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显山水的校园青春
海夫（以下简称海）：你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同步者，甚至弄潮者。在1977年时你有没有意识到社会在发生巨大变化？
何农（以下简称何）：1976年我18岁，从城市下乡到了一个偏僻山区的生产队，条件艰苦得几乎不可想象，床、桌子都是用坟墓中挖出的棺材板做的。住的小屋建在农田里，大雨小雨都漏，玉米就从屋中长出。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一下子变得什么都能面对了，不再患得患失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生产队里有个七十多岁的富农，叫常二爷，有人报告说他说了反动话，我去找他，他当时就对我说：“小伙子，真的，要变天了。”面前一个老人这样说话，我觉得很震撼，虽然还搞不清楚到底会怎么样，但自己也觉得中国要发生巨变，而且都被这个念头镇住了。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全国恢复高考。我父亲是“右派”，在当时我能否报考还是个问号。左问右问，到当年8月份，才确认我可以参加高考。因为从小就和十多个同学一起学画，自然也就一心想考美术学院。那时考美术的人很多，我属于年龄比较小的，技法方面还可以，但创作方面比起年长的考生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把握，于是又回去参加文考。回去后意外地发现，当时下乡所在的公社把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的名报掉了。到县里去，县招办说已经过了报名日期，不能补报。怎么办？我们三人就在县招办门口静坐了将近两天。大概是打动了里面的人，就在我们近乎绝望准备回去种田算了的时候，一个中年女干部问了我们的情况，给重庆教育局通了个电话。就由于这样一个可能仅仅出于同情的电话，我们拿到了重庆特批的准考证。后来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是在县上考的，公社其他考生都在区上考。这张准考证我还一直保存着。
海：静坐了将近两天？可见你从来都和别人不一样，敢想敢做。
何：呵呵，当时只想着要上大学，也许就是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了，也顾不上其他什么了，倒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
海：考入大学，肯定有些曲折吧？
何：怎么说呢，神差鬼使，我本是一门子心思上美院的，却录取到了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时我的姑父在那里招生，家人怕我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连个大学都没得读，录取时我的档案直接被拿到南师了，大概算是我姑父“利用职务之便”吧。我的分数其实应该还有很多选择的，但在那个时候因为政审被刷掉，任何学校都读不上也不是不可能。不管怎么样，没读到自己想去的学校和专业，当时我还是觉得挺遗憾的。
海：中文系的学生那时几乎都有作家梦，你除了画画，没有这方面的梦想吗？
何：我进校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同学中的老大哥、老大姐好多都是有作品发表的，跟他们比，我觉得自己离作家更遥远，况且自己是误打误撞进了中文系，所以根本就没做过作家梦。当时热衷于美术的我在这样一个朴实而略显严肃的学校找不到同类，状态比较另类比较游离，常逃课，几乎不参加公共活动，大学几年，我连个室长都没当过。系上了解我的情况，给了我一个房间做画室，我就在那里泡着。除此以外，就是天天看电影。写作方面，意识比较前卫却没有尽力去追求什么成绩，只有一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写作课程结束的考试，老师讲可以自由发挥，我就写了一篇《梦》，内容好像是梦中又回到“文化大革命”，表达那种内心的痛苦、迷惘，有点意识流的味道，语言上也有些支离破碎。结果老师认为逻辑混乱，给了我一大段否定性评语。同学们都是优良，我是唯一的“及格”，也许老师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不过喜好写作的几个同学觉得这个东西还有点感觉，对我有点另眼相看，这才让我没觉得彻底失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2）
海：从后来的人生轨迹来看，你真的是那种“离经叛道”的人。你认为大学四年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何：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处于一个解冻期，一方面现实还在延续一种巨大的惯性，另一方面各种新思潮又在不断萌动。那个时候的大学校园尽管教材还比较陈旧，教学模式还十分保守，但仍然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等等，对当时的我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想来我对于僵化的东西都很反感，对新思想、新事物都持欢迎态度，也许和那时的影响有关吧。当时真是有一种打开眼界的兴奋。大概是二年级以后我学习要上心一些了。我们那一代人是学毛泽东语录度过小学中学的。1977年的高考还比不上现在的中考，背一首毛泽东的《蝶恋花》就是八分。即便上了大学，讲国学，没有老先生的那种底子；讲西学，不仅没有海外学人那种环境，甚至ABC都认不到。恶补基础文化是77、78级的主要功课。好在学校有不少功力深厚的老先生，在他们的指导下读了不少的书，特别是古代典籍。那时的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独特的现实感，紧贴时代，解读现实。记得那时特别感兴趣和关注的是当代的社会和文艺思潮，而不是大多数同学喜欢的古典文学。
海：大学时有什么事到现在想来都觉得欣慰的？
何：若说有什么事可欣慰的，那就是在快毕业时在学报上发了篇文章吧，谈《穆天子传》的。对于《穆天子传》，普遍认为是神话，但我作了大量的分析，深入思考后，认为不是简单的神话，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录。论文写出来后，中文系的老师认为跨专业了，于是送到历史系去审，历史系的赵教授看后很是赞扬，说30年代他的老师魏聚贤给他们授课时就提出过这种观点，现在居然有个学生也能有这样的认识，便极力推荐给学报。这算是我大学四年的一点小得意吧。
丰满的戏剧研究
海：在上世纪80年代，工作分配也是人生重大的转折，你的工作选择对以后有很大的影响吗？
何：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了，分配到省文化厅。在具体的工作安排时，本来也有几个选择，可以去当秘书，或者教书，或者去博物馆。我听说有个戏曲研究所，觉得这和研究还沾点边，于是就去了。这个单位后来改为川剧艺术研究院。
