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革命。美国和他的母国英国一样，都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混乱与血腥表示了反感。对新兴的美国政府而言，维系其共和政体的法律和秩序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美国基督徒也开始响应英国十九世纪前后产生的福音传播运动，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名谓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组织诞生了，其发布的宣言中，有这样的话：
凡是能直接促进不朽、灵魂得救的事物，都是非语言所能表达，非理智所能想象的。有谁能够对因忏悔而得救后的快乐加以形容？又有谁能够对因无法得救而导致的无尽恐惧和痛苦加以叙述？谁又能将造福整个国家，革新全世界，解救人类于魔鬼之中，使成上帝之子，得享光荣、自由等伟大尝试加以适切的描绘？
从此以后，海外传教活动成为美国教会的固定工作。
1872年，美国南部浸信教会在其报告中更是直接提到中国：
想想看，中国将有百万人得救，这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崇高的理想。
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这一组织创建于1886年，其座右铭是：“在这一代中将世界基督化。”
1895年，世界学生基督教联盟在瑞典创立。
从1890年至1900年这十年间，是美国向世界扩张的关键性十年。
当然，美国与欧洲列强有所区别，那就是，在扩张的过程中除了武力以外，似乎更强调思想的改造和影响。
美国的总统们，从哈里逊到老罗斯福，直到威尔逊，无一不对赴海外传教表示了支持。
1903年，27岁的司徒雷登在被册立为牧师后，又被任命为“奋进运动”干事。为推动海外传教事业，他与在神学院的同室好友莱西·莫菲特（Lacy Moffett）走遍美国南方各州。在新奥尔良州，他们遇见一对远房表妹——艾琳（Aline Rodd）和凯瑟琳（Catherine Rodd），她们是司徒雷登的远房亲戚罗德夫妇的女儿。司徒雷登说：“我们逐渐感到某种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们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念头：‘是这个姑娘吗？我们事先有约怎么办呢？’”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3）
1904年7月，在一次聚会中，司徒雷登和莫菲特邀请这两个对他们抱有好感的姐妹与会，结果是他们一人看中了一个。于是，司徒雷登向艾琳、莫菲特向凯瑟琳求婚，两人的要求都被接受了。是年11月17日，两对新人同时在新奥尔良举行婚礼。蜜月以后，两对年轻的夫妇又一同起程前往中国。
艾琳和凯瑟琳的三妹、四妹也做了海外传教士，三妹弗洛伦斯后来也来了中国，四妹则去了非洲。
1904年12月25日，圣诞节。司徒雷登夫妇和莫菲特夫妇乘坐的海轮抵达上海，老司徒夫妇专程从杭州赶赴上海迎接他们。根据布道团的安排，司徒雷登夫妇被派赴杭州，而莫菲特夫妇则被派往苏州。
1905年2月3日，中国农历甲辰年的除夕日。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与父母一同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杭州。
关于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中文叫路爱玲），今天人们知道的很少。1906年2月，她生下了与司徒雷登爱情的结晶杰克（后来也成为牧师）后，身体一直不好，司徒雷登的挚友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在一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中曾提及这位美女，原文是用英文写成的，而由冰心（谢婉莹）译成中文：
一个苗条身材，一个柔和苍白的脸，软软的头发，遮在额前，一个又开朗又深沉的微笑，关于她的一切都显示着玲珑脆弱，她的娇软的南腔，她的轻柔的姿态，她的嫩白的瘦。她是“司徒妈妈”（笔者按：此指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的一个完美反衬和衬托，假如司徒妈妈是活泼与精力，这妻子是对于认得她矮她的人呈现了通彻的秀美，如同鲜花在雨露中散出幽香一般。
1926年6月，年仅48岁的艾琳卒于北京，她被安葬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中关园的燕大公墓内，并且是这座公墓建成以后所安葬的第一位逝者。岁月如流，墓地早已不存，先是成了菜地，现在是北京大学的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仅有几株当年的松树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人间世事的沧桑。
回到第二故乡，对司徒雷登而言，当务之急是重拾起基本上已忘记的汉语。
司徒雷登对语言的爱好似乎出于天性。他说，他生来就喜爱语言学习，感到汉语似乎对所有的语言爱好者都有一股强烈的魅力。他认为自己在学习汉语方面，在听力、发音上都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有利条件。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的西方人。
经过一年的汉语学习，司徒雷登成功地恢复并提高了他的汉语听说能力，特别是对杭州方言，他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更大。他认为：
这一方言（杭州话）在整个中国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的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 。 想看书来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4）
除了英语之外，司徒雷登还能说拉丁语、希腊语、汉语等五种语言。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对他此次研习汉语亦有记载：
此番习华文，与在美治拉丁、希腊古文相仿，对文字有特别兴趣，每日功课为识字、读书，并研究中国谚语，及古人先哲名言，说话则注意日常应用词句，不经年，学大进。
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传教的地域很广，除杭州城区外，还包括浙北广大地区，如德清、戈亭、塘栖等地的乡镇都是传教士的传道之处。
从1906年开始，司徒雷登被派到杭州以北的乡村传教。“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属各地，数百里中，无西人也。入乡村，起居饮食，与乡民俱，共话桑麻，并问礼俗，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颇详。”
