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孤陋寡闻”安慰自己，但最终还是不能说服自己：即便这是当地的风俗，就能被健康社会的伦理与文化所接受吗？！
于是我想到了鲁迅——
没想到当年鲁迅弃医从文在百年之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
多年以来，我治好了无数的病人，并因此获得成就感。可忽然间，我不明白我究竟是做了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被我治好的病人是不是会成为昨天菜市场上给我缺斤短两的那个人；是不是会成为前天公交车上坐在妇孺乘坐席上，而对站在他眼前的抱着女儿的我装作没看见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成为今天报纸上说的发生在公交车上的为争一个座位而大打出手的那两个人；会不会成为在病房里光着膀子满嘴酒气抽烟吐痰、在门诊抱着孩子随处便溺的那个家长……
于是我问自己——我是否还要继续？！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做医生还算是我的一技之长的话，那么我可能只有这“一技”。我没有勇气下海，我怕自己被改造成一个金钱至上的人；我更不可能去做鲁迅，偶尔写写博客也仅是闲来之笔。
再说，鲁迅有何用？我看再有一百个鲁迅也改变不了某些国人的劣根。
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的生活水平已远非鲁迅的时代可以比拟，我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地发展，但国民的基本素质和道德水准并没有相应提高，社会的价值取向不经意间却发生了偏移。如果说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太多自私、任性和人格不健全的下一代，那么该由什么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日渐远逝负责呢？
我逐渐向不惑之年靠近了，但我却越来越感到迷惑了。
我到底该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病人？
生命如花灿烂
“医院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你会感触颇多、同时也会收获颇多。”进入医院工作的第一天，带我的老师就神秘地对我耳语。工作近十年来，见识了世间冷暖、生离死别，见到了太多的成败起伏，我更加感悟老师那句叮咛的真切：的确，作为这小社会中的一分子，我从病人那里所得到的丝毫不比我付出的少。
去年的深秋，正值我的夜班，忽然听见两个实习生在聊天，大致内容是说一个病人，很可怜，得了尿毒症还傻傻地乐，那高兴程度甚至超过病房其余的轻病号。实习生隐隐约约的言谈之中分明流露出怜悯的神色。听他们的交谈，我却不以为然，见过很多类似的患者，要么强打精神，其实内心已经无助到崩溃的边缘，要么是完全不知严重性，对未来充满药到病除的幻想。想着却也不免涌出几分伤感。
夜查房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多看了那人几眼：他，50多岁，没穿病号服，洁净的米色夹克，头发一丝不乱，贫血的外貌遮盖不住潇洒帅气的气质，眼神根本不是那种闪烁不定的惊恐或充满幻想的自信。这反倒引起我的好奇。查完房我就借故和他攀谈起来。他是大学物理老师，酷爱摄影，老伴已经病逝，孩子们都在外地，独身一人生活已经5年。一个月前发病浮肿，一查已经是尿毒症了，必须依靠血液透析度日。我顿时感叹世事难料，感叹他现状的凄凉，不禁小心地叹道：唉，肾脏病就是讨厌，往往早期不易发现，真是残酷！但他出人意料地摇头说：不，不，比起那些长了肿瘤疼得死去活来的好多了，甚至比瘫痪在床的也好很多呢。能看、能动、能思考，人，要知足。这一下，我觉得尴尬起来，顿时觉得自己渺小了许多。对比他来说，我们肢体健全，身心安康，却往往感嘘生存艰难，伤叹心力交瘁。照这样说，一定是我们不会享受生活、太过奢求了！
河边总有些整日垂钓的人，一大早出门，夕阳之下拎着空空的鱼篓回家时，却仍是一路欢歌。我不禁讶然：多么扫兴呀！回答却是：鱼不咬我的钩那是它的事，我却钓上来一天的快乐！ 正如给我们医院打扫卫生近10年的老妪，每天几乎是趴在地上刷洗走廊，医生、护士、病人以及家属灿然走过。过路人不禁讶然：这工作多脏呀！得到的回答却是：医院就咱们科的走廊最干净。对清洁工人来说，原来扫得最清洁的恰恰是自己的心。
生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色彩，不是生活有什么额外的赐予，却仅仅是因为，在胸襟之中，盈盈地盛满这么两个字：坦然。我坦然，于是我心美丽。我心美丽，于是我的人生跟着美丽，所以心情总如花般灿烂。
要知道，满足和碌碌无为有着天壤之别！许多的事得失成败我们不可预料，也承担不起。我们只需尽力，求得一分付出之后的快乐，我们不必计较是否符合优异的标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奉上我们的真心，然后感铭自己的伟大。许多的机会如果让我们抓住，有可能抵达我们的成功，但即使一次次错失良机，没有关系，那只是命运剥夺了你活得显耀的机会，却没有剥夺你活得伟大的权利！
没有蓝天的深邃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大海的壮阔可以有小溪的优雅；没有原野的芬芳但可以有小草的翠绿！生活中没有旁观者的席位，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光源、自己的声音！
忽然想起来泰戈尔的最有名的一句诗：“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这不正是对“坦然”作出的最好诠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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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还不想死（1）
“救救我吧，医生，我还不想死……”
那是五年多前的事，当时我还是住院医生（早已考过了主治，但尚未聘任），在大内科轮转，记得是刚到血液科不久，在我主管的床位上便来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人长得虽说不是很漂亮，但是很天真可爱。她的病其实自己早就知道了——一种罕见的白血病，患病已经有一年多了，而且曾多次住院。那次入院是因为病情复发加重：肝脾明显增大并伴有间中的发热。不发热时看上去很像一个正常的女孩，至少是生命体征平稳，而且并没有明显慢性病容或是什么恶液质等表现。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对她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有些遗憾而已。