海：川剧，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陌生的词语了，而你还深入地从事过川剧研究！对那段时间你现在回过头来怎么看？
何：对川剧，我个人以前也没什么渊源，谈不上喜欢，但这不影响对川剧的深入研究。刚到单位的时候，当时文化部正在实施抢救老艺人活动，就是把健在老艺人的拿手戏录下来。在川剧学校的演出厅我天天看戏做笔记，大概半年时间把川剧的代表作大都看了一遍。那时我就住在川剧学校，文化厅在那里开了导演班、表演班、编剧班等，没事我都去听听，日积月累收获不小。一般研究戏曲的人大约有两类，一类是从大学里出来的学生，他们理论、文献的功底比较好，但不了解舞台；另一类是演员转行，他们对舞台熟悉，但对理论掌握得不多。而我的经历让我对两方面都有掌握，具备了比较好的知识架构，这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还是比较少有的。
我在川剧艺术研究院一共十年，前两年主要是做刊物的编辑工作，对戏曲界的潮起潮涌感触真切，也参与其中；后几年主要做研究工作、做课题，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搞得比较深入。
编刊物的时候，我强调反思、强调现代意识，关注艺术方面的探索和新思潮。魏明伦当时是一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剧作家，有才华，个性也张扬，四川戏剧界排斥他的人很多，他那时发东西也不是那么顺畅的，特别是他的《潘金莲》出来后，争议很大。我发了不少探讨他创作的稿件，自己也提笔写文章。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川剧刊物实行轮值，一年中我负责半年。我负责的那半年，关于魏明伦的稿子很多；我不负责的时候，魏明伦在那个刊物上就消失了。
在几年的川剧研究过程中，自己能跳出那些陈旧的观点和思维的局限，选择新的、更合理的角度切入。那时流行的定调性的看法是川剧有很强的人民性、反抗性、批判性，我认为这些观点其实都是把川剧的主题人为地往阶级斗争上扯，是庸俗社会学式的生搬硬套。比如南充有一出灯戏，写皇帝流落他乡时饿了偷鸡的故事。老百姓哪里想到定要把皇帝好好嘲讽一番？不过是在老百姓的想象中，皇帝饿了偷鸡吃也是很正常的，借此幽默风趣地乐一把。还有戏剧表现中的写意手法，评论家们会上纲上线地拔高，好像西方现代的抽象写意艺术都是学的我们，阿Q得很。戏曲里的写意并不是现代的写意，没有条件做更好的布景，只有用挥鞭表示骑马出发，拖枪则表示败阵而逃，可戏剧界还沿用几十年前的中西比较思维，简单断定东方戏剧高于西方戏剧。当时戏曲界的主流，是要继续发展、改良戏曲，使这种艺术形式在当时和未来依然成为一个主流艺术形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成问题的。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3）
1986年的中国思想界很活跃，从“寻根热”到人道主义，全社会对人性的思考比1981年的反思更个体、更深刻。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和同事胡志强写了《传统戏曲与现代意识的十大冲突》。这篇文章中，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把握戏曲，认为戏曲是属于过去的农业时代的代表性艺术形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没有必要举国花大力气去改良戏曲，而应该把戏曲作为活的文物很好地保存下来世代相传。此文发表在1987年3月《戏剧与电影》上，引起了全国上下对这些问题的大讨论、大批判。但是当时我周围的批评气氛根本不是学术争论，很多帽子飞过来，什么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等等，几乎要把我搞成反派角色了。我算是惹了大事，但也因此出了名，到处都知道了有个何农要唱衰戏曲唱衰川剧。现在来看，把川剧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就同当初我们的建议如出一辙吗？
海：看来你的先见之明发表得太早了，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
何：我觉得很遗憾。我们当初的观点，让不少人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我理解。但是当时如果把重点放在保存方面的话，很多老艺人还在世，可以抢救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二十年后才来做这个事情，很多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逝了。而且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保护上面，比花在排演只能演出几场的新戏上要有价值得多。
海：俗话说因祸得福，这话在你的这次经历上也应验了吧？
何：可以这么说吧。工作上我被调到了研究室当主任，不再让我做刊物了。在这个批判过程中，我还是很苦闷。当时福建召开南戏学术研讨会，我得到了邀请，也就出去走走，因此在广东深圳、福建厦门走了一圈。这一趟给我很大的震动，猛地感到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时代了。尽管各地的朋友还在和我作学术交流，但我回视自己，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相当边缘而狭小的空间里，那些帽子、那些批判，顿时变得无所谓。我很清楚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做学术有先天的不足，做一个学术人的前景在我眼里开始淡出了。
沿海走了一个月，回来后我就向院里申请搞“一院两制”，准备自建一个能和经济接轨的研究所。院里不同意，我和同事、朋友等还是成立了四川经济文化改革编委会，挂在院里，开始给企业做报告文学，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转向做经济的开始。
搏击商海的平稳与飞扬
海：那你是如何转向做经济的，是一下子就下了海，还是有个过程？
何：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最有名的经商模式就是倒卖汽车、钢材什么的。有一个笑话，说一辆汽车在成都被卖了一大圈，又回到最初那个人那儿了，而且所有参与的谁都没有见过那辆车。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也不懂经营，但致富的愿望很强烈，这种现象现在想来其实也很正常。我觉得我去当那种倒卖“窜窜”既没有天赋也没有资源，还是做点自己擅长的东西吧。以前学过画画，就帮人做封面设计；学中文出身，就做书。这些事情虽然做得零零星星的，但也结交了不少人，这和以前在院里埋头研究川剧的封闭状态大不相同。大约是1989年，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一个自收自支的文化研究所，我就去那里做了兼职的副所长，既做《民间文化集成》等纯文化的书，也做企业文化一类的面向市场的课题，如给恩威做道教文化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