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关于对台湾的政策、对统一台湾的政策，我们的江泽民主席有着非常明确的声明，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再来说了。
我们从香港回归祖国就可以看到，中国严格地在那个地方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对统一台湾的政策比这个要宽松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允许台湾保留它自己的军队，而且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首脑到中央政府来当副首脑。至于他能不能当正首脑呢？那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投他的赞成票。
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尽量用和平的方法来统一台湾，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宣布的话，那么台湾将从中国永远分离出去。我刚才在克林顿总统的办公室看到了林肯总统的肖像。当年林肯总统为了保持美国的完整，不惜使用武力，我们应该向林肯总统学习。
至于我要不要到台湾去，他们又没向我发邀请，我怎么去？而且，以什么身份去？你帮我想一想。
克林顿：对不起，我想插一句，因为林肯总统的地位好像比我还重要。首先，美国的政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我每次有机会都会重申，今天我就再次重申。第二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是，台湾和中国大陆过去50年来关系的事实背景和美国南北战争那段时期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我觉得，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大家都是华人，除了这个关系以外，还有很多可以实现互补的地方，包括经济，但是不仅仅是经济上。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认为，如果总理先生到台湾的话，能够像今天在这儿访问那么幽默，那么有风度，那我认为应该去。
朱镕基：会不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呢？
记者：总理先生，我想提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偷窃美国的核弹头技术，还有中子弹的技术，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有人捐数十万美元给克林顿作为政治献金，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话想说？
朱镕基：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身份在这里庄严地声明，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间谍偷窃了美国的军事机密，我也完全不相信这一点。我也问过江泽民主席，他也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中国没有这种政策，要去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我也不相信，在美国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么严密、技术设备这么先进（当然，这个麦克风的技术好像不是太先进）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在美国盗窃什么机密。我看是不可能的。
至于中美两国学者在交流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时候，也许会谈到某些有关军事方面的技术，但是我不相信这里面有什么带有实质性的军事机密，我也不相信在他们的交流中间会涉及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我主管中国工业几十年，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尖端技术是从美国来的。当然，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的发明往往是殊途同归，我们中国的导弹与核技术确确实实也是从外国引进的。我们导弹技术最早的先驱者是钱学森先生，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们核技术最早的先驱者是钱三强先生，他是从法国的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回来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们回来的时候一片纸也没有带回来，就带回来一个脑袋。所以，我在3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请你们不要过低地估计了你们自己的安全保密的能力，也请你们不要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州长请我吃饭，他问我：“你们今年准备怎么庆祝建国50周年呢？”我说，我们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在这个阅兵式上将要展示中国最先进的武器，而这些武器都是中国自己开发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州长夫人就建议：“那你们应该在导弹武器上写上一个广告：‘It’s made in China； not from USA（中国制造，非美国品）’。”我很欣赏她的幽默，我说：“That is a good idea（这是个好主意）”。当然，克林顿总统先生曾经宣布了，说美国有6000多件核武器，中国只有二三十件。他比我更清楚，我都不知道中国具体有几十件核武器。这个数字我虽然搞不清，但是我同意总统先生的结论：我们的很少，你们的很多，根本不可能威胁美国。第71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2）
至于政治献金的问题，我也很负责地声明，我和江泽民主席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我们两个人也问过我们军方的高层人士，他们回答我们，他们也不知道有这种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出你们美国有些人把我们看得太低了。如果政治献金真能够起作用的话，那我现在有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至少可以拿100亿美元来做这个工作，我怎么只拿30万美金来做呢？太愚蠢了！我听说，有些人在这个地方制造rumor（谣言）花了很多钱。我从来不相信这些谣言。我觉得我们通过相互的讨论，甚至于辩论来达成我们的共识，这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对于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同意配合美国进行调查，只要你们提出线索，不管是谁，我们都会进行调查。我也回应克林顿总统关于中国参加WTO的问题。他说，允许中国加入WTO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也应该说，中国作出最大的让步也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
香港报纸都说我到美国来送“大礼”来了，我认为这种提法是很不正确的。对不起，我讲话又走火了，得罪了新闻界。
因为中国要加入WTO，要融入国际社会，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不作出让步是不行的。当然，这种让步会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国有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完全有把握地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经受住这种冲击，而这种冲击所带来的竞争会促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效益来继续发展。
我请香港的记者朋友们注意，你们以后不要再讲送“大礼”了，送“大礼”就等于政治捐献，这对于克林顿总统是十分不利的。
记者：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近来，国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些议论。请问总理，你对中国的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有何看法？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亚洲以及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将会有什么影响？
