗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勇气。
遗憾的是，对方只来了十几个人，当他们看到这样一支队伍时，远远地就作鸟兽散了，只剩下李顺和两个落单的痞子被我们团团围住。于是其中一个外号叫“事逼儿”的胡同串子开始与我们谈判，他一阵“山不转水转，水不转石头转，石头不转磨盘还转”的车轱辘话后，双方表示事情即时两清了。虽然没有打起来，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第一次见到北京痞子的懦弱，这也是北大学生第一次对校外歹徒的胜利，这绝对应该列入北大的史册！
围观的校卫队，“海派”的彼岸以与热闹的看客无人喝彩，在失望中默然散去。当晚没有下雪，但看到他们的背影，我一阵不寒而栗。随后，JIN掏钱在燕春园买了50多瓶啤酒，我们所有人对着嘴一阵狂灌，然后把瓶子全部在地上砸碎，扬长而去。那夜后，除了自发的力量外，我再也不相信有任何正义的机构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尊严和生命。
89年严打时，狗三，狗四，海英的名字先后出现在被打了红叉的法院公告上，斩立决！而李顺，当然再次见到他时，居然西装革履的任一个皮包公司的总经理，混得不错的样子。 看来，流氓总是能够发达，而现在发达的款爷，不知有多少不是这种无耻的流氓。
（二）
88年初，快要毕业了，离开32楼臭烘烘的宿舍，我和江哥在西门外面租了一个房间，窗口用黑色的油毡封住。自此，那就成了我们的放肆的乐园。
我们经常在三十一楼和三十五楼的空地打棒球玩，全然不理会路过师生的白眼。遇到漂亮的女生就认真了得，让球在她们面前几十公分掠过，看她们花容失色，哇哇大叫。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没有用沉甸甸的棒球，而用网球代替。同留学生楼的八国联军对诀时，江哥是外野手，但他更适合当一个投手。江哥是左撇子，有一次他恶作剧地玩了一个高难度动作，让球在地上弹起，稳稳地斜飞进一个女孩子的裙子里。那个比我们高一级的丫头大哭着跑了，这让我们十分无聊。当晚我和江哥登门道歉，数天后那丫头成了江哥的女友之一并直到一年后毕业。而我对伊同宿舍的一个新疆妹却久攻不下，不由十分懊丧。 。 想看书来
5、匪鸥：最后的燕园（4）
天暖和点时，我们经常*上身坐在小卖部门口的石阶上喝啤酒，遇到女生走过就肆无忌惮地行注目礼。低年级的丫头多是低头或红脸匆匆走过，而高年纪的则大方得多，她们有人甚至敢跟我们对望，毕竟，“五四操场之名战”后，我们在北大也是出名的玩主。遇到着实吸引的姑娘，我们就厚着脸皮吆喝：“哎，妹妹，你真漂亮，一起喝一杯！”我们有意不用北京土话，也不用广东人的官话，我们多用类似现在电视上台湾或新加坡的那种国语同她们打招呼。现在想起来十分愚昧，当时却觉得不卑不亢，充满自信。
那时正流行谭咏麟和张国荣，江哥不知道从何处弄来一套香港仔风靡的新潮西装，宽身*窄脚，还学人打上金利来领结（注意，不是领带）， 足蹬黄牛皮帆船鞋，尤其是十分柔姿的发型，在一片京城“板寸”的糙爷们中，颇为醒目，煞是了得。
于是我们的黑屋子就一直充满了欢乐，那是怎样的青春呀！我没办法再想象，好像除了喝酒，倒钱，勾引女孩子就不再有其它。在勾引姑娘前，我们兴奋而开心，经常滔滔不绝，出口成章，顺口编出书上看到的流氓行径，活学或用地套在自己身上，几乎每个姑娘都要问起“五四操场名战”和“50个砸碎的啤酒瓶”的典故。每当如此，我们凝神作状，一洗油滑，语言变得简洁，有力。
和现在要低三下四哄大小姐的半大孩子完全不同，我们总是旁若无人谈论姑娘们表面上毫无兴趣的事情。
