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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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病人-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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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米的空间
去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值夜班。
  下午5点40分到达病房,换好白大褂,准备交班。匆匆穿过走廊,看到办公室门前的走廊加床上多了个人。嗯?上午的时候这张床是空的啊。难道是新来的病人?
  “常医生,你值班啊?”病人和我打招呼了。
  噢,原来是我们病区的老病人王大妈。
  “您不是半个月前刚出院吗?怎么又回来啦?这次哪儿又不舒服了?”
  “没有,好着呢,我家老头子带我来复查,顺便拿点药。”
  可不是,王大爷正站在一边冲我笑呢。
  王大妈是一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已经六十多岁了。她家在安徽农村,来来回回看病住院都是王大爷陪着,在我们科也住过几次了。别看年纪不小,老太太却时不时会耍点小孩子脾气,一会儿嫌自己吃激素变难看了,一会儿又说药太苦不愿吃了,一会儿不肯打针,一会儿又不肯吃饭。王大爷从来都不嫌烦,笑眯眯地想尽办法哄她。我们背地里都说,大妈肯定是让大爷给宠坏了。
  交完班,刚好6点。主任嘱咐我说:“安徽的王大妈,半个月前出院的。今天来复查,有几张报告单明天才能出来,我让他们在门口那张加床上凑合睡一晚。老两口不容易,让他们省点钱好去买药。”我点头答应。
  这一夜病区还算平静。11点,我开始最后一次晚查房。走到走廊尽头,我愣住了。两个老人,一人一头,蜷缩在病床上,都已经睡着了。窄窄的1米宽的病床,中间的半米,竟然是空的!他们尽量把身体蜷缩到最小,当然不是因为冷,而是想留给对方尽量多的空间,让对方睡得更舒服一些!
  从医时间不长,却也看过不少丈夫抛弃妻子、妻子背离丈夫、儿女放弃父母甚至父母丢弃孩子的事情。医院是个大舞台,每天,诺言和责任在空气中接受消毒液的考验;每天,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演绎出最真实的人性。然而,今夜,两个朴素的农村老人,却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爱情和亲情的温度。
  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去看了他们一次。老太太依然弓背靠着里墙,老头儿依然半个身子悬在床外。他们的姿势,一直就没变过。
  

让我们一起走(1)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肾内科病房孤零零地设在医院一座楼房的二楼。由一楼到二楼的唯一通道是搭建在室外的铁制简易楼梯,下雪天,时常有人在上面滑倒。
  一天我值夜班,凌晨1点钟左右,“咚咚”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我向外望去,白花花的雪已堆满了楼梯。隐约可见四个人在上楼,由于害怕滑倒,他们几乎是爬上楼梯的。
  我知道是新病人来了,赶紧跑过去打开大门。
  病人是一位老先生,趴在一位小伙子背上,急促地喘着粗气。小伙子满头汗水,一位姑娘在旁边举着吊瓶。姑娘很漂亮,只是眼角挂着泪珠,像带雨的桃花。走在后面的老太太朝我晃了晃手中的病历:“医生,我们住院。”
  经询问,老先生姓刘,54岁,是县里一家企业的工人。
  经过查体和查看化验单,我诊断老先生为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和急性左心衰。
  我让护士给病人静滴硝普钠,静推西地兰、速尿后,马上联系血液透析。
  两个多小时后,刘先生从透析室被推回病房,他已打起了呼噜。姑娘、小伙子很快也趴在老先生床边睡着了。老太太还不忘到值班室门口对我说:“医生,谢谢你,折腾得你不能休息。”
  “没关系,应该的。”
  以后的日子里,我就成了刘先生的主管医生。
  刘先生所在企业效益不好,医药费只能报销大约50%。老太太也在这家企业上班,由于操劳,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姑娘是老两口唯一的孩子,刚找到工作单位。小伙子是未过门的女婿,听说还是博士生,收入挺可观的。刘先生的医药费主要由小伙子支付。
  这是有知识背景的家庭,我把病情、诊断、治疗方案、预后讲给家人听,一家人通情达理,很容易沟通。
  “陈医生,我可不可以摘一个肾给我爸?”
