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其“五全大会”上通过了经多次修正的《*宪法草案》，并于次年5月5日颁布，史称“五五宪草”。但随着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终使这部“宪草”无法付诸施行。
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年1月，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制宪原则进行了讨论，国共及第三方面的代表吴铁城、王宠惠、王世杰、曾琦、罗隆基、周恩来、秦邦宪、章伯钧、张君劢等参加。后来，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民社党人张君劢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草案提出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等多项*原则，与当年国民党版的“五五宪草”偏重行政权的构想有相当差异。宪法草案在政协会议中得到通过，从而成为“政协宪草”。对此，张君劢说：
此稿之立脚点，在于调和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与世界*国宪法之根本原则。中山先生为民国之创始人，其宪法要义自为吾人所当尊重。然*国宪法之根本要义，如人民监督政府之权，如政府对议会负责，既为各国通行之制，吾国自不能自外。3
这份“政协宪草”后来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受到强烈抨击。与会部分人士“对国民党政协代表特别是孙科、王世杰、邵力子等进行剧烈的人身攻击”，4司徒雷登认为“根本症结在于，国民党企图修改政协决议，改内阁制（行政明确对立法负责）为总统制（总统被赋予至高权力，并无类似美国政府有关监察和制衡权力的约束）。同样，政协地方省宪的概念，也与国民党高度集权的国家统治理念格格不入”。5
由于上述原因，原定于5月5日召开的“制宪国大”不得不延期至11月12日。其后，国共内战重开，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克*华北根据地的中心城市张家口，蒋介石宣布“制宪国大”如期举行，以迫*屈服。对张家口陷落与国大如期召开令的公布在同一天发生，司徒雷登认为这反映了蒋的“*专横倾向，”6并认为“共产党确实认为他们屡次让步，并遭受挫折，政府要人应负破裂的大部分责任”。7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传教士外交家（3）
尽管其后第三方面提出“衡情酌理，互相让步”的主张，然而拥有军队的国共两党均坚不相让，蒋介石拒绝了国民党谈判代表孙科等提议的将制宪大会“再行延缓”的主张，周恩来也说：“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8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和中国*同盟拒绝参加的情况下（青年党、民社党及多数无党派代表参加，这些代表被司徒雷登讥讽为“*花瓶”），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2月25日三读通过《*宪法草案》，成为正式的《*宪法》，并决定于一年后的1947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
宪法草案的最初执笔者，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发表谈话提出：政府国库不能挪作国民党经费，在学校内停止党的活动等多项条件，由于张对民国宪法的贡献，后来他被称为“*宪法之父”。1949年后，张君劢寓居美国，与司徒雷登多有往还。
《宪法》定下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政治体制，矫正了孙中山“五权宪法”中行政权过大的缺失，内容比较合于*。如《宪法》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人民享有居住及迁徙、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秘密通讯、信仰宗教、*及结社自由；人民有生产、工作及财产权，请愿、诉愿及诉讼权，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权。第六章立法、第九章监察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立法委员由民选产生，不得兼任官吏；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第七章司法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并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不得免职，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减俸。第八章考试规定：公务员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第十一章规定：省议员与省长由省民选举，县实行县自治……县民依法律行使创制权，对于县长及其他县自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权；第十二章规定：各种选举之候选人，一律公开竞选，被选举人得由原选举区依法罢免；第十三章规定：军队须超出个人、地域、党派关系以外，任何政党及个人不得以武力为政争之工具，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私有土地应照价纳税，政府并得照价收买……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省不得少于百分之二十五，市县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五。9
司徒雷登出席了“制宪国大”的开幕式，并对通过的这部新宪法表示支持。此前，他曾应马歇尔的请求，与起草人张君劢就《宪草》进行了逐条的讨论。但拒绝参加制宪会议的*和民盟坚持新宪法不合法，必须予以废除。《宪草》起草人、司法部长的提名人张君劢则向司徒雷登表示，他对从政没有多少兴趣，而只“希望在全国进行一次演讲旅行，解释新宪法对人民的好处”。10后来张果然风尘仆仆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发表了旨在开启民智的宪法系列演讲，又将演讲报告结集成书。11 。。
传教士外交家（4）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个被周恩来称之为“劢老”并题字“*之寿”四字为其祝寿的张君劢在国共内战最甚的1948年12月25日，被*定为“战犯”，第三方面的人士中还有曾琦等也被纳入“战犯”之列。
国共内战愈演愈烈，蒋介石决心以武力迫*就范。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在得到了大批苏军在东北转交的日军坦克、大炮等武器后，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所谓的“法国经验”（战后，法共放弃武装，参加政府）和“英国道路”（战后，英国工党选举胜利，赢得执政权，胡适建议毛泽东仿效工党，放弃武装，走和平竞选道路）后来对*而言，没有任何影响。理由只有一个：“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 12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国际背景则是战后美苏关系由合作急剧地走向对立，这对国内国共两党而言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所谓“国共反映美苏”就是对此一态势的集中概括。
1948年2月18日，司徒雷登通过驻南京的美国新闻处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
作为一国的大使，向驻在国人民喊话，史不多见，而作为“传教士外交家”的司徒却这样做了。他说：“我主动发表了声明，但得到国务院的赞成。”13
