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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啊！疼死我了，我不行了。我要生了！”听到孕妇这一声凄惨的喊叫，我停下手中的工作，叫上值班护士：“快！我们去看看。”护士随口问道：“你去接生？”其实她除了“你会接生”的疑问以外，更多的是“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敢去接生”。我没有工夫去回答她，我心中只是想着：“我再不去处理，我还是医生吗？”
跑到孕妇的身边，孕妇看我是医生，凄然地向我说着：“医生帮帮我吧，我要生了。”我看到羊水已浸湿了孕妇的裤子。我快速地指挥着护士：“快拿单子和备用的切开包。”同时向围观的群众说道：“拜托大家了，请男同胞离开好吗？”
护士帮忙脱掉孕妇的裤子，铺上无菌单，胎儿的头已露了一半，我很快戴上手套、口罩，简单消毒了孕妇的会阴，护士帮助我扶住孕妇的腿，我努力思索着实习时接生的程序，手开始接住胎儿的头部，随着孕妇阵阵宫缩，婴儿很快地娩出。婴儿湿不溜溜的，一不留神，婴儿向地下滑去，要不是脐带吊着和我眼明手快地抓住婴儿的小腿，非得摔坏了婴儿。要知道这恐怕是现今最简单的产床，宽不过40厘米。想想还真有点后怕，要是真摔坏了婴儿，还不惹上一场官司。
我轻轻地拍了一下婴儿的屁股，随着婴儿清脆的啼哭，我紧张的心开始放松。我用两把止血钳夹住脐带，结扎脐带后用棉被包住婴儿。这是一个女婴，生出来就胖嘟嘟的很可爱。等孕妇娩出胎盘，我和护士把孕妇抬上了担架。这时产妇的丈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天晚了没有找到领导，证明也没有开，空手而回。有好事者在旁向他诉说着接生的经过。看到母女平安，小伙子非常高兴。
我给妇产科病房打了联系电话安排母女住院。只要不在病房生就不违法，生了下来就可以住院了。
事后我并没有因为孕妇没有准生证帮助接生而受到批评，我已经很满足了。其实原则和实际工作有出入的时候，应该讲究灵活。如果治疗和决策会影响病人的生命，作为医生我会把生命看得更重。我愿意牺牲我的个人利益，去换取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你要问我为什么？因为生命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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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我们临危不惧
2007年4月1日黄昏，夜静悄悄地，天空下着沥沥小雨，我照例在家里吃着晚餐，7时左右，突然接到单位领导护理部任主任的电话：“市院的‘非典’病人病情危重，急需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我院需派两名ICU护士前往六院参与抢救工作，去护理‘非典’病人。”我很快整理了一些衣物，与EICU的何晓华在院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六院。
天一直下着雨，我们简短地听取了病史讨论后，匆匆放下行李，还没来得及打理，便踏入了“非典”病房。病房的气氛格外紧张，在“非典”病房护士长的指导下，我们急急地穿上一身防化服、三件隔离衣，再戴上四层帽子。口罩就更厚了，先是一个活性炭口罩，紧接着是48层纱布口罩（普通纱布口罩是12层的，我们相当于戴了四个），就这样一下子武装起来了。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厚厚的口罩，我们顿感全身出汗，额头渗出了汗珠，呼吸有些困难。但时间紧迫，我们也没顾得上这些，很快地再穿上鞋套、长统雨靴，外再穿鞋套，戴上眼罩和三副手套，走到“非典”病人身边。
一进病房，便可见其中两位“非典”病人呼吸窘迫非常明显，无创通气已不能维持患者的呼吸，SpO2进行性下降，插管迫在眉睫，我们还没顾得上望一眼病房周围的环境，便很快投入到抢救中。当时，病房里除了麻醉师、ICU主任、呼吸师以外，就是我们4位护士了，环境非常差，条件十分艰苦。飞沫传播是“非典”传播的主要途径，插管期间医护人员的感染率谁都清楚，危险性谁都明了。可是，我们必须尽快地为病人插管，也就没想这么多了。此时，全身的衣服已湿透了，汗水把眼罩也湿糊了。
