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司徒雷登- 第1部分

青少年时代（1）
1876年（清光绪二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团寓所。这是一座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周边环境清幽。是年，司徒雷登的父亲36岁，母亲34岁。
　　1913年1月30日，刚刚自美国来杭州传教的鲍乃德（E。　E。　Barnett）夫妇也来到这处南长老会院落。“我们与斯图尔特家住在一起。他们帮助我们了解情况，并使我们感到宾至如归。”　南长老会后来的传教士来杭州以后，一般都会寄居在斯图尔特牧师家中一段时间，学习中文和开始在杭州的生活。
　　司徒雷登诞生的这座住宅建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946年10月19日，年已古稀的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重访故居，并走进其诞生的房间，与教会的牧师们畅谈儿时的情景。
　　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写道：
　　父司徒约翰，应差会之征，于1869年抵华，只身入内地布道，不久罹病，于1872年返美，留美二载，1874年结婚后，夫妇同来中土。又二年，生长子雷登。
　　司徒雷登出生的这一年，适逢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青年会。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市）创建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清政府所谓的“同光中兴”之中，李鸿章命盛宣怀开采湖北广济、江西兴国的煤矿。而在1875年，由英商怡和洋行自行修建的中国第一条由吴淞至上海的淞沪铁路完工，然而由于行车后压死一名华人，引*动，结果由清政府花钱赎回而加以拆除。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上书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获得批准，却由于经费无着落而搁浅。还有，因中英“滇案”（亦称“马嘉理事件”）而引发的《中英烟台条约》也由李鸿章和威妥玛签署。
　　为了感谢美国南长老会海外部执行干事约翰·雷登·威尔逊博士的媒妁之恩，斯图尔特夫妇为他们长子取名约翰·雷登，而中文名字则是司徒雷登。从司徒约翰到司徒雷登，印证了司徒父子浓浓的中华情结。
　　可能是由于得子带来的愉悦吧，几年之中，斯图尔特夫妇在杭州又生了三个儿子，时间分别为：1878年4月生戴维·托德，1880年12月生沃伦·霍顿，1882年9月生罗伯特·柯克兰。
　　怀着崇敬的心情，晚年的司徒雷登回忆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和这几个弟弟当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布道团里仅有的几个外国孩子。因此，我们也就备受宠爱。我们成年后，总是怀着敬慕和感激的心情想到我们的父母。他们教子有方，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小司徒在成长，刘廷芳、谢景升所撰《司徒雷登年谱》在三岁栏（实龄两岁）内记录了一条重要史实：　。。

青少年时代（2）
乳媪佣仆，均系华人，呀呀学语，即操杭音。
　　小孩出生即要吃奶，而其学语即操杭音，说明了奶妈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是杭州人。小司徒吃的是“杭州妈妈”的奶，最先说的也是杭州话。
　　《司徒雷登年谱》1879年四岁（实龄三岁）栏：“受庭训，习英语言文字。”说明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是先学会杭州话而后才学母语英语的。
　　杭州和西湖留在司徒雷登记忆中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写道：
　　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著名的题材。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杭州是一座景色无限优美的城市，他详细地描绘了那里的运河、桥梁和街道。杭州在宋代朝廷为逃避“北方蛮人”的侵扰而南迁后，曾一度是它在南方的国都。中国有一句名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由此可见，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
　　他喜爱杭州山野中的花草，喜爱杭州西湖周边的人文古迹，如雷峰塔、灵隐寺等，喜爱坐彩船游西湖，喜爱看社戏、观灯，喜爱吃中国年夜饭。司徒雷登说：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的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西湖南麓的雷峰塔是少年司徒雷登的常游之处。雷峰塔为吴越王妃黄氏建，又名黄氏塔。清代陆次云《湖壖杂记》云：“嘉靖时，东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纵火焚塔，故其檐级皆去，赤立童然，反成异致。”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玄烨御题“雷峰西照”（即今“雷峰夕照”），并勒石建亭。其与西湖北岸的保塔被时人誉为：“湖上两浮屠，宝石如美人，雷峰如老衲。”
　　司徒雷登少时随父母游览西湖雷峰塔时，塔还没有倒塌。1924年9月25日，塔崩塌了。美国传教士鲍乃德之女鲍金美（Eugenia　Barnett）有过在崩塌后的雷峰塔游历的体验，从一个与司徒雷登一样的美国人的眼中，写出了近观雷峰塔和进入塔内的情景：
　　从近中观看，比远处更能领略雷峰塔的雄伟和苍凉。我们可以向上看见塔边的裂口。表面上长出了野藤和灌木丛，甚至还有小树。小鸟在上面筑巢，飞进飞出……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突然产生的那种与世隔绝之感——全然脱离了我们刚刚所在的外部世界。里面所有的建筑结构都没有了，好像置身于一座巨大城堡的主楼之内，只不过没有那么恐怖而已。假如我在那以前，曾进入过一栋哥特式的教堂，我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寂静，神圣……四周和上方，都有亮光透过部分为藤和枝叶遮蔽的空隙照射进来。在顶端，还有个大洞。我可以透过它，看见遥远的天空。不知为何，这个破洞使我感到悲凉。
　　杭州三面环山，中间是美丽的西湖，夏天是非常酷热的。因此，在酷暑的季节里，来自美国的斯图尔特夫妇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到西湖周边的山间避暑。这一点为鲍金美所证实，她说：
　　在早期的夏日，传教士家庭都是去山间佛教寺庙避暑。他们在那里租用平时供进香者和游客临时住宿的客房。他们有时会在外面露营，那里较为凉爽，空气也清新。在母亲们干着必要的杂活时，孩子们就在寺院里的参天大树的树荫下嬉戏。
