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2月20日）
冯素陶 怀念吴晗（1）
编者按：这是冯素陶老先生于1979年写的，刊载在《北京盟讯》1979年第2期上，原标题为《怀念吴晗同志》。而今冯老先生已104岁高龄，想到今年是吴晗诞辰一百周年，被害40周年，特嘱吴昆转给编者将此文编入这本书（吴昆在转稿时，订正了一些史实），借以表达对老战友吴晗同志的怀念之情。
今年，是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卓越的史学家吴晗同志殉难15周年。解放前，吴晗同志幸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解放后，竟未免死于“四人帮”的冤狱，抚今思昔，犹有余哀！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由于沈雁冰（茅盾）同志的介绍，我才开始认识吴晗同志。
抗战开始后，昆明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在1938年成立了以开展抗日*运动为宗旨的云南文化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从这个会的成员构成及其活动范围来说是一个文化界抗敌协会，但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登记名称则是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这是因为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全国性的合法团体，用文艺界抗敌协会名称登记没有问题，用其他名称登记就不易通过。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设在重庆，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沈雁冰同志。1939年沈老到昆明住了一段时间，他对我们这个文协的活动很关心，很支持，并给我们介绍了几位新朋友，其中之一是吴晗。当时吴晗同志在云南大学教书。
有一天，我约楚图南、穆木天和沈雁冰同志泛舟滇池，在欣赏湖光山色的同时，顺便交换开展昆明文化界抗日*运动的意见。沈老建议邀约吴晗一块谈谈。此次泛舟滇池，吴晗虽然还不是“文协”的成员，但对“文协”工作也提出很好的意见。我对他开始有了一个好印象，觉得他是个爽朗、热情、头脑清晰的人。
后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昆明14个比较进步的团体，联合成立云南文化界宪政联合会，通过批判国民党“五五宪法草案”的反动实质，掀起一个新*主义的宪政运动。在这期间，吴晗同志应邀参加过宪政座谈会，发表过一些好意见。后来，我们批判“五五宪草”的一些文章在《战时知识》半月刊发表后，立即遭到国民党、三青团的围攻，《战时知识》半月刊被封禁了，宪政联合会被压垮了，我在云南大学的教书职位也丢了。国民党在他们的报纸上指名道姓攻击我“假借名义发表反动言论”云云，这是因为我是宪政联合会理事会的召集人和《战时知识》半月刊的主编。吴晗同志知道我挨了打，曾来看望我，慰勉我。我们虽然还是新交，而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的友情，已很可贵了。我在昆明站不住脚，避居乡间从事研究工作约一年。抗战初期爱国*运动相当活跃的昆明，在国民党两次*高潮的冲击下，此时转入低潮。此后，我和吴晗同志很久没有联系，但我知道他关心我，并曾向人探问我的消息。
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后，蒋介石以防御日军入滇为名，让其嫡系军队、宣传机器、特务组织、经济统治机关源源进入云南，从而打破了多年来的云南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国民党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具有反蒋倾向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此期间和*中央已有秘密联系。
冯素陶 怀念吴晗（2）
大约1942年，在昆明工作的党的南方局代表华岗同志，发起成立了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团体西南文化研究会，我和吴晗同志都参加了。1944年中国*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同盟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朋友们，除华岗外，全都成为*同盟的成员。吴晗和闻一多一样，进一步踏上新的生活旅程，英勇豪迈地走上新的战斗岗位。1944年下半年，华岗同志有新的任务离开昆明。他在昆明工作期间，以教书为掩护，化名林石父，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他离昆明时，由我接替他讲授这门课。吴晗同志此时已转任西南联大教授，尚在云大兼课，他热心帮我找材料，供我编写讲稿。
据我所知，吴晗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道路，华岗是一个重要的引路人。他们二人之间，也有深厚的交谊，在革命与建设事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贡献。解放后，华岗受任山东大学校长，吴晗受任北京市管文教的副市长。华岗首次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约我同去看吴晗。在解放前的艰难环境中结成战斗友谊的同志，解放后又在首都重逢，大家都分外愉快。哪晓得，这两位亲密的战友，后来的遭遇又是同样的惨！一年之后，吴晗痛苦地告诉我：“少侯（华岗字）在山东出了问题！”但真相不明，也无法多谈。1979年接到山东大学寄给我的一份为华岗同志*昭雪而举行的追悼大会专刊，才知道华岗同志在狱中十数年，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与著作，为阐述*主义，在哲学和史学方面，继续作了大量的工作。刑满释放后，原来的住宅已经没有了，一家七口人挤住在一间小屋中，无法进行研究与著作，只好要求仍然回到狱里去居住。最后还是惨死于狱中。华岗同志冤案得到昭雪时，吴晗同志早已含冤离开人间！同样惨死于“四人帮”的冤狱中。
1945年中国*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朋友们，多数被选为中央委员，吴晗是其中之一。同年，民盟云南省支部改选，我们又被选为委员会的负责人。吴晗担任《*周刊》社长，闻一多分工管宣传工作，我分工管组织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吴晗和闻一多家住西仓坡联大教员宿舍，他们在一个院子里斜对而居，与我在北仓坡的住宅相距不远，彼此来往联系比较方便。*周刊社在西仓坡与北仓坡之间的府甬道，实际上是尚未公开的民盟省支部的办事处，但省支部开常委会或其他重要会议，通常不在*周刊社而是在北仓坡一号我的住宅。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各大中学师生在大西门外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争*的时事报告会，吴晗同志是这次报告会的组织者，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几位同志出席演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破坏，他们在会场外施放枪炮，进行威胁。散会后，又关闭城门，使城内赴会的人无法回家。翌日，他们又在报纸上造谣，说“昨夜枪声，西郊匪警”。