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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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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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放弃县剧团的正式员工身份和工资,到成都当学徒,还要靠经济非常拮据的家里提供生活费,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陈:有半年时间。当时回家办辞职手续,剧团不同意,还扣了我妈妈一个月的工资。我妈妈哭着不准我走,她说在哪里都是唱戏,跑那么远干啥。我说难道你让我一辈子都待在家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决,只是有一种走出去的信念。走那天,天下着雨,姐姐又在生病。毕竟在剧团工作了五年,12岁到16岁,很有感情的,还是有点舍不得。早上5点过我就起来,把我姐姐带到泸州交给外婆照看,我妈妈是县剧团的,正在乡下演出,爸爸在贵州演出,我又要到成都,可以说,我们家的人天各一方。这样独自一人跑到成都跟着张光茹老师学川剧,当学徒。我的继父每个月给我寄二十元钱,十五元交给老师做生活费,剩下的五元自己买点生活用品。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3)
半年后,便跟老师到处去演戏。当时成都市川剧院有三个团,张老师在一团。有一次,二团的团长胡成德老师请张老师去唱戏,看到我表演,觉得这个小姑娘唱得不错,准备要我。但是一团的团长张开国老师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唱了这么久,就留在我们这儿算了。就这样1984年进了成都市川剧一团,成了临时工。当时临时工工资每月有三十多元,继父就不用再寄钱了。
  我是这样的人,一旦心里有了目标,就一定会比别人更加刻苦努力。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认真抓住,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易:那个年代从小地方调到大城市,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吧?
  陈:当时从县剧团调到成都市川剧院很费了一番周折。下指标很难,1985年给我一个市政府特批指标,指标一般到年底的最后一个月才下,时间很紧迫。可当时县剧团坚决不放人,说陈巧茹是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培养出来的,要付五千元钱才行。当时的五千元相当于现在的十五万到二十万元。我哪有那么一大笔钱嘛,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元。张开国老师说,行,我们拿五千元,但是先放人,再给钱;而县剧团却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结果那个指标就作废了。1986年又给我下了一个特殊指标,结果两边剧团讲价,最后三千元成交。交了钱后,我先把户口从县剧团下到家里,等到指标过去后,关系再转上来。当时我已经是正式员工了,工资每个月四十元左右。
  爱戏如命的恩师
  易:如果说到成都是你命运的转折点,那么拜张光茹为师,则是你川剧艺术腾飞的新起点。三年的朝夕相处,为师为母,学艺做人,能讲讲你们之间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吗?
  陈:老师这个人啊,爱戏如命。老师小时候学川戏,二十多岁跑到上海学话剧,三十多岁从上海来到成都。所以老师的表演非常漂亮,她把在话剧中学到的从人物的一招一式挖掘人物的内心变化移植到了川剧表演上。
  跟老师相处了三年,在老师家吃在一张桌,睡在一张床,如同母女。张老师是海派,她爱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冯,主演过电影《桃花扇》《羊城暗哨》,与赵丹、孙道临是朋友。他过世以后,老师没有再婚。老师的艺术修养很好,对我的要求很高,要我读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我却读不进去,老师说一定要读。即便睡觉的时候,跟着老师哼唱一段,只要有一点儿纰漏,老师就会严厉地大声说,没对,重来。
  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过,我跟老师在华兴街吃过早点,就到锦江剧场练功、排戏。中午吃碗面,睡个觉,又开始排练。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就一起去买菜,回家做饭。她不会做饭,也不讲究,让我炒菜,随便我怎么炒。以前我在县剧团的时候,都是吃集体伙食,要不就在馆子吃,所以我也不会做。我想,只要炒熟就行。记得第一次炒莲花白,一点儿味道都没有,管他的,我们还是吃下去了。因为练功,体能消耗大,老师买鸡炖好汤给我补充营养,她却一口也舍不得吃,全让给了我,那时经济也不宽裕,老师真的很爱护我。晚上我们看一会儿电视,有时聊一下天。我那时十七八岁,老师常常讲一些关于恋爱之类的女娃娃关心的话题。老师不仅教我唱戏,还教我做人的原则和道理。她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不管你的丈夫有多么能干,多么强大;没有自己的事业,就不能体现你自己的价值。
  我要飞翔
  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戏曲步入辉煌的十年。正值青春年华的你也崭露头角,成为川剧表演新人的代表性人物。在你看来,是时代造就了你的成功,还是命运对你格外垂青?
