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的分数总平均超过85分的可申请入三校的研究院作研究生),就说要我留在清华,帮助他工作。我说自己在学校“已经红了”(即在政治上已经暴露了)不宜再待下去,他未再坚持,告诉我闫宝航先生正在上海,准备搭苏联船只去东北解放区,最好能与他同行。他介绍我去找了闫宝航先生,闫先生说什么时候走还不一定,于是我继续同联大复员同学一起到了北平。路过南京去*代表团转组织关系时,钱瑛同志要我到北平后,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找我方代表李秘书长。当时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内外都有特务监视,根本无法与我方人员联系。这时我想到吴先生已到北平,一定会与我方人员有联系,于是找到他。他介绍我去找了刘清扬先生,经刘联系,徐冰同志接见了我,我才又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指示,去了东北。
北平解放时,我在旅大高级师范学校任校长,1949年春,到北京招聘教师,同时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会上见到了吴晗先生,他非常高兴地领我到北京饭店他的住处,在那里同一些名人同桌吃了一顿午餐。后又到清华园他的家里去看望他和夫人袁震先生,看到久病的袁先生已经康复,容光焕发,吴先生更是神采奕奕,感到解放在他们两位身上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直接效果,心中非常高兴。1950年年末,我调到旅大市委工作,不久吴晗先生到了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同志请他吃饭,要我这个学生给老师作陪。以后到北京开会,在北京饭店理发室又见到在那里理发的吴先生,我说常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说虽然忙,以后还要写下去。此后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
1966年年初,我到北京出差,帮助在京治病的*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同志办一点事。当时正在批判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欧阳钦同志这位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入党的老革命家很不以为然,和我说“这样批判,谁还敢研究历史?”这时,北京市委也曾派人来找我调查吴晗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情况,我就自己所知如实给他们写了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市委还是很想全面客观地了解吴晗先生的情况,希望能据此给予正确对待和处理的。后来,我在东北局被打倒,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打倒吴晗的门徒李曦沐”。在批斗我的大会上,专案组长在发言中说道:我们去北京找了吴晗,他正在扫地。我们问他认不认得李晓,他说:“认得,东北人,小个儿,很精神。”你们看,隔了这么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学生,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吴晗先生的消息。原以为劫后还可重逢,哪里知道,这位全心全意拥护党,奋不顾身地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最后参加了党的爱国学者、*斗士、忠诚党员,竟在罪恶滔天的“*”中成了祭旗最先倒下的牺牲者,连他多病的妻子和养女也未能幸免!这样的人间惨剧,怎能不让人万分愤慨,万分悲痛!
转眼间,今年已是吴晗先生逝世40周年、诞辰100周年。但愿先生地下有知,知道乌云早已散去,他的冤案早已得到*昭雪;他的光辉一生和悲惨结局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景仰、同情和敬重。在他的母校清华园内已为他建立了由*同志亲笔题词的“晗亭”,还有酷似他本人的雕像;他将永远成为青年学子的楷模;他的英名将记入历史,永垂不朽!
王煊城 天真犹自笑盈盈(1)
——悼吴晗师
在“三家村”冤案*之后,吴晗的难友廖沫沙同志,面对着吴晗1964年的一帧面带微笑的照片,写过一首痛悼吴晗同志的诗:
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
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开封府,是北宋的首都汴京,包公做过开封府尹。这里指吴晗歌颂过清官海瑞,也联系他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天真犹自笑盈盈”,正好描绘出吴晗先生平时经常的音容笑貌,受过他教诲、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在笑盈盈中,他把温暖给了人间,把心血倾注于革命,把做人的道理和渊博精深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
1941年9月,我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吴晗先生主讲我们的中国通史课。抗战时,条件差,上课地点在一个食堂里,里面只有少数几张饭桌,几十条板凳,上课的学生总共有二三百人,有的自带凳子,有的席地而坐,杂乱地挤满一堂。我第一次去上课,只见吴晗先生早已笑盈盈地站在黑板前了。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戴眼镜,镜片后面眯着眼睛微笑着。上课时间一到,他又是笑盈盈地说:“上课了。”奇怪,课堂里立刻鸦雀无声。那时他才三十出头,已经是教授了,精力充沛,每次讲课总是站着连讲三小时。响亮有力,语句简洁,逻辑性强,时有警句,见解精辟,结构严密,笔记下来,一次课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讲通史,很有创新,不只是流水账式,而是分成十几个大问题,如“官制”、“赋役”等,探溯源流,论及发展,明其得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实事求是,是非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如王安石,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评价甚高。对反动事物,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善于联系实际,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例如他讲元朝时把人分等,他就说一句:“我看现在也差不多吧。”又如,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急,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竟用飞机把几条洋狗抢救回重庆,而弃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于不顾,吴先生在课堂上就说:“南宋亡国前有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有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他在课堂上不仅给学生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启发学生关心国事,认识反动派的本质,提高爱国热忱。他又讲得生动,深入浅出,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1942年的春节,一位在北大印刷厂工作的义乌老乡,陪我去见吴晗先生。这时,吴先生住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正忙着做饭,见到我们就笑盈盈地热情招待,谈些家乡义乌的消息,接着就说:“今天年初二,按照乡风,该在我这里吃饭。你们在昆明没有家,就算在这里过年吧。”不容分说,吴先生就自己去做饭,做完后,先拿饭给生病的师母袁震在床上吃,多年来都是这样的。袁震是吴先生清华时的同学,也是历史学家,思想先进,才华出众,曾发表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不少文章。他们常在一起研讨学问,产生了感情。袁先生患有结核病,而且是脊椎结核,长期卧床,吴先生细心周到地照顾她。老实说,吴先生家里的人是反对他们结婚的。吴先生说:“两个人要好,不仅应当在顺利时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情况下要好。”婚后,袁先生仍卧床不起,又没有儿女,吴先生对她感情真挚,照顾备至,始终不渝,联大师生传为美谈。