  “可以,在这之前,需要征求你父母和你男朋友的意见,还需做组织配型。”
  ……
  一天,我正忙着写病历,刘先生走过来。
  “陈医生,我和家里人商量过了,不换肾。我就走长期透析这条路了。”
  “可以,我明天就给你联系做动静脉内瘘,建立长期血管通路。”
  一个多月后,刘先生的内瘘已顺利地使用。他的脸色也开始红润起来,经常面带笑容。
  “陈医生,我可不可以吃豆腐?”
  “可以。”
  “我们当地的医生说,肾病不能吃豆腐。这一年多我一直没吃,我最馋豆腐了。”
  “他们的意思可能是少吃,不是不能吃。”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买豆腐。”
  吃饭对于慢性肾衰竭的病人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们轻则厌食,重则呕吐。每次透析后的刘先生,总是拉着太太的手,兴高采烈地说:
  “吃饭去喽!吃豆腐去喽!”
  难道吃饭是这么令人激动的事吗?我心里想。他透析效果似乎与别人不一样,格外明显。
  慢性肾衰竭病人到了尿毒症期,维持性血液透析是很好的一条出路,每次透析花费大约400元,每周2次。如果资金跟得上,长期存活没有大问题,生活质量也比较好。
  我值班的时候,刘先生总来跟我聊些家长里短的事。这一天,他又来了,好像有心事。
  “陈医生,我想跟你说件事。”
  “请讲。”
  “我家属最近大便带血。”
  “有没有腹痛?”
  “没有。”
  “做肠镜检查吧。”
  我帮他太太安排好做肠镜的事。之后,好几天未见到刘太太。
  窗外,鞭炮声欢快地响着,新年到了。
  我查房的时候,却看到刘先生目光呆滞,满面愁容。
  “刘先生,最近有什么新情况?”
  “……”他没听见。
  “刘先生?”
  “噢,是陈医生。”话音未落,他眼泪已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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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走(2)
“怎么回事?”我赶紧问。
  “我家属得了直肠癌了!唉……”
  我心里一阵紧缩,真切地体会到老泪纵横的含义。对收入微薄的家庭,这真是雪上加霜。
  之后,我因到外地开会,离开医院5天时间。
  我回来的时候,刘先生已经出院了。听同事说,刘先生想要放弃自己的治疗,把钱省下来给太太治病。刘太太想放弃她的治疗,省下钱来给刘先生治病。最后,一对老鸳鸯,决定一同放弃治疗。
  他女儿后来找过我,说父母临终前都曾叮嘱:去看看陈医生,向他道声谢。
  刘先生就这样走了,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一定很幸福,因为有刘太太陪伴。
  时至今日,他拉着太太的手高兴地去买饭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眼前。
  

下辈子还牵你的手
那天下午我去外科的时候,汪师傅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头发乱糟糟的,胡子长长的,满脸污物,一只眼睛微睁,一只眼睛紧闭。鼻子上插着氧气管,手上插着心电监护仪,喉咙口还有一个吸痰器,肠梗阻导致的大量痰液清晰可见。他呼吸急促,已经无法言语,动弹不得。
  而几个小时前汪师傅嘴里还能低语两句。听医生和守候他的护工说,他的日子怕是屈指可数了。当时他做手势让我把耳朵贴在他嘴边,不停重复吐出的是“老婆婆,老婆婆”几个字。也许,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里,“老婆婆”永远都在他的身边!
