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李济深虽然军中门生众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均为李的旧部），但他所寄望的是“桂系”，而要*的桂系将领响应他的号召发动军事起义的现实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报告》后来又多次提到李济深的民革，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民革和李宗仁“保持密切联系”，那么，蒋介石从政坛上消失是“指日可待”，而美国“必须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他认为由于蒋介石“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22所以“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23民革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24而李济深打算组织的是“联合政府”，并与*进行了协商。司徒认为，李济深如果作为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内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25司徒雷登说：
民革有如李济深将军、冯玉祥将军以及蔡廷锴将军这样著名的杰出首领，其个人影响可望获得极多的军事支持者。如果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这一集团的最基本方案是要求耕者有其田，立即停战，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目前的政策相符合。并且，民革不仅与十分活跃的香港*代表及广东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而且据称也基本上理解*领袖人物的主张。不过，李将军及他的某些随员坚持说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的，现在的联合仅系一种必要的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其方案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取当今中国广泛的民心支持。26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传教士外交家（7）
从司徒雷登的《报告》中，我们甚至已经得知这个以民革为主导的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即李济深任主席，毛泽东任副主席，冯玉祥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报告》还说，李济深希望美国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府。27
这份报告写于1948年10月14日，此前，*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联合政府。包括民革在内的中国各*党派纷纷通电拥护*中央的主张，拥有军事武装的中国两大政党，*兵力已明显占有优势，济南战役已经结束，辽沈战役正在发动之中，淮海战役即将发动，而这一切，都是*及其军队浴血战斗的结果。*的“领导者和召集人”的地位已无庸置疑。其革命的果实，是不容任何力量染指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下山摘桃子）。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提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将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先例，除*外，所有其他政党都应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28但是同为共产党人，斯大林从苏联的战略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却反对*的一党政府设想，他认为中国即将出现的新政府，“将是一个革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府，至于这个时期将持续多久，现在还很难说”。29这样，才有了其后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对于*呼吁召开新政协的政治见解，民革也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新政协“不但要覆灭今日*卖国*者，尤要使今后永无*卖国*者产生”。而“将来拟定出来的共同纲领，应是和革命的三*义相符合的新*主义纲领”，“新政协必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各阶层人民利益互相协调为前提，而不以党派的立场利益为前提”。30
分歧的存在是历史的现实，实力却是决定一切的。最终，李济深本人也在1948年12月26日离开香港北上，1949年1月7日到达苏军控制的大连，2月25日，抵达北平，参加了*主导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而他发给香港美国领事馆信函中关于由他为首组建联合政府的人选的设想，也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
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31
这一点对解读司徒雷登在南京易手后仍坐镇南京，并力图与*高层接触是有帮助的。
传教士外交家（8）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卿，“请求授予我与*高级领导会谈”。报告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无论他们怎样将我等同于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对我不加信任，我希望我以前的活动以及我与*许多人的个人交往是不会使他们忽视的。”32
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后，4月24日，南京为解放军占领。司徒雷登随后于5月5日让傅泾波打电话给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燕大学生黄华。次日，傅往见黄，傅在交谈中建议黄去看望一下“老校长”，黄同意了。
黄华的后面是周恩来和毛泽东，而司徒雷登则一方面执行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又凭着他的个人判断自行其是。
当时美国大使馆内有三种意见：（1）南迁广州；（2）滞留南京；（3）回华盛顿述职。司徒雷登是积极赞成第二种意见的，而坚决反对第三种意见。33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杜鲁门政府，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在对待*及未来新政府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项所谓“事实承认”与“法律承认”的初步设想，当然这种设想是以*和苏共的关系及其对美态度的演变为转移的。
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动作，*方面十分关注。毛泽东1949年4月28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特地将在天津工作的燕大学生黄华调至南京，从事与留宁各外交使节的联络工作。
