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华北作进一步的扩张。华北乌云满天，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在古月堂与他握手凄然告别时，彼此都感到后会不知何时何地，但是也都估计到后会不会是在北平了。
一别六年，我们虽然相隔万里，通信也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为学日进，著作日富。我由伦敦到开罗，又勾留了一年余。1941年初，我返国到四川南溪李庄工作。途经昆明时，我在城里遇到他和向达同志。久别重逢，欣喜可知。三人一起下乡，步行二十多里，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他们所住的浪口村。在路上和在他们的家中，我们畅谈一切。昆明冬天和暖如春，阳光灿烂，山茶花正盛开，但是时常有日寇飞机前来昆明上空投炸弹，大家胸中充满着憎恨和愤慨，心情很不安静。向达先生于1938年8月提前由欧洲返国，当时他是抱着奔赴国难的满腔热情。但是返国后一年多的经历，把他的梦想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消极抗日，内政*专制，他觉得很是失望，说还不如回到书斋中安心学术工作为佳。我问吴晗同志，“老吴，你是否也有回到书斋的打算？”他苦笑着说：“我还没有离开过书斋呢！”
但是，他不久终于离开书斋，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去了。昆明一别，我们又是十年未见面。我只知道他从1943年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响应时代的号召，挺身投进斗争的激流中去。他这段转变过程和后来斗争的情况，他的许多朋友近来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得很多，这里不再重复了。抗战胜利前后，我正在西北荒漠中从事考古工作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作室内研究。我只听说他在昆明和在北平，同其他进步教授和学生在一起，展开对反动派的斗争。当时反动派恨之入骨，称他为“赤化分子”，叫他“吴晗诺夫”。他与被叫做“闻一多夫”的闻教授齐名。闻一多同志被反动派暗杀后，我们都替他担心。但他并没有屈服，反而斗志更为昂扬。最后他由北平跑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去了。
北平解放后，吴晗同志以军代表的身份回到清华园，参加接管工作和后来学校的管理工作，但不久就担负起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1950年7月我接受中国科学院的聘约，北上北京到考古研究所工作，乘间到清华园访友。那时吴晗同志已当上副市长，但仍住在清华园西院的旧式平房中。十年未见，他已老得多了，头上添了几根白发，并且开始脱发。但是他还是有那么一股劲儿，甚至于可以说比从前更加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了。那时他很忙，家中接见来客时，几次城内打来电话。我们只匆匆地说上几句话，我就起身告辞了。临走时，他说：不久要搬到城里来住，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见面。不过我后来始终没有去过他的副市长“官邸”，只在公共场合或会议上曾几度相见。他除了副市长的工作以外，还担任民盟领导工作。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全心全意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是很有贡献的。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5）
自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后，他没有大块时间可以坐下来专心从事史学研究了。但是他仍抓时间、挤时间来读书和写作。他这时期内很少写长篇的学术论文，但是却写下许多杂文、评论和札记，还修改或重写他从前的著作。在领导史学研究工作方面，他是中国史学会的理事，又是北京市史学会的会长。他还亲自领导主编过好几种小丛书（“中国历史小丛书”等），还主持过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后改名《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他真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又有专业知识的领导干部。我还记得1951年2月初，在一次新史学研究会上，大家讨论了在中国科学院中应该筹建历史（古代史）研究所的问题。会后郭沫若院长曾和郑振铎所长商量，打算将考古所历史组划出来，成立一个历史（古代史）研究所，并且打算请吴晗同志来具体领导这个所的业务工作。后来考虑到北京市未必肯放他，这事就搁下来了。事虽未成，但可见他当时在史学界的声望，大家对他的组织能力是有很高评价的。
吴晗同志在保管首都文物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重视出土的考古资料，认为“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学习集》第282页）。1955年他同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等同志，写报告请示国务院，要求发掘十三陵中的长陵。后来决定先试掘定陵。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我还替郑作说客，知道吴晗是此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我说：“老吴，你还记得我毕业后改行搞考古的时候，曾经问过你：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掘什么古迹。你不假思索地说：‘挖明十三陵’。但是现下你应该从全国整个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他笑了，说记得有这样一回事，但是还是坚持要发掘，先发掘定陵。后来郑振铎同志以主管全国文物工作负责人的名义打报告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接受郑的意见，由国务院下指示，短期内不准再发掘古代帝王陵墓。吴晗同志也同意在定陵发掘后暂时不再发掘长陵，认为周总理的指示和郑的意见是正确的。1965年9月，我还陪同他到元大都后英房发掘工地去参观。这是一座保存比较良好的元代民房遗址。我建议加以保存，可以作为一个现场博物馆。他同意了，还吩咐在场的市文化局的同志作计划及预算。后来不到两个月，反动文痞姚文元写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吴晗同志横遭*。这保存古迹的事不再提起了。他想保存的古迹也遭破坏。