司徒说：
不论美国物资援助之数量如何，均不足以供应中国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之需求。最主要之力量，仍为中国人民，且尚需有牺牲小我为公共福利努力之赤诚决心。14
司徒谈到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要防止“极端反动自私分子”和“极端激烈分子”这两大集团。话中所指，无疑是指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党。他认为解决两党对立的方法是恢复国共谈判，并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对于宪政*，司徒认为：
*政府不仅为民享、而且为民治之政府。本此*真义，人民宜不断以开明舆论监督政府，防止官吏乱用职权。因此，即需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及自由采访或公正报导新闻之自由。在极权制度之下，此类自由均不能存在。反之，新闻则变为科学化之宣传工具，藉无限制之谩骂与不顾真理之重述，以伸张其效力。15
“制宪”之后，还要“行宪”，此时，国民党败象已显，不少人对如期召开“行宪国大”表示怀疑，主张“不必在内乱未息之际，粉饰太平”。然而，宪法程序由“制宪国大”通过，行政当局无变更之权，如果延期举行，则为违宪。国民党一时进入两难的境地，最后，由蒋介石批示：“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有人分析，蒋氏在这存亡危急之际，为何仍要坚持召开“行宪国大”？实出于他自己的刚愎自用之心态作祟。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展开，蒋自以他可以“一面开国会，一面剿共，双管齐下，并无困难”。16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传教士外交家（5）
“行宪”之基础在于各项选举的进行。而选举的关键在于选民调查，调查选民又必先有户口调查，既无户口调查，如何确定选民人数？于是，虚伪的选民数字就出现了，党内提名方式出现了，舞弊欺骗出现了，退让选举也出现了，诚如张君劢所言：“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17
有一份材料显示，司徒雷登也是建议停办这次“行宪国大”的。18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终于召开。本次国大的唯一任务是选举“行宪”后的总统和副总统。后来在国民党籍代表的坚持下，又增加了听取施政报告及对之提出质询。同时，为了应付即将崩溃的局势，又制定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从而为蒋介石权力的扩大，扫清了障碍。
在“行宪国大”筹备期间，有一个信息值得注意，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及司徒雷登与其接触和对其评价。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发源于抗战期间的宪政运动，1943年2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秘密党员）在重庆召开*同志座谈会，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成立三*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以重庆和上海为活动中心。1946年4月，在*南方局、*广东临时省委、东江纵队支持下，李济深与何香凝等在广州又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简称民促），主张“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现三*义”。
1947年10月，民联和民促在香港开始筹备中国国民党*派联合代表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1947年10月31日在香港举行，民促和民联的相关领导人李济深、柳亚子、蔡廷锴、朱蕴山、朱学范等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先前筹委会拟定的一系列决议案。在后来又召开的筹委会会议基础上，同年11月12日（这一天恰为孙中山83岁诞辰日）举行国民党*派联合代表大会的开幕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增列了何香凝和冯玉祥，并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
会中，李济深致了开会辞，其主要内容包括：（1）蒋介石窃党卖国破坏和平；（2）民革前身上溯自邓演达、彭泽民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3）强调三*义为最适合中国环境的主义；（4）*的新*主义即三*义，任何政党的党纲均不能超出三*义的范围。19
会中，何香凝、彭泽民、王卓山、蔡贤初、陈其瑗、朱蕴山、张文、何公敢等人作了讲演，他们认为，复兴国民党的时候已经来到，强调“三*义为最好之种子，三大政策为最好之园地”，要复兴国民党，首先要复兴三*义，认为“民生主义耕者有其田，即今日共产党土地政策”，“民生资本主义可能和平转入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以及其他*派合作。”20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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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代表大会又召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仍由李济深致词，何香凝在讲话中提议将三大政策中的“容共”改为“联共”，将“扶助农工”改为“耕者有其田”。21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坚尼地道举行了民革正式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发表了《成立宣言》，强调：“三*义为救国唯一良方，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政党。”
对于民革的成立，1948年3月8日，*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司徒《报告》第一次提及民革是1948年4月17日，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引用民革负责人蔡廷锴当日的谈话，说宋子文告诉李济深，国民党政府有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而蒋将失去权力。司徒雷登说，蔡廷锴暗示李济深希望在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司徒雷登还透露了在近期访问广东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与他的谈话内容，宋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廷锴）会与他（宋）合作。
军事起义的参与者是军人，民革的李济深究竟掌握了多少军队可以发动军事起义，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从粤军起家，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军中门生众多，曾自撰一联：“国内陆军皆后辈，粤中名将尽门生。”李是反蒋的主将，被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后，联手冯玉祥、龙云等，进行军事策反工作。
笔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