ㄋ镒樱
我患病超过十年,芳患病已有三年,霞只有一年,我们的生命线到底有多久我们自己也说不清。
佛说人世苦,所以要修来生。其实生命的无奈在于生死均不由人!可是,不论为了什么,我们在有生的日子里一定要好好活着,因为有生之日太过短暂。
让我们都好好地活着……
。 想看书来
张师傅的一千零一夜(1)
香山造纸厂曾有一所正规的医务室,医技人员一条龙,还有位资深高级医师。担负着两厂一村的医疗任务,在那困难的岁月,尚能坚持停厂不停诊,在城乡上下小有名气。
1992年全厂宣告破产。奇特的是在建立厂部留守小组的同时,还有一个以我为光杆司令的留守医务室。有人说我妄想在废墟上抱个金娃娃,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按照协议:不许我赚老厂工人一分钱(也不忍心),要养活自己、老婆和女儿,还得到村民中去捞个鸡吃米。三年下来,以每天10元计算,整整赔了一个金疙瘩(1万元)。
无独有偶,退休工人张景地,同一天接到诊断报告,确诊为右中叶肺癌中晚期。多少人劝他赶紧手术,或者进行化疗和放疗,而他一口拒绝:这么个大厂都毁了,我还能不死吗?
菩萨心肠天知道。我还真是为全厂退休工人中的二三十个老年慢性病患者所担忧。这不,张景地师傅拒绝到大医院根治,现住在工人宿舍区,必然要做些支持疗法。对症处理,直到临终安慰,都成为我的重头戏了。
张师傅出身平凡,也有不少亮点。他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援越战场上立过战功。复员以后当工人,他爱岗敬业,以厂为家。退休以后,老伴儿女不在身边,只身一人留在厂里,硬是退而不休,带着病体在厂里见空就上,除了退休工资以外,没有多拿一分钱。
确诊以后,张师傅只把死亡看作到另一个世界旅游,或者走亲戚一样简单。有人估计他还能活三个月,他说不少;有人估计他还活半年,他说够了。他把疼痛说成是死神和将死者逗乐;至于打一针麻醉剂,那是给死神嘴里塞一颗糖果,对将死者是无所谓的。他说人是哭着来的,可以原谅;如果是个人样儿的,就不能哭着走。
他是一条硬汉,以顽强的毅力和病魔拼搏。尽管日渐消瘦,仍然坚持户外活动;经营着一小块菜地,实现蔬菜自给;喂着几只蛋鸡,供给自己蛋食。后期,才要我给他代买粮食和油盐,此外,从不给别人添麻烦。
他始终不忘大局,把名节看得比生命重要。他说人要走了,不能在世上留下亏欠。他的医药费,一个是来源于医保,一个是民政局对复员军人的照顾。日常,我看到他食欲不佳,或有呕吐、出汗等消耗增加的情况,用些能量合剂,给予支持;有时发生感染或感冒了,给他用些抗感染或对症治疗。他总是说,又挂水吗?不要超过标准,或者表示:“该我拿多少,你得说呀!”他的止痛药逐渐升级,后来我给他办了麻醉卡,用上了“杜冷丁”。他说:“这是奢侈品吧!我是工人身份,不够级别吧!”