王煊城 天真犹自笑盈盈(2)
第一次和吴先生见面,他就主动地问我:“家乡沦陷了,读书费用有困难吗?要坚持下去。困难,大家想办法。”接着,他又是笑盈盈地拿给我十元钱,说:“以后你每月到我这里拿十元钱,方便的时候,你老家把钱还给我家乡的老父,这算是‘互汇’,也是‘互惠’吧。”并说:“以后再想办法找点兼差,半工半读,一定要把大学念完。”以后我真的这样做了,也是吴先生推荐的。当时,我心里十分激动,我们素不相识,家庭亦无渊源,我只是一个他的同乡和学生,初次见面,就想得如此周到,真诚关怀,并且,实在是多亏他的帮助,才使我终于读完了四年大学。如今,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吴先生过早地罹难也已经15年了,想起那次与吴先生的会面,那笑盈盈的对青年人的热忱,怎能忘却?我总感到他虽死犹生。
吴晗是十分勤奋的学者,是民族的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书斋投身*革命。在抗战时的昆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闻一多先生经常并肩战斗,进步活动的场所,常看到他俩一起出现,他们大声地发表热情洋溢的精辟的讲演,宣传抗日,要求*,指斥反动逆流,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同学们把闻、吴二先生,一个比作雄狮,一个比作猛虎。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眼睛擦亮了,胆子壮起来了,看清前途,从而有的转向进步,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对闻、吴二先生恨之入骨,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想置于死地。他们还造谣说闻、吴是苏联特务,恶毒地把他们取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诺夫”。他们的处境恶劣极了,学生们担心他们的安全。有一次,我对吴先生说:“要多加小心啊。”吴先生仍是那么笑盈盈地说:“他们的‘穷极无聊’,你知道‘黔驴技穷’的故事吗?”对个人安危,只是一笑置之。
抗战时教授的待遇很低,吴先生上要供养老母,爱人长年生病,几个弟妹从家乡出来求学,也要供给费用。吴先生自己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穿的经常是蓝衫一袭,破鞋一双,吸着昆明地摊上买的手工土制香烟,有时还不得不卖去一部分他十分喜爱的书籍。但是,他不管自己如何困难,总是先想到别人,又能洁身自爱,以模范行动感染学生。有两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我和他妹妹吴浦月、妹夫宋汝纪在宣威一起工作的时候,春节我回到昆明,送给他两个火腿罐头、几包香烟。临行时他交给我一个任务,把一百本《*周刊》带到宣威销售。他送我到门口,忽然说一句:“这一百本,卖、送都由你,钱不用寄回了,你才工作,来一趟不容易,补充一点路费吧。”吴先生啊,你对青年人真是体贴入微。另一件是,有一次,大概是1944年吧,我在翠湖边遇见他,他手拿一捆线装书,往市区走,我知道吴先生又要上旧书店“割爱”了,就说“太可惜了”。吴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线大溃退,千家驹先生围困在广西,经济十分困难,大家在凑钱接济他。书嘛,以后好再买的。”我又看见他眼镜后眯着的眼睛,仍是那么笑盈盈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和千先生的关系,他们是金华中学的同学,又是*革命的战友。我只是在心里想起古人说的一句“助人为乐”的老话,感到自己应该学习吴先生的“先人后己”的美德。
往事如烟,有许多是记不清了。但是,在和吴先生有较多接触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吴先生在当时虽然已经是名教授、名学者,可谓是名人了,却从不摆架子,而且在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中,从“心底无私”中流露出可贵的纯朴天真,还带着浓厚的义乌一带农村的泥土气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战士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而且,按照俗话说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了,但是有些义乌老乡去北京看到他,依然是天真朴素,笑盈盈的。他正直、善良,又加上天真,想不到竟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如今陷害吴先生的人已受到应有的惩罚。千秋功罪终究分明。“天真犹自笑盈盈”的吴晗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站在他的学生面前继续教育学生为四化献身。
(原载《故乡的怀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侯大乾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1)
——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
一个人当他还健在的时候,同他接触、交往的一些印象,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冷漠与朦胧;但一旦当他不幸逝世,特别是蒙冤负辱离开人间,那已朦胧的印象,就会在怀念和激愤的泪水中得到“显影”。于是,他过去的一切就又清晰地、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久久不能消失。
此刻吴晗同志那朴实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同他那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情操,交织在一起,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怀念。
一
我第一次见到吴晗同志是在1941年。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优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地解决中国问题,以扩大它对国际的冒险。因此,它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诱降和威逼的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接着就用军事压迫,国民党由于坚持*反人民,经不起日军的扫荡,相继丢失了大片大好河山。四大家族那种黑暗统治和危机,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考进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的课堂上,我见到了吴晗同志。他个子不太高,身体很强健,穿一件灰色的大褂,戴一顶破旧的礼帽,脚上是一双旧皮鞋。这朴素简单的外表,使我颇有点不相信他就是颇有名望的吴晗教授。但是,一讲起课来,他就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