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脑熘卸热杖缒辍�3年后，他又赶上“文革”浪潮，从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什么“苏修”、“日伪”、“台湾特务”等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让他直不起腰来。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改”生活，这一切他都默默承受。但是让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家被抄、书被抢，他号啕大哭，也无济于事。他说，那是平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难过的时代。他曾经想到死，但又不能死，死了就是畏罪自杀，死了就是特务，不死有一天还可能他一个清白，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希望与祈求啊！等啊，盼啊，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心如刀绞，痛彻心肺。
20年后，1976年11月18日，是他永生不忘的日子，上级组织找到他，他忐忑不安，不知所措。组织派人正式向他宣读公文，将“历史反革命、苏修、日伪、台湾特务”等不实之词全部推翻。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组织上为他举行了公开平反大会，他长跪不起，大哭不止。这是他生平第二次大哭，哭得痛快，哭出了他所有的不平和委屈。与会者皆掩面，有的竟也失声痛哭。尔后，他向组织交上了长达120万字的“中日俄”三种文字对照的词典稿件，这是他在被迫害的日子里用心、用脑、用生命写出来的真正的“交待”材料，后来正式出版。
影响我一生成长的患者（2）
宵衣旰食追时光
在彻底平反后，他压抑了20年的激情像大河奔涌，一泻千里。大半生岁月失去了，他要用一天等于一年的速度追回逝去的时光。他重返三尺讲台，同时兼任三种外语教学工作，日以继夜，宵衣旰食。这时，一位中年女性成为他一生最得力的贤内助。她早上4点为他热上一杯牛奶，午间送上一盒午餐，他很是满足。晚上10点，她帮他披上一件外套，桌前、灯下帮助他铺纸弄墨。他一天除圆满完成教学工作外，还要编写教学大纲，甚至能写出两三篇论文。同时，先后撰写《中苏人民友好万岁》、《伏尔加河流水》、《大地回忆》、《人民给我一生》等40余部（篇）文学作品，分别发表在《十月》与《收获》等期刊上。他在抢时间，同时也预支了生命。可怕的癌症悄悄袭来，但是他一投入工作，所有的癌前病变信号都忽略了。直到有一天，他疼痛难忍、便血不止，才离开讲坛，急诊住进了医院。
1992年初，他意外接到51年前曾经学习过的前苏联东方语言学院的邀请，再度赴俄旧地重游。此时，他病入膏肓，仍执意前往。医院理解他的心情，派一名医师陪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翻出51年前的各类学习笔记和信件文稿，用一个月时间写出回忆备忘录。当他再次踏上22岁时曾去过的列宁格勒、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格勒时，当他在莫斯科红场躹躬献上花圈，默默无言回忆时，他恍如梦中，苦辣酸甜的无限感慨一起涌上心头。
遥望海天盼回归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埋在他心底50多年的另一个愿望愈加强烈，那就是寻找被国民党裹胁到台湾的弟弟张彩。他时常翻看儿时与弟弟在一起的照片潸然泪下。何时天涯见亲人，骨肉同胞重相逢？ 1990年春，他被特邀赴北京参加全国台办统一工作大会，作为台胞台属，受到###主席接见。他兴奋得几天几夜不合眼，他思索用什么方式方法为祖国统一做一点工作。他就用外文世界语撰稿，奋笔疾书向弟弟张彩及台湾报界书写文章，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盼望早一天踏上祖国宝岛台湾，看望自己魂牵梦绕的亲人。1992年###发表八项主张，他如获至宝，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同胞及亲友转达、介绍祖国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好机会，为祖国宝岛早日回归效尽全身之力。
后来，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并危及生命，他深知自己与癌症抗争10年，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让人搀扶着去了天安门，在国旗下深深三鞠躬后，强烈要求返回牡丹江。那几天，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用颤抖的手，一天连写了20张信封，其中最重要一张是：中国台湾省桃园市玉林荣民街张彩家人收。信中只存一白纸，一幅儿时兄弟照片。我含泪站在他的床头，此时病房寂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他断断续续与我说：“赵志，把信邮……”
他有一肚子话，但永远也说不出来了。我与他的同事、领导和他妻子，按照他遗嘱安排了后事。那时，虽然我们没有通知更多人，竟有400余人含泪送别这位传奇老人。
2006年8月，我有幸取道香港经泰国赴宝岛台湾，按着信封地址找到张彩先生子女及家属，讲明来意，将信与照片交给其亲人。而后由亲人安排，来到荣民公墓前的张彩碑下，按照国人风俗，将张灯部分骨灰与祖国大陆东北一包黑土放在石碑旁，完成了张灯的遗嘱。
回到大陆，我来到张灯老人的墓前，向他述说了这一切……
医生，请听题！（1）
我同方教授的认识过程并不曲折，同人世间任何一次无意的邂逅一样，更多的是出于偶然，但就是这样看似平常的一次相遇，使他成为了我的病人和朋友，这里面也许的确是有一些戏剧性成分的。
那是一个阴郁的秋日上午，天阴沉沉的。清晨时分开始飘落的冷雨，在清冷北风的吹拂下，依然在纷纷扬扬地漫天飞洒，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我是提前五分钟到的门诊，打开电脑的自动呼号系统。今天病人不多，我无意间向外望了一眼。也许，就是那不经意的一瞥，让我记住了那张苍白而忧郁的面孔。这是一位中老年人，很浓的书卷气。一只黑色的公文包提在左手，背靠着墙站在我诊室的对面，有意无意地观察着诊室里的一切。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又随意地看过几眼，他都一直待在那里没动，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姿态。
11点左右，当我看完最后一位挂号病人的时候，那位观察者走进了我的诊室。当他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清楚了他的名字——方维纲。别在病历本前面的挂号条显示他挂的是10号。我不解地问：“我刚才叫过您的，您怎么没有进来呢？”他笑了一下说：“哦，我想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想等您看完别的病人后多占用您一点时间。”“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您才进来。说说您的病情吧。”一般来说，同这样的知识分子沟通似乎更容易一些。
他坐下来，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地说：“我患的是糖尿病，两个月前体检时发现的。当时的空腹血糖是。1周后复查了一次是。我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昨天早晨的空腹血糖是。”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这次来就诊的目的是想咨询您几个问题。不知您是否有时间或有兴趣回答。”
