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当然，这个楼，是清华最早的四个建筑之一，叫做“科学馆”，是1918、1919年前后盖成的，我父亲1929年来了以后，他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里面。我小时候，常常，尤其是夏天，放暑假了，我父亲到他的办公室来办公，我也跟他一块来，做我的功课。那个时候各个地方没有冷气，大楼底下的，房子里面很凉快，等于也是趁着个凉快。
曹：我听说，您父亲在您小时候一张照片的背后写过一行字，说：“此子似有异禀”，是不是爸爸在你小时候就觉得你有一些特殊的天赋在里面？
杨：大概是。我想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念得还可以，没特别什么好，我记得老师说，我不太小心常常有把墨水罐打翻了这一类的事，到中学以后念书就念得很好，尤其对于数学。你讲的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有一年在德国休假，他很想念在清华园的我的妈妈，还有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所以我们就照了些照片寄给他。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那时候，他在每一个人的照片的背后都写了几个字，你刚才讲的就是在我的那张照片后面写的。
曹：您是1945年8月28日离开中国去美国学习的，听说当时父亲一直送了您很长的路。
杨：这后来我在一篇文章，叫做《父亲和我》里面有一个描述，我父亲送我出国的，那两个钟头的记忆在我的脑子里面，是非常深刻的。
曹：是不是第一次看到父亲这么表露，父亲对儿子的那种情怀？
杨：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们家庭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亲近，平常也许没感到，可是现在立刻要远离，要好多年，还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呢，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当时的情感，可以说是迸发，而且是猛烈的，所以那个记忆就铭刻在我的脑子里面。
当时清华大学有20个同学和杨振宁一起留美，第一次离开家，杨振宁感到从未有过的思念和不适应。
杨：我和我们同学感觉到稀奇的，也是最初感觉到不能适应的是美国的男女关系。比如说我们打开报纸一看，到处都是女人内衣的广告，我们刚一看的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赶快都给翻过去。
然而能够在世界上最好的物理系深造，则是杨振宁极大的幸运。那么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又是如何遇到杜致礼并得到第一段美好姻缘的？
曹：我知道您父亲杨武之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数学，那您当时选择这个学校主要是为了父亲的缘故，还是因为想跟随费米教授？
杨：不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临出国的时候，并没有预备去芝加哥。当时我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许可，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费米教授要到芝加哥去，我是非常希望做费米的学生，所以我就改了去芝加哥。我父亲当然很高兴，知道我去了芝加哥，那是他的母校。他的论文的导师叫做狄克森，是20世纪初美国的大数学家之一，那个时候狄克森已经退休了，可是人还在，所以我父亲要我去看他一趟。结果有一天，我去拜访了一下狄克森教授，狄克森说他记得我父亲，而且他说他一生有很多研究生，只有一个中国人，就是我父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3）
然而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做实验总是失败。因为他出国前，在那个全民抗战的年代，学生根本得不到足够的实验训练。
杨：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在实验室里面要笑我，他们说哪个地方要发生爆炸，哪个地方就有杨振宁。
而有“氢弹之父”之称的泰勒教授劝杨振宁改做理论物理，之后，杨政宁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第一位华人教授。
曹：您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教授已经退休了，但你们还是能够在校园里看到他。
杨：是。我是1949年在芝加哥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一年到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当然是学院里最有名的教授，他已经退休了。不过我还记得我去的第一年，他因为刚刚有一个新的理论，叫做“统一场论”，这是他后半辈子所极力致力于的一个工作，所以他预备做一系列的演讲，当时这个学院的主任，叫做奥本海默。
曹：原子弹之父。
杨：奥本海默当时说，非常好，就去安排。可是这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演讲他必须要通知很多物理学界的人，不止是普林斯顿大学，可以说是美国全国的物理系，可是这样一来的话，新闻记者就要来，他想这下要糟糕了，新闻记者会把所有的座位都占据了。所以他后来就把所有的新闻记者找来，跟他们约法三章，说是爱因斯坦教授的演讲不能有太多的新闻记者在那里照相、发问题，所以请你们都到演讲厅，在爱因斯坦还没有讲话时，你们就照五分钟的照相，然后就请你们全部离开这个演讲厅。我想那恐怕是爱因斯坦最后一次做正式的学术演讲。
曹：我知道爱因斯坦教授曾经把您请到他的办公室，跟你们聊过一次。
杨：对，他对统计力学非常有兴趣。因为在1951年、1952年李政道跟我发表了两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里面叫做“相变”，刚才我讲了，水变成气、水变成冰都叫做“相变”，“相变”是爱因斯坦非常发生兴趣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文章发表了以后，他看到了，他就让他的一个助手找我们去跟他谈，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谈了一个多钟头。
曹：您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通过吴大猷教授让胡适先生专门把您找去了，跟您谈了一下，您还记得胡适先生当时跟您谈了些什么？
杨：胡适先生，我小时候在北京见过他。1949年，吴大猷先生在纽约跟我说，胡适先生想要跟我谈谈，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结果我去找了胡适先生以后，才知道，因为他在离开上海以前，看见了我父亲，我父亲跟他说，“振宁现在应该交女朋友了”，我父亲托胡适先生帮我找女朋友，这个也是很标准的当时的社会上家庭父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胡适先生说，可是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这一代人聪明得多了，你们不需要我来帮忙。
曹：胡适先生是一特明智的人。
杨：对。
曹：那后来您跟杜致礼女士相识相恋，跟胡先生没什么关系？
杨：没有关系。杜致礼是我1944年到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的时候一个班上的学生，我当时认识她，并不熟，出国以后也并没有跟她有联络，我是1945年出国的，她是1947年出国的，1949年，在圣诞节的假期，偶然地在普林斯顿一个中国饭店里面，我又看见了她，八、九个月以后，我们在普林斯顿结婚的。
曹：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特别高兴？
杨：我父亲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我坦白讲也有些犹豫，因为那时候，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将军，大家晓得了，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他被俘虏了。我父亲，我母亲，我弟弟妹妹他们当时都在上海，当然不可能没有一些考虑，不过我父亲还是很尊重他的儿子的选择。