  汪师傅今年81岁了,他指的“老婆婆”是他的老伴——73岁的刘大妈。刘大妈原来是我们医院的护士,因为患糖尿病,27年前双眼失明了。刘大妈和汪师傅平时就住在离外科不到30米的医院家属宿舍二楼。
  那天下午,我走进刘大妈的家里。屋子里家具、电器都很陈旧,到处摆放着药品。尽管屋子中央的天然气灶热气腾腾,穿戴臃肿的刘大妈却仍在不停地搓手,身上满是寒意。她平静地说,老头子几个星期前肚子胀,解不出手,他却安慰自己说,只要饿两天就好了。但是饿了两天后,汪师傅不仅没好,反而昏倒了,被送往医院抢救。醒来之后,老头立刻要求出院,医生不同意,他就拔掉输液针管。从医学院转回我们医院住院的日子里,老头竟然为了抗议医院不让他出院,还用拳头打了护士。
  刘大妈的女儿告诉我,老头是怕钱用多了,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他就是这样,为了老伴,宁愿虐待自己。
  几年前,我发表过一篇《牵手》的散文,就是写他们两人的事情。汪师傅是乐山人,1952年离婚。1971年,刘妈妈的丈夫去世后,汪师傅从乐山给刘大妈写情书,一写就是两年,这段夕阳之恋朴实而又真切。他得知刘大妈得糖尿病之后,没有丝毫嫌弃,毅然和她在1980年结婚。也就在那一年,刘大妈双眼失明。从此,我们医院的坝子上,经常可以看见汪师傅牵着老伴的手去散步或去看病。汪师傅走起路一跛一跛的,但是一只手始终死死地把老伴拽得很紧。其实他也只有一只眼睛勉强看得见,所以要认路就得格外小心。
  有一个寒冷的冬夜,汪师傅带老伴来看病时,不知道把老伴的医保卡丢在哪里了。他在内科和药房挨个儿找,急得说话语无伦次。他怕老伴冻感冒,就先扶老伴回家去,他自己回来继续找。后来找了半个小时却仍没找到,他才难过地回家去了。看着他跛行的背影,我被深深地触动。
  “老头平时把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部包了,吃饭也是看着我吃完之后再动筷子,27年来,每天都是这样。”那天下午,刘大妈的声音不时哽咽,两行热泪在她脸上滑落。“我这回把过去存的几千块钱全部拿出来做老头的医药费,但还是不够。”刘大妈说这话时,语气是那样无助!
  因为患糖尿病加上天气冷的原因,刘大妈无法去医院看汪师傅。这段只有30米的路程,活生生隔断了她与这个世界上最关心她的人。她多希望能被丈夫牵手走完以后的日子啊!“没有老头,我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曾经和他牵手走过的那些日子,虽然清苦、艰难,但却那样宁静、安稳。在别人眼里愚蠢、倔强、脾气恶劣的老头,对她27年的照顾却是这样体贴、这样执著、这样细心!
  这个寒冷的冬日下午,在寒冷的病房,汪师傅再也不能说一句话。但是,我又分明听见他在对他那双眼失明的老伴说话,分明看见他牵着老伴在楼下的坝子里走啊走。不管他们的穿着多么破旧褴褛,不管他们的表情多么愁苦,不管他们走路姿势多么奇怪,在我眼里都是那么的优美。
  也许,汪师傅再也不能和老伴一起聊天了。也许,他再也不能和老伴一起牵手了。但我相信,两位老人心里的手,永远地牵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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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人性光辉
病房里住着一位农村女人,今年51岁,患听神经瘤。她身体消瘦,有些面瘫,被病痛折磨得非常憔悴。她男人老实,眼神里透着东北人特有的憨厚。
  其实女人三个月前就感觉头部不适,但每次头痛都自己偷着买点止疼药吃就算了。她心里明白,家里刚盖了房子娶了儿媳妇,还欠着许多外债,哪里有钱看病。这一次她疼痛发作时,被她男人发现,硬拉着来到医院看病。
  住院后他们总是争吵,女人嚷着要走,男人坚持要留。男人每次都安慰女人:钱财是身外之物,你病好了比啥都强。
  科室的领导知道他们的特殊情况后,答应尽快安排手术。手术前主刀医生与男人谈话,告之手术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男人听了医生的话,害怕那万分之一的几率落在女人身上,但还是颤抖着手签下自己的名字。
  回到病房,女人紧张地问:“医生和你说了些什么?”男人咧着嘴笑了笑:“医生说你的病好治,早几年这儿还做不了,现在只要把瘤子切了去,就没问题。”女人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男人劝女人早早睡下后,悄悄溜出病房,来到外面的大厅,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头一明一灭。在微弱灯光的照射下,值夜班的我发现男人的眼眶蓄满了泪水。
  手术那一天早上,男人和女人的亲戚都来了,女人握着亲戚的手,眼睛却没有离开男人的脸。手术室护士来了,将女人慢慢挪到手术车上,她抓着男人的胳膊说:“他爹,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想开点,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别亏待自己。”说完女人就呜呜地哭了,男人用手拢拢女人的头发,心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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