作为区域牧师，司徒雷登负责的区域包括50个村庄和208名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教区办起了《圣经》学习班，除指导学生研读《圣经》外，也传授社区服务知识。这些地区，原来都是他父母昔日传教生涯中所到过的地方，因此，他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如何主持教会的活动，如何先与中国民众交朋友，再向他们传播福音教义。
司徒雷登的传教做法，在形式上与英国中华内地会的女传教士福姑娘很相似。福姑娘在杭州传教时，先对杭州的妇女们说：“我是来做杭州女人的，我吃你们所吃之饭，穿你们所穿之衣，说你们所说之话，我们都是姐妹。” 福姑娘以她“入乡随俗”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不少杭州妇女的信任。后来，她嫁给了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司徒雷登和福姑娘的这种方法，是为实现《圣经》中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诲，他们都是要实现“在中国成中国人”的愿望。
司徒雷登在杭州地区的传教过程中，还对传教的方法作过研究。他认为没有必要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抛弃他们固有的敬祖宗的习惯，做礼拜要讲究气氛，以适应中国教徒的实际需要。这些对传教方式的改良，以后也体现在他所创办的北京燕京大学的教育管理方面。
在杭州，司徒雷登除了布道以外，与他母亲一样，对办学、兴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1907年，他率先提出建议，由南长老会与北长老会共同合办育英书院，得到差会的首肯，并在六和塔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新的校区，这所经合并改组后的学校就是杭州之江大学。
1910年，司徒雷登的二弟沃伦·霍顿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1916年，他受聘为杭州之江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在杭州期间，还见过驻节杭州的浙江巡抚聂缉椝，他在《在华五十年》中写道：
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由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他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5）
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副贡生。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及至聂缉椝之父聂亦峰仍为翰林，官虽仅至广东知县，然其乐善好施之举已是名声在外，所以“中兴名臣”曾国藩要将自己的季女曾纪芬许配给仅为贡生副榜出身的聂缉椝。
虽然科场不兴，但是聂缉椝凭着自己的努力做了上海道台，兼任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总办。后来，在浙江按察使兼杭州洋务总局督办任上，与日本驻杭州领事签订了划杭城武林门外拱宸桥北，运河东一带700余亩（约合万平方米）的土地为日租界的协议。最终在经过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浙江布政使“三权藩篆”的历练后，于1903年9月迁任浙江巡抚。巡抚是管理一省军政的主官，正二品。1905年10月，聂缉椝因浙江铜元厂舞弊案而被解职。
司徒雷登在文中并未提及自己是哪一年见过这位巡抚大人的，但从司徒雷登1905年2月始抵杭州，而同年10月聂缉椝已“被劾开缺”，继任者张曾敭未到职前由浙江将军瑞兴兼任巡抚的情况来看，应为1905年10月前。这一年，司徒雷登29岁，而聂缉椝已50岁。
司徒雷登认为，这次在杭州看见浙江巡抚聂缉椝使他想起了他早年和晚年地位的变化。他继续写道：
但是，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总督的女儿，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岁上到北京访问，曾作为我的客人到燕京与教师和学生们进行了亲切的会面。由于她父母的关系，她本人的学识以及矍铄的精力，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之后，她送了我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借以抒发她访问这所她久已向往的著名学府的情怀。
聂缉椝之妻曾纪芬（1852—1942），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季女。她是聂缉椝去世以后衡山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聂氏的后人在进入民国以后，在上海经办恒丰纱厂等实业致富，所以曾纪芬有“总督之女、巡抚之妻、巨商之母”的称号。晚年，她自号崇德，工书法。在其子、沪上实业家聂云台的影响下，曾纪芬由信佛转而相信基督，而聂云台却在经历了实业挫折以后，由信基督改为礼佛。
司徒雷登在文中说曾纪芬住在杭州有误；实际上，曾纪芬住在上海，在民国年间沪上有颇为著名的聂家花园。1934年，时年83岁的曾纪芬北上北平（今北京），访问燕京大学，并与燕京大学校务长（实行校长之权）司徒雷登会面。从儒生聂缉椝眼中的穷“夷人”到基督徒曾纪芬眼中的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认为这一切颇有戏剧性。
曾纪芬有17个孙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在传教士们看来，传教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有材料显示，司徒雷登在返回他阔别17年的出生地杭州后，曾在杭州冯氏女学和弘道女学任过教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6）
冯氏女学为19世纪末叶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女传教士玛丽·沃恩（Mary Vaughan）捐资2000金镑（一种含金的英国货币，类似于当时法国发行的金法郎）所建，设校址于杭州紫金观巷，迨1907年玛丽·沃恩女士归国度假，建筑工程由她委托梅更（Duncan Main）医师主持进行。1908年，玛丽·沃恩返回杭州，因旅途辛劳引发宿疾，在杭去世。为了纪念她，遂定校名为“冯氏高等女学堂”（Mary Vaughan Girls’High School），而“冯氏”其实为今译“沃恩”的意译，以中国人的姓来翻译外国人的姓是当时的习惯。
冯氏女学于1909年开学，首任校长为沃恩的挚友巴恩斯（Barnes，旧译作巴罗以、巴路义）女士，学生仅有20人。民国三年（1914）改为冯氏女子中学，并附设国民学校。
冯氏女学开学之初的学生中，有两位是籍隶湖南湘乡的堂姐妹，系出名门。姐姐曾宝荪，（1893—1978），曾祖是曾国藩，祖父是曾纪鸿，父亲是曾广钧。妹妹曾宝菡（1896—1979），父亲是曾广钧之弟曾广钟。宝荪于1907年来杭入浙江女子师范，毕业后再入冯氏高等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