插管开始了，气道一打开，我们又是与病人零距离接触，这过程最危险，我们最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地完成插管，尽量减少病毒播散。病人躁动，不配合，隔离服又使得任何操作都比平时困难好几倍。汗一直在流，可我们还是尽可能利索地配合着插管。虽然是第一次合作，我们双方甚至都没打过招呼，但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十分投入，插管成功了。
同样，另一个病人也很快置入了气管插管，开始机械通气。曾有报道说，有许多医护人员都是在插管过程中被感染的，但我们不畏惧，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会没事的。插管结束了，病人的呼吸困难缓解了，SpO2上升了，看到这些，欣慰感油然而生，但此时戴着厚厚口罩的我们，多说上几句话，就已是气喘吁吁了。“闷、渴、热”的痛苦一直折磨着我们，但我们必须战胜它。抢救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紧接着在医护人员的配合下，成功置入了桡动脉置管和深静脉置管。
戴着三四副橡胶手套的我们给病人打针、穿刺，完全凭感觉，因为我们的手已被汗水浸湿，麻木了。根据病情需要，我们又给病人置入了胃管、导尿管，这么多的有创操作，都在这短短的几小时之内，在这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完成了。这真的是我碰到过的最艰苦、最难忘的一次抢救。抽血化验、挂盐水、用药、吸痰，我们一直忙着，马不停蹄。病人安静下来了，呼吸平稳了，心血管监护相对稳定了，此时的我们感到脚上穿着的长统靴是那么沉重。夜是寂静的，我们猛然抬头一看，天已亮了，时钟已指向7点整，从4月24日晚10点进入病房，一直到次日凌晨7点离开病房，我们连续工作了9个小时，滴水未进。
离开病房，外面的空气真好，疲惫不堪的我们很费力地取下一层又一层的口罩，脱下一件又一件的衣服，感觉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相互望望对方，陡然发现：面色晦暗的我们每人脸上都有一道又一道的口罩印痕，工作时间太久，缺氧十分严重，口唇已有点苍白了，腕上也留有深深的手套痕迹，低血糖使得我们头晕眼花、四肢疲软乏力。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相互搀扶着来到昨晚刚放下行李，还没准备好床铺的房间，准备先饱餐一顿，再好好地休息一下。体力消耗真的是太大了，但我相信，明天，我们会依旧精神饱满地走向“非典”病房，走到“非典”病人身边。
“患者”给我上了一课
不少人说，医生的职业充满风险，此话不假。我当上医生不久，一位“患者”就给我上了一课。
这天，某大型企业安排上千名职工来我院体检。院内各科室忙得不可开交，到处都挤满焦急等待的体检者。我当班的放射科外，人群排成了长蛇阵，大家依次递上体检单，鱼贯进入透视室，按顺序脱去外衣，挨个走上X线机，轮番接受透视检查。
体检者中，有一位敦实的小伙子，看上去很精神。在脱去外套后，仅留一件背心，“噌”的一下便站到了透视机上。荧光屏上出现了跳动不止的心脏和忽明忽暗的肺脏。蓦地，一个极其醒目的图像映入我的眼帘：患者的左侧胸腔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椭圆形阴影。这是啥病呢？我的脑海里充满一串问号。难道是气胸吗？我想了想，又看了一下荧光屏，感觉阴影与教科书上描绘的气胸几乎一模一样。体检？气胸？我虽有些不解，但还是作出了气胸的诊断，并嘱咐他尽快到急诊室治疗。小伙子一脸的惶惑。
就在小伙子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不由得一愣。这小伙子既不气急又不胸痛，身体壮如牛，完全不像一个气胸患者。我对自己的诊断产生怀疑了。可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留住了小伙子，让他再检查一下。重新开机后，在荧光屏上他的左胸仍然是一个大椭圆性阴影。不过这次我发现这个阴影不随呼吸移动，而且阴影外侧没有透亮的气体。我嘱咐他慢慢地转动身体。就在他旋转约半个身位时，一个令我目瞪口呆的图像出现了：他左胸那个阴影竟转到了背部的衣服上！我立即冲出控制室，让他把身上仅有的背心脱下来，只见上面有一个醒目的“10”字。因为字是用油漆喷上去的，不透X线，从而形成被压缩的肺组织的假象。由于他的背心是反穿在身上的，以致我起初没有发觉。脱去背心后再透视，左胸的“阴影”消失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假如他按照气胸治疗，后果真不堪设想。