酒阑夜深，但几个狗男女却谈笑风生。这时，我多会同江哥如高手对诀，互打机锋。
“就像小李飞刀，”我说，“例不虚发。”江哥立即接上。
“我虽然喜欢喝酒，但却讨厌同两种人一起喝。”我做愤怒状。 “你知道哪两种？”江哥正色地问听我们侃得入神的姑娘。
“是不是女人？”百分百同样的答案。
“错，一种是同自己讨厌的人喝！”江哥大声宣告。
“还有，就是一桌男人都喝酒，偏有一大老爷们喝酸奶！”我忿忿地补充。
说到这，江哥猛吸一口烟，把杯中的残酒一口干掉，把空杯子翻过来：“酒尚冻，请！”
江哥略醉，用筷子敲着杯子大声吟诵：“天皇皇，地皇皇，刀断刃，人断肠，一入万马堂，休想回故乡！”
我紧接下句：“天皇皇，地皇皇，人如玉，玉生香，万马堂中沈三娘。”
“好一个人如玉，玉生香！” 江哥赞到，举杯向我：“来，鸥哥，一醉方休。”
这种日子我们一起过了半年。我因为临近毕业，就明显减少了鬼混的次数。到了我要毕业离校的前一个下午，我与江哥又一次单独呆在黑屋里。这次没有姑娘和笑声，没有打开厚厚的油毡窗帘。开了一瓶“白马”威士忌，我们又默默地喝完。下午六点，江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日头已沉，夕阳黯淡，又一次照到他脸上，一切突然如此遥远和岑寂……
（三）
毕业后我回到广州，洗头革面，表面上像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温文小心，夹着尾巴，度日如年。其中与江哥偶尔会有一些书信来往，内容不过寥寥数语。他虽然不愿多说，但我大体能知道一些他的情形，*年夏天惹了些麻烦，差点毕不了业，而毕业后又一直不能被分配工作，后来不得不跑到一家合资酒店端盘子。想必起来我的命运要比他强多了，毕竟是大型国营金融企业。至于他那个小女朋友，也顺而成章地分开了。
1992年，江哥居然在我们分离四年后的某个日子不请自到，开始了广东淘金的生涯。那段日子大家都不算太富裕，但却充满了斗志和野心。虽然白天江哥努力在捞世界，但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江哥介绍了缺哥给我，这厮颇为厚重，却带有不寻常的沉稳和狡鲒，不但对兄弟们却是非常照顾和慷慨，我和江哥打趣地称之为缺哥。下班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在发达的梦里痛饮狂歌，但很少提到大学往事。
5、匪鸥：最后的燕园（5）
不到一年，江哥突然离开广州，投奔肇庆的一个朋友的合资工厂。一年后又怏怏然地回到广州。我算过短短的三年内他至少换过七、八份工作，直到最后跑到一件身份可疑的具有某种背景的期货公司，然后还真得颇发一笔不大不小的邪财。这段往事在我与缺哥口述的《无动于衷》里有很仔细的描写，这里就不多废话了。九四年底，江哥突然再次离开广州，连王胖都不知道他去了那里，原因又是发财梦的破灭和爱人的离开。次年初夏，我终于得到了江哥的联系方式，他正在中缅边境讨生活。当我迫不及待地打通了他的电话时，他似乎声音冷漠，全无我想象的友谊。
就要离开广州了，我又一次在办公室拨通了江哥的手机， 结果仍然是有些失望，我故作轻松地谈起王胖和我们三人在广东一起度过的三年，但江哥没什么反应。最后，我在电话里提到1987年的那个下午，那瓶酒，那个夕阳，散落在我桌上的那张照片，还有远在大洋之外的JIN。我说，这张照片你一定很久没再看，但一定是你最好的一张照片。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