  陈:1982-1992年,是中国戏曲比较辉煌的十年,出了很多好戏。这十年,是我踏入戏曲界,从不懂到懂,从懂到爱,到心甘情愿地为它付出的十年。我的运气很好,每次机会我都抓住了的,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即使机会在眼前,你也没有能力抓住它。
  第一次机会是在1985年。自从恢复传统剧目后,各团开始推新编历史剧。当时剧团在排谭愫老师的新编大戏《武则天》,正好需要个演武则天13岁进宫时的演员,只有我比较适合,演出后,大家都说这个女娃子不错。那时就改了艺名,陈巧缘改为陈巧茹。这是戏曲界的传统,比如跟着丽慧娘学就是丽家班的,跟张光茹老师,就有个“茹”字,代表艺术生命的一种延续。这之后,我便开始参加四川省的地方戏曲汇演,登上了全国各种戏曲大赛的舞台。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4)
1983年,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川剧的八字方针“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几年后,剧团进行改革,把我调到三团,又叫青年团,以青年演员为主,创作排演新编剧。老师所在的联合团,以老演员为主,演出传统剧目。当时老师对我有些误会,觉得我翅膀硬了,就不跟她了。我理解她的心情,我对老师说,不管在哪儿,我都是唱川剧。只要陈巧茹在唱川剧,就是你的徒弟。况且羽翼丰满后,总有一天我要飞翔。
  从徘徊到坚守
  易:1992年你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可以说你成功攀上了艺术的高峰。就在这时,你却突然下海经商,而且经营得很成功。那时川剧在你心中是否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陈:1992年,拿到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后,总觉得到头了,没有追求了,有一种无法超越自己的茫然。那时,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传统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我们演出一场戏才十多块钱,一个月工资才两三百元。别人唱首歌就是几百元,还不比我唱得好,自己付出那么多,收入却相差太远,觉得不值,心里难免很失落。剧团的演员们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持生活,比如男的开出租车,女的就唱歌、拍电视剧。这些我都经历过。当时二十多岁,女娃娃都爱美,我也想穿漂亮点。但放弃川剧又觉得可惜。如何来平衡艺术与生活的冲突呢?我很彷徨。
  我是个思维比较活跃,意识超前,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人。1993年我决定下海经商,当时正好成都最大的商场——太平洋百货公司开张,我就进场代理了化妆品品牌伊丽莎白?雅顿,做了三年。后来又做了五年的服装,一直到2000年。生意比较成功,1998年我就开上了丰田佳美。当时,我每年还是在参加演出,而且经常出国,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受国外机构邀请的商演。我就这样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放弃川剧的同时,依靠各种资源经商,来满足生活上的需求。
  易:是什么促使你放弃经商,回到川剧上来,并愿为之坚守一生?
  陈:到了1996年,我开始沉下心来想,我究竟要做什么?觉得根还是在川剧上。我也是知足的人,不要多豪华的生活,觉得过得好就行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支撑我对川剧的挚爱。2000年时,我已经32岁了,想要个孩子,没有精力再去做生意。虽然搞川剧付出也多,但我认为这种付出值得。当时,很多人都在说,陈巧茹太傻,现在哪个人还在看川剧嘛。我说,没得人看,我自己欣赏,这是我的爱好。我知道我不可能放弃川剧,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会坚守。也许川剧的价值现在许多人意识不到,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人会意识到。1997-2007年这十年,我很坚定地走在川剧这条路上,每年都有自己的计划,每年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易:2004年,一出运用全新戏剧理念,利用现代高科技舞台技术表现的《青春涅》是由你牵头创作并演出的大戏,这是否意味着你迈上了更高的平台?
  陈:我就觉得,那是一种超越,一种再生,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就是说,我付出那么多,是心甘情愿的,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青春,回报就是我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那个时候我从艺二十五年。陈巧茹艺术人生专场——《青春涅》全是我自己做出来的,请编剧、请导演,同时文化局也很支持我。这出戏演出后,领导就任命我为川剧院副院长,一直到现在。
  从演员到院长
  易:在很多人心目中,你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不论担任什么人生角色,你总是尽力做到最好。川剧院副院长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怎样去做好这个角色的?
  陈:我经常说,其实我不想当女强人,我根本就不像个女强人。很多时候是命运将你推到那个位置。但是你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很多东西,一旦你要坚持,你就很“硬”。我经常都在思考,我们搞艺术搞表演的通常都很感性,如果你不感性的话,你肯定不是个好演员;但是从政,一定要理性,太感性一定会出事。
  2004年6月,我被任命为川剧院副院长时,剧院面临着巨大困境。川剧院总共六百多人,三百多人离退休,一百多人离岗待退,还有一百多人竞聘上岗。我很担心,害怕做错事,耽误剧院的发展。我找到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结合我们剧院的具体情况,整理出工作思路:首先,剧院要有剧目;然后,还要有演员。于是我沿着这个思路去做。不做事就不会犯错,做事,难免做错,但是不怕,我要做事,而且我是在努力去做,应该会有结果。这五年真的是在拼尽全力做。现在又遇到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快六十年了,要一朝打破这个体制,打破大锅饭,太艰难,太艰难了!成都市川剧院,过去历史太辉煌了。你能够想到,就像东郊的大型国有企业,越老越辉煌的,积重越深,改革越艰难。我们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5)
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仅要考虑个人的发展,还要考虑剧院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我认为改革最难的是转变观念。很多人盆地意识严重。古人说“少不入川”,四川生活太闲适,太舒服了,容易消磨人的斗志。我经常到北京、香港以及国外演出,在那些地方很自然就有种紧迫感,一回四川就容易松懈,所以经常自己鞭策自己。
  你来之前,还有员工来找我,来的还是我的好朋友,讨论分配问题。我的原则就是多劳多得,不做事一分钱没有。以前,还有员工来砸书记办公室的窗子。他们不敢对我这样,我毕竟在这里干了二十多年,我先讲道理,你不讲道理我也不怕。改革牵涉了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真的很难,但再难还是要做。
  易:你如何带领剧团走好以后的路?这条路怎么走?
  陈:我自己有时也很矛盾。曾经想过拿多少钱给我就排多少戏,没有钱就不排。但是,这不是对川剧负责的态度。我认为,国家对传统戏曲要有一定的政策来保护,它不像古董,一件瓷器,一次性投入多少钱,把它保护起来,只要不被破坏,它的价值就不会消失。戏剧是人的艺术,需要通过老师传授给学生,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去,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现在投入也许看不到回报,但是在将来的中国,它的价值一定能显现出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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