他十分注意形象,抖擞精神活出样儿。他毫不含糊地保持清洁卫生的习惯:前厅、卧室和厨房保持着窗明几净,井然有序;被褥折叠得方方正正,保持着军旅生活姿态。他自备痰盂,把痰和呕吐物集中起来,在山上挖坑深埋。别人说癌症並不传染。他说,秽物,总叫人不舒服。
他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待人。我每天要给他作一次处理,他为让我白天多做一些流动业务,让我晚上七至八点给他打针。可是有一次,我为送女儿到外婆家过暑假,顺便在山泉中旅游一番,遇上暴雨将至,我立即骑着摩托车返厂,还是被淋成落汤鸡。耽误到八点半,才赶去给张师傅打针。他说:“你大可不必呀!少打一针,我不过出点汗就过去了。看这,把你一家人的假日生活都搅乱了。”
上帝和“人寿预言家”们开了个玩笑,让张师傅多活了三年。时至1995年10月,张师傅高度恶液质,开始拄棍子行走。那天下午,我找来理发师给他理容。他平静而略带幽默地说:“是得走了,说不定马克思正在办一个学习班,就少我一个学员。我可要好好学习,转世当个厂长,怎么也要干出个样儿。”
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真的成了他的诀别之辞。第二天晚上七点,我一如既往地走进他的宿舍,只是没有灯光。我拉开电灯,一眼看到:接了大半痰盂殷红的血液,张师傅靠在床头,睁着眼睛,脸色苍白,略带一丝微笑,只是口角挂着一丝淡淡的血迹。鼻孔没有气息,肢体已经冰凉,他就这么走了。
张师傅的一千零一夜(2)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免想到:留守小组已经人去楼空,这个后事该怎么办呢?转眼看到方桌上正放着张师傅的黑框画像,旁边一张白纸上写着三个电话号码。我懂了,张师傅走得多么清楚明白啊!
我拨通了三个电话,原来分别是他的二子一女和老伴。电话那头一开始都很惊诧,我则为他们长期不在张师傅身边而悻悻然。然而,在24小时之后,一贯平静的宿舍被哭声炸开了。他老伴震天动地哭诉:“老张,你太狠啦!为什么不让我来喂你一口水,接你一口痰呀!为什么你写信总是说没病啦,说厂里生产也不错,交待我的硬任务,就是要带好外孙女。我想你呀!只是怕你生气,不敢来呀!……”
三个儿女哭得肝肠寸断,连声说:“老爸,你太要强啦!厂里一喊减员,你就叫我们下岗,岗位让给别人,把我们撵出去打工,还说一要得到奖状,二要带个媳妇。没有这两样,我们不敢回来呀……”
老大一边把女友拉到前面,一边哭诉:“老爸!儿子把媳妇带回来了,看看吧,你说话呀……”他们拿出一沓一沓的信件,公诸于众。其实左邻右舍早知道老张是这样的脾气。
女婿和未过门的媳妇都伤心得以泪洗脸。三岁的外孙女哭得呜呜啊啊……我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悲壮的场面。
左邻右舍出动,男的拉男的,女的劝女的,逐渐平息,节哀顺变,还要料理后事啊!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幸亏有年轻医生照看,老张少受些罪了。”转过话题,全家七口齐刷刷地向我磕头,感谢恩人。我一时诚恐诚惶,哪经受得起啊!说来时间不短,就算一千零一夜吧。如果说我做了些什么,这本是我份内的事。要说亏欠,我倒觉得当初为什么就没有力量动员他接受根治呢?
而在这个一千零一夜之中,张师傅传给我的人格魅力,是何等可贵的精神财富!
往事并不如烟(1)
四十年前的这个时节,天气格外炎热。山东医学院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坐满了63级3个班的同学。晚上,日光灯发出煞白的光,招引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昆虫扑棱棱直往灯管上撞,时时发出当当的响声。可是飞虫热情丝毫不减,依然当当、当当……许多人满脸流汗,急速地扇动着扇子,却赶不走满屋的闷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潘胜府的反党言行,他在几个月前就上书党中央,要求取消党纲党章。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狂潮中谁也不觉得它是个问题,潮起潮落,群雄四起,派别林立,不知怎么地星转斗移,它却又成了头号的大问题。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建立了党纲党章,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取消党纲党章就是取消党的灵魂,取缔党的组织,不要党的领导,消灭共产主义!这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所梦寐以求的。国外以封资修为代表的阶级敌人向我党磨刀霍霍,国内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党内走资派时刻都想颠覆我们党的领导。而潘胜府却胆大包天,完全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慷慨激昂的发言震耳欲聋,一个接着一个,激动时还要挥舞拳头,摩拳擦掌。其他人浑身热辣辣地听着,一脸严肃。偶尔阵风吹来,却带来哗啦啦掀动大字报的响声,平添了几分浓重的火药味。
