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给人的印象是那种典型的济南文雅女孩，身材略显单薄。一头秀发披肩，两只眼睛则如泉水般清澈透明。她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却一点也不避讳，这令我很意外。一开始我还小心翼翼地，恐怕言语不当给她带来思想压力，但慢慢地大家就彼此熟悉起来，交流也增多了。
原来琪中学就读于省城一所一流的实验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广电学院录取，后来分配在省卫视台担任节目主持。琪的丈夫和琪是中学同学，他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某著名大学担任讲师，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考试，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奖学金。由于琪的身体不好，他的留学计划一再推迟。去年，琪的姐姐从美国回来，为她做了骨髓移植，术后病情一直稳定，处于完全缓解的状态。今年3月，琪的丈夫得以赴美留学。
可是没想到骨髓移植术后刚刚一年，琪的病情又复发了。根据骨髓检查结果，化疗必须尽快进行。
对于白血病病人，化疗无疑是一种摧残和煎熬，可是它又是通向恢复健康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的一条希望之路。化疗的第一天，琪恶心、呕吐剧烈，把胆汁都吐了出来，一般的止吐药根本不管用。琪只能直挺挺地躺着，头稍微一动便是一阵阵恶心。几天以后，她明显消瘦了许多。后来呕吐逐渐减轻了，可是感染接踵而至，她的白细胞降到了300（×109/L），口唇疱疹，咽痛明显，体温升到了40℃，不得不用升白药和高级抗生素。半个月以后，病情逐渐得到了控制，琪的食欲也慢慢地恢复，可精神却委靡许多。
看书成了琪在化疗期间的主要事情。她喜欢读台湾作家三毛的小说和席慕容的诗。其中《哭泣的骆驼》着实让她感动了很久，她告诉我，等病好了一定要去神秘的非洲大陆看看。
有一天，有个高大英俊的青年出现在琪的床边，原来是琪的丈夫。得知她病情恶化，他匆匆地从国外赶回来。他有一米八以上的个头，五官轮廓分明，浓眉大眼，带着一副黑边眼镜，从一进病房就一直守在琪的身边，不分白天和晚上。见到我们过来，总是礼貌地打声招呼，忧郁的眼神带着感激之情。我不止一次地在洗手间看见这个年轻人在悄悄地流泪。有时想过去安慰几句，可却又不知如何开口。这令我想起了一首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由于丈夫的归来，琪的精神好了起来，话也多了，眼睛又恢复了往日的明亮。一天，琪的丈夫找到我，提出能否作为特例让琪在病房里做一次录音——琪很久没有去录音棚了。我们同意了他的请求。下午打完吊针，琪的同事从电视台搬来了专业的录音设备，具体的录音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大家笑语不断。最后，琪唱了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曲唱罢，两人相拥而泣，琪的脸上充满幸福而甜蜜的微笑。那一刻，所有人的视线都模糊了……
喧嚣的夏季终于过去了，白天蝉鸣的声音一天天地变小，直到完全消失，可是在晚上，蟋蟀的歌声却此起彼伏，有时连成一片，仿佛在拼死地绝唱。不知不觉中地上的落叶逐渐多了起来，从病房极目远望，天高云淡，风从远处的南山上吹过来，发出瑟瑟的响声，感觉就在一夜之间，天凉了。经过几次化疗，琪的病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缓解，反而逐渐加重：血红蛋白已经降到了3g/dl，秀发日渐稀疏，面色更加苍白，胸闷、心悸一天天明显，她已经不能下床活动了。这使我想起了日本电视剧《血疑》里凄婉的幸子。
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琪的父母早早地为她买好一束鲜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可是琪却虚弱得连水都不能喝了，昨天琪出现了呼吸困难，不得不用面罩吸氧，而且还咳了几口血痰。强心针和呼吸兴奋剂都用上了，大家都盼望着琪能像以前一样顽强地挺过来。
又到中秋月圆时（2）