他的治学精神的另一特点是谦虚不自满，乐意接受别人的意见。1959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海瑞》。其中有一段引《海瑞行状》中的“特其质多由于天植，学未进于时中”一句话。他译为“他的本性是天赋的，大概读的书和当时的人不大一样”。我读了后，写封信给他，大意说：尊译“时中”一语，译文大成问题。《札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郑玄注：“时节其中。”孔颖达疏：“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这里是说他的学习还未达到“随时节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处世治事之道，都称之为“学”，不一定指读书。他收到信后，立即回信说：“示悉。承教‘时中’译文，甚是。这是我的疏忽，当在出集子时改正。谢谢。一隔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温旧谊，极喜。以后盼多指教。”过了几年，我有一次又给他去信。那是我在1963年春做胃切除手术后在小汤山疗养的时候。我在病房无事，就翻阅他所赠的《学习集》。我发现引文有问题，就写信给他，大意说：大作《〈敕勒川〉歌唱者家族的命运》一文中，引斛律金的话“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论，这是错误的。鸟飞戾天，猎者仰射，着箭处应在胸部，不在背上。就训诂而言，《北史》和《北齐书》的《斛律金传》中都说：“光（即明月）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其中所引斛律金的话皆为“明月必背上着箭”。虽未确说是禽或兽，但猎人骑在马上射兽，中箭处为背脊而非胸部。“丽龟”一辞，出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射麋丽龟”，孔颖达疏曰：“丽为着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鸟背并无龟形隆起，可见此乃指兽无疑。吾兄酷嗜钓鱼，而不习打猎，故易致误。他回信说：“承指出背上着箭是指的野兽而非飞鸟，甚是。我确是只会钓鱼，不会打猎。有渔无猎，只能算个半个渔猎社会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后，请你吃一次小馆子，吹吹牛，如何？”实则我不仅不会打猎，并且也没有钓过鱼。他不仅虚夸了我，后来还真的请我吃一次馆子。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我已出了疗养院，恢复上班。5月间，石榴花正盛开。他在北海庆霄楼召集修改杨图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商谈抽出有关北京城的几幅历史地图，另编一集。我不是杨图编委，但这次承他约我参加，会后在仿膳饭庄吃了一顿。谁知道后来“四人帮”*他时，竟把这次会议叫做“庆霄楼事件”，说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阴谋搞政变。这是他的几大罪状之一，同时也牵涉了我，说我参与了这件反革命阴谋。谁叫你嘴馋，这是活该！当时某单位还特别派人三番两次来外调，要我写材料。那位外调人员指着他皮包里的文件说：吴晗都已经交代了。他交代的材料就在这里。我说：“他既已交代了，那就解决问题了。我确实不知底细，不知道有什么阴谋。既然是阴谋，难道人家还会在公开会议上宣扬吗？”他瞪着眼骂了我一顿，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真是有口难分。但是他们也没有如愿以偿，没有获得假证明。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6）
吴晗同志于1959年年底动笔试写京戏《海瑞罢官》，写完修改后曾经上演。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他的黑文后，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开始了，到12月底就逐渐展开。听说吴晗同志最初还很自信，认为这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曾忿忿地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后来被迫写自我批判，在12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虽承认“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但他仍以为通过这次的批评和讨论，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可以提高学术水平。文章用大量的篇幅来考证退田、除霸、修吴淞江等的史事。有人以为吴晗同志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实则他始终是个文人、学者，书生气很重。中年以后他喜欢谈政治，后来又投笔从政，但是并不懂得政治。有人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直刺*、“四人帮”祸国殃民，刚正不阿，致遭毒手。实则1959年年底他着手写这本戏时，*刚取代彭德怀同志当上国防部长，劣绩未显，“四人帮”则还未登台操权作孽，而且吴晗同志曾多次声明，这戏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刚毅精神，并没有隐射讽刺任何人物。我是相信他的话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借《海瑞罢官》以掀起批判运动，打开一个缺口，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党中央许多革命老前辈。吴晗同志和别的千千万万的无辜受害的好人一样，成为这个阴谋的牺牲品。
1966年5月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已入高潮，并且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中另一位健将邓拓同志。有一天，向达同志进城开会，会后和我一起到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用餐。他对我说：“辰伯真害人不浅！他写了一本戏，害得我好几次远道来城里参加批判会。”又问我去过老吴的副市长“官邸”没有。我说从来没有去过。他叹口气说：从前我经过他家时，门前总是停着几辆小轿车。今天我经过时，双门紧闭，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我听了后，深有所感。回家后写了一首打油诗《赠吴晗》：
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
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剩秃头。
还没有等到我寄去，传来关于他的消息越来越恶，遂未寄出。后来我将诗稿毁掉，深恐被发现又得多挨斗一次。最初我还时常在报纸和小报上看到全市性斗争黑帮大会的挨斗者名单中有“*老手吴晗”的名字，后来就阒然无闻了。好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已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他的遭遇非常悲惨。他是被投入监狱，打成内伤，口吐鲜血，最后被折磨摧残致死。
粉碎“四人帮”后，吴晗同志的冤狱得到了*。1979年9月14日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会上看到他的遗像时，生前那种谈笑风生的形象又复呈现在眼前。回忆起将近50年的往事，仿佛如昨，时光若驶，他已成为历史上的人物了。前几天，我参加了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议，看到了当年（1951年）史学会理事名单，一共43人，已去世的达27人之多，其中就有他的名字。吴晗同志终年60岁。如果他不遭受“四人帮”的残酷*，可能他今天还生活在我们中间，生龙活虎地工作着，继续为中国史学作出贡献。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正在迅速萌长、壮大。他们中有许多都曾受到他的影响，有的还是他的受业弟子。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史学园地中将是春色满园。我们更会想念他这位辛勤的园丁。他不仅用笔杆写作史籍，还用他的鲜血、他的生命，写出了悲壮的史篇。我们深刻地怀念他。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