各校革命师生大愤，联合举行罢课与罢教，进行抗议。12月1日，国民党武装军警对罢课的几个重点学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进行冲击，各校革命师生坚决抵抗，在校门口用木头石块与暴徒搏斗。在这场搏斗中，革命师生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英勇牺牲，受伤者甚多。罢课联合会借用联大图书馆，布置了一个庄严肃穆的灵堂，举行空前盛大的“一二？一”死难烈士追悼活动。灵堂正中排列着四烈士的棺材，四周悬满各方面送来的挽联、挽词与祭文。这些挽联、挽词和祭文，都是控诉国民党反动罪行，血泪迸流的战斗檄文。各处前来追悼的人络绎不绝，历时二十多日。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界举行空前盛大的送殡*，参加送殡*者三万多人。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教授，走在送殡队伍前面。送殡队伍所经的重要路口，都有人设案路祭，宣读祭文，国民党不许呼口号，青年们就沿途高唱自编的祭歌。群众以追悼、送殡的形式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人数之多，时日之久，影响之大，在我国现代青年运动史上是少有的。这场斗争，是在地下党领导下，民盟积极参加的。吴晗、闻一多、张子斋等同志在这些日子，奔走、开会、代人写挽词、祭文，废寝忘食地工作。。 最好的txt下载网
冯素陶 怀念吴晗（3）
1945年冬天，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几位负责人之间，有过一场关于民盟与*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在民盟云南省支部中有一个工作部门叫青年工作委员会）。当时民盟在云南方面的成员以教育文化工作者为主，也有一些大学生和职业青年加入，其中有一些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后来这些青年同志在地下党的领导与民盟的帮助下，成立了*青年同盟。民青的发展是比较快也是比较健康的，经过“一二？一”斗争的锻炼以后，昆明青年运动形势越来越好。民盟领导层中对于民青与民盟的关系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民青与民盟的关系应当是以前的共青团与共产党的关系那样，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民青是民盟的后备组织。楚图南、吴晗、闻一多我们几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青年人要走的路比我们远，不能把青年人的政治生活局限在民盟这个范围之内，但在工作上双方可以加强联系。民盟在青年中确实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闻一多和吴晗两人在青年中的影响很大，但民青的成立和发展，主要是地下党的领导。民青与民盟关系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民盟应不应该与共产党争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这一点，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不过在民盟会议上还没有把问题的实质点破。我们的主张，得到常委会多数的同意。后来，又进行了局部的人事调整，闻一多同志兼管*周刊社，原来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由吴晗同志负责，主要是和民青联系。1946年夏，吴晗同志离开昆明，与民青联系的任务由我负责。民盟与民青还合办了一个地下印刷所，过去是由吴晗单线联系的，在他离昆明前也交我联系，并陪我亲自去看过那地方，规模相当小，只有一部四开印刷机。在当时工作条件日益困难的情形下，有这样一个不受反动派控制、专为进步宣传工作服务的小印刷所也很不错了。
和吴晗同志在昆明共同工作这几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热情、爽朗、有组织能力、善于联系群众、原则性强，接受党的领导不含糊。在后期历次重要的群众运动中，他和闻一多同志配合得很好。1946年秋，我被国民党政府驱逐离开云南时，吴晗同志已先期赴上海转北平。此后，我们大约两年没有联系。1948年我在香港，得知他在北平与刘清扬等同志建立了民盟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北平成立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2年，我从西南回到北京，与在中央*工作和居住的妻儿团聚。不久，我就到北京农大教书去了。有一天，吴晗同志用车接我和陈端仪同志去他家吃饭。我和他谈了不想再搞*党派工作的想法。我说：“辰伯（吴晗字），你知道，解放前我全力以赴搞民盟工作，是不得不搞，我连做教书匠的权利都被国民党剥夺了，没有出路。那时候，你我处境再艰险也要提着脑袋干革命。今天全国解放了，*党派和我们这些教书匠也得到解放了。我可以在没有反动派控制的、自己的学校里做自己心爱的教育工作。”辰伯理解我的心情，但不赞成我完全不过问*党派的活动。他希望我抽业余时间写些文章，帮助搞好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工作；并说，市委决定要陈端仪同志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北京盟讯》发表我的一篇《论当前教育工作要面向社会主义前途，着手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人才》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读者中间有过不同的反应。当时，“新*主义长期论”在许多人认识上还起着主导作用，认为我的观点脱离实际，问题提得过早。宣传部副部长陈鼎文告诉我，吴晗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很高兴，在同志们中间称赞文章写得好，思想敏锐。吴晗同志对老朋友的诚笃情谊实可称道。然而我毕竟有负他的厚望，连后来他接办的《新建设》杂志，要我任主编也都辞谢了，改由陶大镛同志负责，我只承担一个编委的名义。我的社会活动渐多，学校的教学任务也逐渐加重，感到时间不够用。1953年召开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被连选为中央委员，又先后被选任中央组织部及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职务，时间就更不够用了，只好辞了市里的工作。1958年在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晗同志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仍兼北京市主委，但很少见他参加民盟中央的会议，大概也是忙不过来。确实吴晗同志在市政府的工作就已够忙的，首都的文教建设百废待兴，任务很大。但我看他搞得很从容，除了市政府及民盟工作外，还担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他组织人力编写出版大批中外历史小丛书，承他赠我许多册，可惜后来全都散失了。他治学甚为勤谨，多年积下所写札记甚多，其中仅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有关我国明代史实的重要史料即达80本，已由中华书局印行。此类资料及其他未发表的手稿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