第二天早上，我一上班就习惯地先到监护室看看，猛然发现琪住的1号床已经空了出来，被褥整齐地叠放着。窗外的阳光透过洁净的窗户照了进来，照在那束灿烂的鲜花上，一切是如此的宁静、祥和。琪走了，永远地走了！就在昨天晚上，她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所有的努力都没有能够挽留住她美丽而短暂的一生。听夜班的同事说，临终前琪一直拉着她爱人的手，紧紧地不放松，嘴唇一直在动，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说。
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值班护士招呼我去交班。琪死了，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我却怎么也不愿相信她的生命竟然如此脆弱，像一条美丽的彩虹，随雨而生又瞬间而逝，在放射完绚丽的七彩光芒之后，永远地消失在属于她的那片蓝色天空中。
很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几个当年负责琪的诊疗医生又碰到一起，不经意间谈起琪，大家无不惋惜！十几年来，我们诊治了无数的病人。唯有琪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令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琪走了，可是她那不畏病痛的精神、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如同她靓丽的倩影一样，已经永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一轮圆月升起在病房外的夜空中，斑驳的月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远处千佛山上的灯光依稀可见，北面趵突泉的泉水奔腾如故、湍流不息，清风阵阵，带来丝丝凉意。不知不觉中又到了中秋月圆时，济南之夜是如此安谧、平静！整个城市沐浴在明亮的月光里，这时候不知道从何处飘来一阵歌声，正是我所熟悉的旋律，那首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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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尊严（1）
她来的时候，已经在外院辗转治疗了5个月。四肢多发血栓合并阴道出血，病因未明，治疗效果差。门诊是请血液科专门研究血栓出血的教授看的，妇科也看过多次专家，看来是一例疑难病例。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安静，略带些羞怯。她是家里的独女，在读大三。她没有流露出一丝怨天尤人的样子，只是平静而清楚地讲述着她的不适和诊治经过，让人看不出她已经几经周折。陪她来的是妈妈，妈妈讲话时嘴角略带笑意，眼中却闪动着几许无奈。我很快得知，她妈妈患有慢性肾衰，爸爸面临下岗，这次为她看病已经花了8万多元，家里经济近于拮据，协和医院已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暗想，这是个懂事的孩子，要尽力帮助她。
然而，病情发展却不因人的情感而改变。很快，心脏超声证实，她右心房内占位，血栓可能性大；而她四肢浅静脉炎的表现，提示着恶性肿瘤的可能。尽管不愿再增加一家人的心理负担，我仍然不能不向她父母交代她的病情危重，同时告诫她活动一定要谨慎小心，注意体会出血和血栓的变化。面对她，我尽量把语气放得轻松，她抿着嘴，点点头，有时笑笑，似乎还在安慰我不要太紧张。以后我每天除了问她自己的感觉，都会摸一摸她的四肢静脉，看看还痛不痛、硬不硬，然后再看一看她的卫生巾，衡量一下出血量的变化。她依然那么安静，很配合，有时会问一些问题，却从无抱怨。看得出，她对我的信任和依赖与日俱增。
两周的抗凝治疗对四肢血管效果尚可，但心房内占位却未缩小，她渐渐出现了胸闷。多科会诊后，出于诊断和治疗的需要，准备行心脏手术。手术最乐观的结局是心房黏液瘤并发易栓症，如果是这种情况，手术可能起到根治作用，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外院手术时曾经发生的阴道大出血令我们做手术准备时慎之又慎，而她和父母的态度却平静而坚决：只要医生认为是诊治的需要，她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我知道，这种简单的表达背后，蕴涵的是沉甸甸的生命的重托啊！是强烈的对生的渴望，使她宁愿破釜沉舟、一往无前！而这份深切的信任，则使我甘愿为她鞠躬尽瘁！