大概是第一次值夜班的时候，整个病房比较平静，而我正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写病历，那个女孩有点犹豫地走进办公室，怯生生地看着我，可半天没有说话。“有什么事吗？”我问道，继续写病历，头也没抬。“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叔叔？”她声音低低的，似乎有点紧张。“可以。”我说。“叔叔，我不会死吧？”“什么？”我有点惊愕地抬头看看她，真没想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居然会和死联系在一起！“怎么可能呢，不会的。”我回答道——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安慰她，当时也确实还没有认识到她病情的危重性。“真的？”她眼睛似乎一亮，声音也高了一些，“可主任给我爸说我的病很重，治不好了，我（偷）听到了。”她似乎马上又变得有点泄气了。“哦？”我也有点疑惑，但很快说道，“不会的，现在医学很发达了，很多病都可以治好的。”“真的？”她再次有些高兴起来，“那我一定好好学习，超过我们班的同学，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当医生。谢谢叔叔。”她充满希望地转身回了病房。
此后一个多星期，她仍间歇发热，而且病情逐渐加重（脾脏逐渐增大等），并开始再次接受化疗，但印象中一直未见她喊痛或叫不舒服等。病情稍稳定的时候，她总是看书，或者是不停地叠千纸鹤，并一个一个地串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主任跟她说，叠够999个千纸鹤的时候，她就可以出院了，而她真的很相信。又过了几天，病情似乎并没有缓解的迹象，主任已指示预告病重，并考虑改换化疗方案，试用一种叫氟达拉宾的药物，那是一种很贵的化疗药，大概几千元一支。而且可能因为当时深圳还没有，建议患者家属到香港去买。当时将病情等详细地和家属交流了一下，才知道她家里已经为此花了十多万元了，家中也快要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有没有用上氟达拉宾那种药物，只记得大概三四天后的那个上午，那女孩再次发高热，并且开始抱怨全身不舒服。当时查房时，感觉她的生命体征等还算平稳，只是高热，而那女孩又再一次问到她会不会死的问题，我依然给了她一个否定的回答，但当时说那话的时候已经有点心虚。于是又请示上级医生会诊，给予退热等对症支持处理，但那天她的体温似乎并不像平时那样容易退下来。又过了一两个小时的样子，大概将近中午，她仍然抱怨不舒服。当护士告诉我说那个女孩一定要让我过去看她时，我正在做一个骨髓穿刺。约20分钟后我再次看她时，她变得有些情绪不稳，“救救我吧，医生，我还不想死，我还要读书。”她有点哀求又有些激动地说。“谁说你要死了？！”我赶紧安慰道，“不要胡思乱想。”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又哭了起来：“我一直都很难受，可我不想说，现在爸爸不想要我了，你们也不管我了，我不舒服，叫你来看我也不来，连你也骗我……”我有点惊讶，也有点生气，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而当时看她能哭能叫喊的样子，认为至少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我也只能尽力去安慰她……
当天下午，因为休班，我没去病房，第二天早上到达病房时，才知道她已经于前一天下午走了。听护士说，她死之前，还希望我去看看她，希望我去救她。她走的时候，身上还背着书包，里面装着她的书，那是她父亲专门安排的，因为她父亲知道，她是那么地爱读书。听到此，我再次变得无比沉重，我竟没有能力去挽救一个年幼的生命，我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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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还不想死（2）
她走了，而那个年幼的哀求却深深地沉淀于我的心中……
不悔选择
我是一位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四十年的老医生，大半生诊治了二万余名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近千名危重病人的生命，其中最令我难忘的病人是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后抢救的第一位病人——一个六岁的女孩。
1970年8月，我背上行囊，告别了母校——北京医科大学，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北大荒这片黑土地，成为半军事化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医院的一名住院医生。开始我被分到传染科工作，和另外一名女医生管理着科内三十余名病人，有痢疾、麻疹、流脑、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病人。9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值夜班，五六点钟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健壮男人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高喊着：“医生，医生，快来救救我的女儿！”随即将女孩放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我疾步上前，只见女孩全身青紫，四肢冰冷，只有躯干部位尚温暖，而且意识处于深昏迷状态，血压为0，脉搏触不到，呼吸极微弱。经追问病史我判断女孩患的是中毒性痢疾，目前是中毒性休克，病势十分凶险，九死一生。女孩的父亲急切地对我说：“医生，这个孩子的病太重了，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是1964年从沈阳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的，只上了两年基础课，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毕业前的一年“复课闹革命”在北大医院实习了一年，还是半日上课，根本就没到传染科实习过。当时面对如此危重的病人，一时不知从何下手，情急之中我翻开了抢救手册，迅速地下了医嘱，保暖、吸氧，肌注地塞米松5mg，一路静点磺胺类抗生素，另一路静点升压药，并且每15分钟静推阿托品1支。此时护士提出了疑义说：“我工作了10多年，从未见过同时给病人静点两路药物。”我说：“这个女孩病得太重了，如果等静点完抗生素再用升压药就来不及了！”在我的坚持下，护士扎上了两路静点，我则守在病人的身边，每隔15分钟亲自给病人静推阿托品，测血压，听心音，摸脉搏……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在推完第9次阿托品后病情终于有了转机，女孩的四肢渐渐地变得温暖了，也能摸到脉搏了，血压也测到了，我和护士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孩子的父亲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药物一瓶接着一瓶静静地滴入女孩的血管里，凌晨4点多钟，血压正常了，开始排尿了，女孩睁开了双眼，喊了一声：“爸爸！”女孩的爸爸兴奋地接连给我鞠了几个90度的躬，嘴里不停地说着：“医生，谢谢，谢谢了，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呐……”
天渐渐地亮了，虽然我一夜未睡，但一点也不觉得累，望着天边粉红的朝霞，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