这位小伙子胸部的阴影虽然消失了，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它时刻告诫我：要谨慎！为医者，责任重于泰山。须知医者一次不起眼的失误，就可能造成误诊误治，可能让患者付出沉重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担架受阻记
在急救中心工作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天天的收获却是充实的！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夜班，凌晨4点半，急诊走廊一片寂静。每每在这时，内科病人已经廖廖无几，外科的病人也少了。几乎忙碌了一晚上的值班护士和医生，可以休息一下（值主班的护士通常要接诊分诊，因此护士站的椅子拼起来，就是“休息床”），整理一下疲惫的思路，甜甜地做一个梦，好振作精神随时应对下一场“战役”。我回想着刚才看过的一个个病人，这已经成为每天睡前的必修课。这时，电话铃“高叫”起来，在这宁静的夜晚里，听起来分外的刺耳。我急忙收回思绪，竖起耳朵……
“高大夫，出诊！”得，被子还没捂热呢，起来吧！
“住几楼？”下了车，我朝着家属问道。
这位来接应的是一瘦高个子的男孩子，回答说：“6楼。”
“病人现在情况怎样？”提着大约20公斤重的氧气和心电图箱上楼，我有点喘息地问。
“凌晨2点上完卫生间后，发现在打呼噜，然后就叫不醒了……”
到5楼时，我又接着问：“以前有什么病？”“高血压。”那男孩回答。
患者住的是老式楼房，楼道的公用部位被充分地“利用”，箱子、坛子、自行车把楼道挤得拥挤不堪。我心里顿时一阵郁闷，这楼道，担架怎么抬？
进了屋，见一位跟男孩子差不多身材的老人躺在床上，我走上去翻开眼皮，发现他双瞳孔等大，压眶刺激没反应，深度昏迷。“血压180/120mmHg，心电图，你看一下！”同来的茹说。在我查体时，茹已经熟练地完成了血压测量和心电图。
“估计是脑出血，甘露醇250ml静滴，留置导尿。”下完医嘱，我就去找家属交代病情，“患者目前很危险，回医院的路上随时可能出现呼吸心脏停止，随时可能有意外……”
那位男孩很木然地点点头。“抓紧时间准备担架，我们需要马上回医院进行进一步急救。”茹这时已经在指导家属铺担架了。我们总是很默契！
当我们把病人抬出门，先前的忧虑变成了现实：楼道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拥塞着，下到楼梯拐弯处，我们只好把病人抬高上肩，以绕过那些障碍……茹每次都要尽量地把输液瓶举得高些，狭窄处还得从担架下面钻过去……每下一层，都要付出巨大的体力；每下一层，都要让他们把病人放下，观察血压和脉搏；每下一层，担架工都得歇口气，恢复一些体力；每下一层，都要花将近10分钟；每下一层，冒火的心就像被煎熬了一个世纪。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了，液体会不会滴完？针脱出来又如何是好？病人出现呕吐、抽搐，或者出现心脏骤停，在狭窄昏暗的楼道里如何抢救？每下一层，我们的心就在绝望和希望中挣扎！
到了2层，楼道灯坏了，就在这时，病人仿佛醒了，他不停地呻吟，似乎想翻身，我用几乎颤抖的声音安抚病人：“您别动，坚持一会儿！”我们在昏暗的手电光下又挨到1楼……终于出来了，6层楼整整挪了45分钟，所幸的是，到了车上，病人还能自己翻个身。
“直接回CT室。”我大声告诉司机。警笛在晨风中奏响胜利的乐章！
三天后，上白班，茹告诉我：“那个病人做了手术，现在醒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深深叹了口气！
时至今日，每当去朋友家，上下楼梯，都不由得要目测一下，看担架是否可以过得去……
按压下的奇迹（1）
1997年的那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早晨，我刚接班不久，同在急诊室工作的一个护士大姐过来找我说：她的儿子这几天感冒了，很重，今天坚持上班了，但同事们发现他的状态不好，派车来接她和医生过去看看。
那时的120系统还不太完善，医护人员经常打车出诊。所以我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