手术很顺利，结果却不如人意：心房内占位只是机化性血栓。病因仍未找到，但随着检查的深入和治疗的反应，肿瘤的可能性更显突出，恶性肿瘤合并易栓症预后将很差。我尽量不向她讲述真实的病情，生怕她丧失继续诊治的信心，她也从不深究，只是间或通过妈妈向我提出一些疑惑。但从她的眼神和常常切中要害的问题中，我能感受到她清晰的痛苦和无奈。我越来越相信她能洞悉真相，只是理智占据着上风，让她决不妄自发泄她的郁闷，更决不放弃任何希望和努力。我真的敬佩她。
尽管我们都不愿相信，但事实就是事实。腹膜后淋巴结穿刺活检的病理提示不排除癌转移，复查影像学则提示宫颈癌可能。为进一步取得明确的病理证据，需要宫颈手术活检，而此时的她，状况已经在变差，血小板明显下降，使得每一种操作风险都很大，而且病理明确后治疗的机会也很渺茫。是冒风险尽力积极诊治，还是到此为止、保守处理？无论选择哪一种，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好。当我心情沉重地向她父母交代这些情况时，他们含着泪提出，她希望了解所有的真相，最终的决定要尊重她的意见。
尽管我一直觉得她很明白、很懂事，但要我直截了当地向她讲明近于绝望的真相，要求正值花季的她去做关乎生死的抉择，不免太过残忍！但我知道，这是她的权利，我没有理由不尊重她的意愿。当她父母推着轮椅和输液架走进医生办公室时，她是那样的泰然，我忽然觉得，感到紧张和无助的人是我而不是她。即便心照不宣，“肿瘤”二字仍然难于出口。窗纸被戳破的那一瞬间，我偷窥着她的表情，她的脸上，依然只有坚强和镇定。我由衷地表示了我的敬意，她却流露出些许不自然，嘴角一丝苦笑，眼中泪光一闪……我把病情分析完，又硬着心肠要她回去好好想想，尽快做出决定。她点点头，没说什么，就让父母推她回房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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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尊严（2）
看着他们略显疲惫的背影，感受着现代医学的无能为力，我心中的酸楚难以言喻。疾病，并不是都能够战胜的。繁忙的工作，又往往让医生忽略与病人的感情沟通。我们确实应该把对病人心理的支持放到更高地位呀！
如我所料，她选择了积极手术。决定手术期的一次次讨论使我近乎绝望。手术的风险及放疗、化疗的风险毕竟也需要操作者承担啊！不可否认，她的条件太差，超出了常规处理允许的范围。在当今如此恶劣的医疗环境中，谁敢轻易越雷池半步！身边的同事也态度不一，有的认为应该积极，有的则认为理智些，还不如让她少受些痛苦，保守治疗。我也曾向她和她父母反复强调积极治疗的困难，但他们仍然很坚决。我便释然了，既然没有最好的方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她的选择。尽人力，听天命，方可泰然处之。我彻底懂了她和她父母的选择。
住院三个月后，她还是去了。或许带着遗憾，因为她最终也没有赢得放疗、化疗的机会；但我更愿意相信她走得安详，因为她已经尽了力，踏踏实实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在她火化的那一天，她父亲又专程来病房找到我，说是女儿临终时嘱咐他，一定要来向我鞠一躬，她在心里已经把我当妈妈一样看待。我的泪，终于再没有忍住。
22岁的她让我充分领略了生命的尊严和医生的职业真谛。谨以此文纪念她，我最难忘的病人。
开在病房里的野菊花
在医院见得多的，是那些被病魔折磨得憔悴不堪的病人。不论财富、名利、地位，在病魔面前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病魔摧残的不仅是健康，还有信心、斗志、美丽、尊严……
印象中，琼就像一朵倔强的野菊花，独自凄美地开放着。
琼是我实习时遇到的一个病人，只有29岁，却被确诊为癌症。像许多癌症患者一样，在化疗之后，琼也出现了严重的反应：头发、眉毛开始脱落，瘦削的脸上，只有那双大眼睛依稀可辨昔日的美丽。每次我去打针、发药、做护理的时候，她总是很配合地微笑着，对我们这些技术和业务都不是十分熟练的实习生，她没有像别人那样表现出强烈的排斥，而是更多了一份宽容和理解。有时，在我们静脉输液未能一针见血，需要二次穿刺的时候，她也总是淡淡地说：“不疼，没事！”还用微笑宽慰着我们忐忑不安的心。
有一次，去病房更换液体，望着我手里面的废瓶子，琼说：“把你换下来的瓶子给我吧！”职业的敏感使我保持了警惕：“你要它干什么？”琼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