“当然可以！我很愿意！”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向来是很喜欢同病人沟通的，平和诚恳的性格使我拥有一个数目不小的固定患者群体，他们中好多人都跟我像亲人一样。“那太好了！”很显然，他的语调显示他很高兴听到我的回答。他非常熟练地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纸，非常郑重地用双手呈送到我的手里。“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是多了一点，请您谅解！”我在日常的门诊和病房的临床工作中见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清单。但当我拿到这一份清单时，还是不由得感到有些惊讶。
在那张白色的标准A4大小的纸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个问题。“问题确实不少，而且问得都还是挺专业的。您不是学医的吧？”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哦，当然不是。我是学物理的。现在一所大学里教授物理。”他淡淡地笑了一下。“怪不得呢。做事这么严谨。原来是位大学老师。这样吧，您坐得离我近一点。咱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我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面挪了挪。
毋庸质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学者型病人，我想，一般简单通俗的回答一定不会令他满意，我权且把这当成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或学术交流吧。好在自己的基础知识还算是比较扎实，讲课也肯定不能算是我的弱项。开工吧，我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几张白纸放在手边，开始回答问题。我边讲边在白纸上写写画画，方同志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做记录，一边不住地点头示意以表明他对我讲解的理解与认同。讲解与讨论基本上是交叉进行的。当我解答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几张白纸上已经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曲线和图表。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这么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度过了。
我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望着依然处于凝神沉思状态的方先生，轻声地问了一句：“怎么样？您是否同意我的解答呢？”我的问话把他拉回到了现实之中，他赶紧使劲地点了点头：“我非常满意，郭主任，您解答得非常透彻，既解除了我的许多疑惑，也证实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您讲得太好了！”他再次打开公文包，从中拿出厚厚的一摞文稿：“您看，这是我前一段时间读过的一些有关糖尿病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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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请听题！（2）
我接过去一看，的的确确全是有关糖尿病的医学专业文献，中文、外文的全有，我粗略地翻了一下，估计有五十余篇。“您真是没少下工夫啊！”我衷心地赞叹道。“因为我是个爱较真的人。”他回答得非常认真。他再次打开公文包，这次从中拿出的是几个不同颜色的小本子，他把它们依次排开摆放在我的面前，我低头一看，这不是病历本吗，而且是几家非常著名医院的病历本。这是什么意思呢？
看到我不解的样子，方先生笑了笑：“说实话，来你们医院之前，我已经去过很多家医院了，也看了很多位医生。不瞒您说，您是唯一认真而准确地回答了我全部问题的人。您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和您对相关知识的把握程度让我感动。我今天决定，以后我的治疗就交给您了。您是我值得信赖的人。”
我听了他的话，既高兴，又有些惆怅。我拿过那些病历本，快速地翻看了一遍，沉吟了片刻，说道：“谢谢您对我的评价和信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内科医生，只是今天碰巧有足够的时间解答了您的疑问。其实是天气帮了我们的忙。要是赶上我的病人很多，我也许就不会跟您谈这么多的问题了。”
他笑着说：“在我今天进入您的诊室之前，我已经在门外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他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拿起那几张画得密密麻麻的白纸正准备丢进纸篓，他拦住了我：“这几张纸能送给我吗？”
“当然可以。有什么用吗？”我把纸递给他。“当然有用了。我拿回去再复习一下。对了，您是每周二和周四上午出门诊吧。那好吧，我周四上午再过来。该怎么治疗，我就全听您的了。还有，冒昧地问一句，您能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没有问题！您记一下吧。”我把手机号码同办公室号码都告诉了他。看得出来，他很高兴。随后，他也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一位来自一所非常著名高校著名的物理学教授。
周四上午，他如约前来，开始接受正规治疗。此后，他每个月都如期前来，每次都要或多或少地同我讨论一些有关的学术问题，或交换一些相关的学术资料。现在，方教授的血糖、血脂等指标都控制得非常理想，我们也成了比较好的朋友。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刚下班，电话响了，我一看，是方教授。“是郭主任吧，您后天下午有空吗？我刚拿到美国糖尿病学会ADA最近刚刚公布的2008版的糖尿病诊疗标准，还有另外几篇文献，您肯定感兴趣的。您帮我解读一下可以吗？”方教授到底是个搞学术的，消息还真是灵通。这个指南是一个月前才公布的，我也是两周前才拿到的，而且只是浏览了一下，并没有非常详细地阅读，看来晚上有事干了。
我一直认为，医生应该向病人学习，因为每个病人本身都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同时医生也应该尽力当好病人的老师，努力给病人传授更多相关的医学知识。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好，有时可能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是多一些像方教授这样的学者型病人，医生想不进步都难。他们给予我们的，不只是挑战，更多的是动力。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医生这样一个职业，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么多生动而真实的生命，并能够有机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承担如此沉重的生命之托，使我深感惶恐，但能够有幸担此托付，又使我备感欣慰。其实，正是这些病人的存在，赋予了我们这些在医生头衔下生息的人以生活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