杨振宁说，每次他看见五星红旗在风中飘荡，就会想起毛主席所讲的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今年迎来了他获奖50周年的大庆。虽然在海外漂泊多年，但是他对中国的感情无比深厚。那么，杨振宁当年又是如何辗转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和最佳拍档李政道又为何分道扬镳？
曹：我发现很有意思，您的一生，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是跟10月份有关的。按阳历来算，您出生在1922年10月1日，您的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宇称不守恒》和《规范场》两篇理论文章，分别发表在1956年和1954年10月1日出版的《物理评论》，而您获得诺贝尔奖也是1957年的10月，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一生其实跟共和国的命运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4）
杨：我想这当然是巧合。事实上我本来并不知道我的阳历生日是10月1日，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多半的，我想国内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庭还是用阴历的，所以我是出生在八月十一，狗年。后来到了美国，我在图书馆里查着了一本书，才发现到那一天阳历是1922年10月1日。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杜鲁门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是中国学生在美国得到理科、工科博士学位的人，不可以让他们回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杨振宁迫于无奈无法回到国内。但他始终认为，自己身体里流淌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即便他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曹：半个世纪前，就是1957年，您和李政道教授因为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殊荣，当时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杨：当我们得奖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当然是觉得很高兴，我们1956年所作的一个理论，能够在物理学界有这么大的影响。最使我感受深刻的是三年以后，1960年，我到巴西去访问，去做一些演讲，结果我们一到飞机场，就来了好几百个巴西的华侨，他们来欢迎我。我当时很震惊，因为我跟巴西的华侨界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们这么多人来，而且是那样热烈，那样高兴，使得我了解到，我跟李政道得这个奖，对于他们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使我想到了鲁迅那个时代，是中国人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前途达到一个最低潮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奖使人忽然发现，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一个非常低能的民族。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这个心理。
曹：您刚才提到吴健雄教授，在当时您和李政道教授提出这个“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之后，是她用实验来证明了你们理论的正确，但最终宣布诺贝尔获奖名单的时候，当中并没有吴健雄教授，很多人为她打抱不平。我注意到她给友人的一个私人信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的努力被人忽视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受到一点伤害的”。我不知道吴教授跟您私下有没有聊起过类似的问题？
杨：她从来没跟我谈过这问题。关于这件事情，我想将来还会有人再去研究的。吴健雄的贡献非常之大，因为1956年李政道跟我提出来“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可能不守恒”的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也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当时大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曾经说她独具慧眼。当然等到她做完以后，发现这个宇称确实是不守恒的，那这个结果就震惊了全世界。至于说她为什么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呢？有很多的说法，当然大家并不知道诺贝尔奖金的委员会是怎么讨论的。我知道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一个我不知道是成文还是不成文的规章，就是一个奖给过以后五十年，研究科学史的人可以看他们的档案，那就是今天。所以，也许以后几年会有人去做一个仔细的研究，到底当时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是怎么讨论的。我想多半环绕着两点，一个讲法是说，不知道什么人提名的时候，他们没有提吴健雄，只提了李政道跟我，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是因为诺贝尔奖一次最多只可以给三个人，他们已经要给李政道跟我，假如要给吴健雄的话，因为吴健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者，低温物理学家安伯勒，他们如果要给吴健雄，就一定要给安伯勒，那这样就是四个人，所以结果就没有给。
曹：您跟李政道教授其实从1946年就开始合作，你们共同发表了三十多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你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带来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在那段时间？
杨：我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并不认识李政道，他比我年轻四岁，因为我念书念得很早，所以他班次大概比我低了六、七年次。后来到194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来了。从1949年我们第一篇合作的文章发表了以后，一直到1962年，十几年的时间，有非常成功的合作。我曾经说，我们这个合作是被整个物理学界羡慕而嫉妒的。可是后来，不幸，在1962年，我们发生了非常不能化解的冲突，所以那以后就分道扬镳了。到今天，还是这样。这是我人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悲剧。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5）
曹：我记得那时候奥本海默教授说过这样的话，他最想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您和李政道教授能够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并肩地散步，可是大家在1962年以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了。我读过李政道先生的一篇文章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