没有一个人起来为潘辩驳,而潘呢,紧皱双眉,眼盯前下方,好像思索着更深远的问题,偶尔口中喃喃地说:“我是要修改党章。”会间,他进出屋子好几次,好像有些烦躁,但未做任何发言。
潘胜府是我班一位相当本分的同学。1963年入学以来,他上课认真听讲,课下和同学相处融洽。生活朴素,行为稍显拘谨。有时候他到讲台上从老师手里领回实验报告时,还要规矩地立正站好向老师鞠躬。他是潍坊地区人,方言较重还夹杂一点口齿不清,让人听起来有些费力。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首先受冲击的是我们的王哲院长,没隔几周就开始炮轰院党委。一直无声无息的潘活跃起来:风风火火地到处跑着演讲;写了许多大字报在全校张贴;最轰动的是给院党委的办公楼大门贴上了对联。上联和横批写的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下联是“牛鬼蛇神一门多”。那字的每一笔画都波折而曲卷,明显反映出执笔人的右手在剧烈而不停地抖动着。他在演讲时嘴唇也时时有些颤抖,好像情绪有无法抑制的激动。我想,他是不是早期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就想找个机会劝劝他去治疗。
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了他,喊了声:“潘胜府!”他一怔:“有事吗?”我说:“从前您借给我看的那本小册子写得真不错!它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还讲了许多很好的学习方法。别的同学还想借了看,您还记得它吗?”他立刻睁大眼睛鼓着嘴唇对着我,“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搞封资修的那一套!王哲讲:只专不红也比不专不红好,其实就是白专道路,业务挂帅!你明天赶快把书还给我,决不让它毒害革命小将!”说完一转身急匆匆地走了。谁料想,第二天他真的向我讨书。我把书还给了他,没想到他双手颤抖着当面把书撕了个粉碎,一边还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血丝,嘴唇带动着面部肌肉一起跳动,双手抖动得更加剧烈。至此我心中断定他一定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以后的日子如火如荼,“炮轰”“火烧”“油炸”满天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至于潘何以想起上书中央取消党纲党章,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自从上次会后,有几周没见到潘了。一开始怀疑甲亢,后来拟诊反应性精神病,再后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已住精神病院三周了。我好像恍然大悟,怎么在我的诊断里压根就没想到呢?定下神来又在琢磨,甲亢的特点就是三高:神经的高激动,血液的高循环,组织的高代谢。他的手如此的抖,是不是过分的高激动被误认为精神病了?一个受过三年高等教育的人精神会如此容易分裂吗?带着这三分的疑惑我决定去看看他。
往事并不如烟(2)
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到了精神病院,正逢院内放风。我和他坐在假山旁的水泥台上,看他精神并无异常,就问:“你还好吗?”他却低下头迟迟没有回答。后来渐渐抬起头来缓缓地说:“在我糊涂的时候,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在我清醒的时候,觉得我活着还不如一条狗!”我心里打了个寒噤,原来他如是地想着!我极力地劝他说:“还记得有一首诗吗?——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像海洋,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我们都应该热爱生活,你说对吗?”他好像毫无反应,缓缓地说:“活着还不如一条狗!”正在这时,旁边走来个高个青年,微躬着腰用手指着潘说:“他是花痴!——嘻嘻嘻嘻!”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他也是‘文革’中得病的,病还没好!还有那个……那个。”潘指着远近的几个人告诉我。
秋后的冬天,天不算冷,可山医大院里却冷冷清清,人去楼空了。“文革”到了“斗批改”阶段都要下楼出院,到基层去办学。我班从济南一路步行到兖州泗水之间的城前才安营下寨。师生们都住在中学教室的大通铺上,由军宣队来领导。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因为我们白天下地去干农活,还有穿军装的跟着,猜想我们可能是犯错误后来劳改的。晚上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在公社礼堂演出,老百姓只是看,又猜我们是唱戏的。后来见我们穿着白大衣在医院给人看病,还到农户家给病人针灸,才知道我们是医学生。
我和潘胜府同在一个大组,每天到城前东北方向三里路开外的一个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