　　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位于西湖北山之灵隐山麓。东晋咸和三年（328年），由天竺（古印度）僧人慧理开山。及吴越王钱氏命僧永明延寿开拓，建经幢于寺门左右。南宋高、孝二帝屡次临幸。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圣祖玄烨临幸，敕名“云林禅寺”。咸丰末年，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使寺院毁于一旦。同治年间重建。位于云林寺左的北高峰，为西湖武林山左边的最高峰，是夏日的避暑胜地。
　　到了民国初年，西方人在浙北的莫干山开发了避暑胜地，所以1913年出生在中国并生活在杭州的鲍金美这一代传教士的家庭，就不用采取斯图尔特夫妇家庭的避暑方式。他们大多离开酷热的杭州，去凉爽的莫干山住上几周。
　　鲍金美也提到了杭州冬天室内较室外更冷的情况，她举了在传教士中广泛流传的玛丽·霍顿的故事为例：
　　约翰·斯图尔特太太就在教会院子里，她在她家的露天门廊上接待来访的裹得严严实实、冻得发抖的客人，并说：“让我们就坐在外面暖和的地方吧。”
　　在司徒雷登的*中，少时对西湖的印象是“坐彩船游西湖”，但其中“生动而美好的回忆”却仅仅是一句话。
　　考诸史料，彩船夜游西湖之习，自唐代即有，季节大多在每岁夏秋之季，如农历六月十八、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之夜，湖面及船中均点灯，特别以农历六月十八的荷花灯为最，千余盏灯放至湖面，随波漂荡，美丽无比。鲍金美儿时就随家人经历过另一种夜游西湖的体验：
　　我们经常在黄昏时刻，感到孤零零地在湖上。在我们歌声的间隙，只听见轻轻的划桨声和我们的小船在水上的滑行声。有一次，当我们的歌声刚息，湖上传来一阵悠悠的笛声，似乎将我们的和声转入委婉的独奏，在湖上安详而哀怨地回响。我们依稀见到远处的另一条游船。父亲隔水与对方招呼。他赞扬我们的歌声。然后，我们双方都消失在黑暗中。
　　两种夜游西湖，前一种东方式的，后一种西方式的，不知年轻时的司徒雷登经历过的是哪一种？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1）
传教与兴学
　　按照布道团的规定，传教士服务七年，可给予一年的假期。至1887年，斯图尔特夫妇来华已有13年。是年4月，他们带着司徒雷登及其他孩子回美国度假，11岁的司徒雷登与他9岁、7岁、5岁的弟弟戴维、沃伦、罗伯特第一次踏上了他们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1887年，即清光绪十三年，这一年也是后来与司徒雷登有着诸多交往的蒋介石出生之年。
　　斯图尔特夫妇看来对中国是真正地产生了感情，也可能是为了增加美国人去中国传教的兴趣，他们不断地把从中国带来的餐具和祭祀用品展示给人看，还让他们的儿子们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并用筷子进餐，用中文唱圣歌。
　　然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大了，美国人对此很不理解，甚至对司徒他们进行冷嘲热讽。而这一切都使少年的司徒雷登感到无地自容。
　　一年的时间到了，斯图尔特夫妇返回杭州，随行带着四子罗伯特，把司徒雷登和次子戴维、三子沃伦留在美国就读。不幸的是，罗伯特在回杭以后因病夭折，年仅7岁。他成了司徒家族中第一位葬在杭州西湖的人。
　　司徒雷登先后就读于莫比尔市公立学校、弗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校、汉普顿—悉尼学院，以后又执教于他毕业的潘托普斯学校。
　　在汉普顿—悉尼学院就读及其后在潘托普斯学校执教期间，司徒雷登受到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
　　作为国际组织的基督教青年会是1851年传入美国的，并逐渐在传统的东部城市和一些大学中建立起了组织。1854年，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成立。1888年，以各学校青年会为基础，正式掀起了“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青年会发起这场运动，主张美国青年的精神复兴，并对拜金主义、*横流、强权外拓进行自我改造；大学生们应本着基督教的精神，积极投身这一事业，到海外去传播基督福音。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赴海外传教的学生已有6200余名；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8000多名，这其中的三分之一即2500多名是派往中国各城市的。
　　司徒雷登深受影响，很快成为青年会的会员，后来又担任了学校青年会的会长，并且在马萨诸塞州参加了暑期《圣经》会议。他说：
　　在那一段教书期间，我有两个夏天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立志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城召开的大会。我感到，人们在那些会上对宗教信念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和为之献身的精神，给我以莫大的触动。同时，那些为促进这两次会议圆满召开，参加了会议，或在会上发了言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同样给我莫大的鼓舞。那两次会上所阐述的宗教信念与我过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而枯燥无味的信念截然不同。耶稣成了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和理想，而不仅仅被当作神学的体现者了。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2）
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秋，司徒雷登辞去在潘托普斯学校担任的教授拉丁文和希腊语的教职，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重新成为一名学生。
　　1902年2月，司徒雷登作为神学院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大会。同年，他被册立为长老会牧师，并获神学学士学位，决意前往中国杭州——他父母的所居之处去传教。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要从美国的历史谈起。美国建国后不久，在欧洲即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虽然同属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其实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法国大革命后来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自下而上的街头暴力，而美国独立战争则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是一种自然甚至是有序的*革命。美国和他的母国英国一样，都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