朱镕基：中国的经济在去年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个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另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特大的洪水灾害。但是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仍然取得了7。8％的发展速度的成绩；而且，我们的人民币没有贬值，我们的物价不但稳定还略有下降。至于中国今年的经济情况，很多外国人都预言中国将是下一个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那我可以明确地说，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中国经济今年的发展速度预期是7％，今年第一季度是8。3％。我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状况一定会比去年好，倒不是单纯地讲发展速度，而是讲经济效益，一定会比去年好。
第二，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停顿了，我现在在这里明确地回答，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去年不但没有停顿，而且比预期的计划还有更大的进展。首先，政府机构的改革，我原来说中央政府机构要在3年以内精简一半，也就是从3。3万人减到1。6万人，这一任务在去年一年就已经完成。除了4000人去学习以外，其他的都分流到企业里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今年地方政府也要进行这种改革，也要减一半人，也就是说，500万人中减掉250万人。当然，我给他们的目标是3年完成。
第三，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失业人口，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我想，去过中国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确实，中国去年年初的时候，国有企业约有1000万人失业，或者说是下岗了，但经过我们去年的努力，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所有的失业工人都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大量的人得以再就业，现在待业的工人只剩下600万人了。这样的机制的建立，更有利于我们在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化，对中小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包括私有制，来把国有企业搞活。
最后一条，中国的银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我们将要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来成立中国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离不良贷款，处理不良贷款。我相信，这一改革有利于中国的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加强它的监管能力，符合国际的规范。这样，中国的人民币就不会贬值，而会是稳定的。第72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3）
我愿意在此向美国的企业家呼吁，请你们到中国去投资，绝对不会有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不相信的话，我可以采纳你们芝加哥大学米勒先生的建议，让我做一个put option（卖方期权），人民币不贬值的期权，你们谁愿意做，我就跟你们做。
记者：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总理先生你已经知道了，美国国务院最近出了一个关于贵国侵犯人权方面的报告，美国也准备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案。你觉得美国这样做，你们是完全冤枉的，是完全不公平的，抑或中国还是有一些问题应该得到纠正？
朱镕基：首先，我坚决反对美国提出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中国的人权事业在中国解放后这几十年，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民主政治的权利，人民群众完全可以通过中国的法制来批评、来监督他们的政府，可以畅所欲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比起过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足够的进步了。
第二，我认为关于人权的观念也应该历史地来看待，同时，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关于人权的概念，中国的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讲人权，比法国的卢梭和美国的《人权宣言》要早得多了。我想，不但人权的概念有历史的发展，而且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像我们跟美国，人均的国民收入差了20倍，美国大学生的比例比中国文盲加小学生的比例还要大，这样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国民收入，我想他们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跟很贫困的人民来谈什么直接选举，恐怕他们更关心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享受文化娱乐、卫生的权利。我们讲的人权应该包括这些方面。
每个国家都会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善人权状况，着急是不行的。说老实话，怎么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比你们还着急得多啊。
第三，我承认我们的人权工作是有缺点。你们要考虑到中国有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人民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的法制队伍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判案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人权工作做得十分完美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很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愿意有一个渠道来对话，我们不要对抗。
当有些外国人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有人给我一个名单，让我释放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对你们的意见都是认真地对待、仔细地查考的，如果这个人没有刑事犯罪，我们就把他释放了。这次我来美国前，我有很多的美国朋友也寄给我很多材料，指出美国的人权存在很多问题，要我把这些信件递交给克林顿总统。我没有带来，我不想交给他，因为你们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克林顿：说实话，有时我们也可以请外面的人来解决问题。《纽约时报》说的问题我也看过了。至于具体的情报，因为政策的原因，我不能加以评论。但是，那篇文章说那些国家实验室和这个间谍活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也没说清楚。我希望有关方面的人士去调查这个问题，并尽快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希望执法机构和单位能够加快调查。长久以来，国家实验室就是有这么一个安全措施搞得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实验室长期以来有一种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是科学研究、学习的中心，搞能源的发展，搞软件的开发；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承担了核科学方面的责任。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