5月10日，毛泽东指示*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要“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
5月13日，黄华以燕大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司徒雷登住所，学生和昔日的校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司徒雷登和黄华对这次会面都留下了文字材料。会见中，司徒雷登告诉黄华，他已接到美国方面的指示，让他与*进行接触和会谈。他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政府和国际友善。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进行第二次谈话，在这次以茶叙为形式的谈话中，增加了林克（燕大学生，后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傅泾波也在场。后来，黄华向上级作了汇报以后，乃有了通过陆志韦去函邀请司徒雷登北上之议。
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欢迎司徒重访北平燕京大学。司徒认为：“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34
传教士外交家（9）
也就是上述司徒报告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耐人寻味的是，宣布“一边倒”政策的同期，恰恰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来北平之际。
7月2日，美国国务院回复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势下赴北平。
其实，司徒雷登留驻南京，与*方面接触的路线，除了“黄华路线”之外，还有“陈铭枢路线”及“张东荪路线”，与民盟的罗隆基和国民党和谈代表李蒸也有接触。陈铭枢是北伐名将，汀泗桥、贺胜桥之役，所部被誉为“铁军”，时为民革的领导人。
1949年6月10日，司徒雷登与陈铭枢及其助手罗海沙会谈了将近4个钟头，并共进了晚餐，司徒最后将四个文件交给了陈铭枢，旨在说明与美国保持关系的重要性。而此前南京易手前的3月22日，司徒在南京就与陈铭枢的助手罗海沙有过三小时的长谈。3月25日，司徒又偕傅泾波和罗海沙冒着恶劣的天气乘专机离宁赴沪，在友人家中又与隐居于此的陈铭枢及罗海沙会谈三小时。次日，又密谈三小时，参加者还有雷仲仁（雷洁琼弟）。6月3日，罗海沙又专程自沪来宁，转达了陈铭枢的口信：陈将于北上北平之前亲来南京拜访司徒。
陈铭枢到达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了他，并进行深入交谈。7月9日，陈铭枢自北平抵南京，又来到司徒处，带来一份备忘录和两份附件，并向司徒解释了*“一边倒”的政策。司徒说，陈的来访，“逗留超过四个钟头”。35
陈铭枢在民革内部，是以敢言出名，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在苏美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后因1957年的《上毛泽东书》而被打成右派。
“张东荪路线”的主角张东荪是燕京大学教授，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1949年5月28日，司徒雷登在手记中写道：
由柯鲁伯转给回复张东荪的信，请他在7月20日前到来，我再三地把他信里提到的消息要旨报告国务院。36
柯鲁伯是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北平易手后，他也一直留在北平，并与张东荪及子张宗炳，还有罗隆基、周鲸文等保持接触，直至1950年4月才回到美国，随即发生了“张东荪案”。
“张东荪案”至今仍是一个谜，林孟熹先生已经有了合理的推测，而真相的解密则有待于相关档案的开放了。
总的来说，司徒雷登与*的分歧是明显的，而且这种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基于意识形态及反帝性质的革命特点，对美国并无幻想，而是认为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可行之路，对付美国，则运用一种娴熟的策略，而这种策略，据说最初也来自斯大林。司徒雷登与黄华5月13日、6月6日的谈话，傅泾波与黄华5月17日、5月31日、6月8日的谈话，俱为毛泽东所掌握，并且也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和建议下进行的。有学者认为，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实际上既非司徒雷登所主动，亦非*中央的主动表示（尽管司徒和*双方，都将对方视作主动），而是傅泾波个人的设想：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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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当时美国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和南京办事处给*中央的报告，可以看出傅泾波在司徒雷登和黄华中间经常捕风捉影地传递甚至制造一些假消息。比如，他曾多次向黄华谈到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多次谈到美国国务卿表示司徒雷登可以先回美国做短期停留即返北平协助国务院做*工作。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已经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中是不存在的。甚至，到了7月21日，司徒雷登正在办理离境手续之际，傅泾波又一次向*传出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但*方面不仅对此已经不感兴趣，而且对傅也再无信任可言。*中央甚至警告傅，日后切忌不要“招摇撞骗”。37
按照林孟熹的说法，傅泾波这样行事的目的都是为了“先斩后奏”，促成司徒赴北平，并与*高层接触。38然而事实上，*之所以同意司徒雷登在他拟返美前十天来访北平，目的只有一个：分化蒋美。这就意味着，司徒即便真能成行，也绝不可能达到他所预期的结果
作为传教士出身的大使，司徒雷登在做法上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他是一个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因此书生气十足，以为通过他个人的关系，就可以影响*的政策。比如，他请罗隆基向周恩来传话，说只要*不成为苏联的附庸，他可向美国政府建议贷款60亿美元，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就是明显的例子39。他对中国真的有很深的感情，他甚至想在返回美国停留一段时间以后，重新返华，并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涯打上了悲剧的印记。
1＇美＇肯尼斯·雷等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2 闻一多：《最后一次的演讲》，《闻一多全集》第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另见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