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庐隐做决定。
从庐隐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庐隐从小似乎很苦，对于旧式家庭，她并无多少好感，而她与母亲的关系，仿佛也不是那么融洽。
但不容我们忽略的是，庐隐是个以浪漫风格闻名的女作家，她在写自述的时候，难免会带上过多庐隐式的“苦闷”，庐隐式的自我抒发，特别是对于早年自我经历的叙述，我们不能说其违心，因为她的确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我手写我心的，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新文化新道德冲击旧文化旧道德……庐隐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才更加对旧家庭抱以“恶感”，这难说。
庐隐命定似的考入女子师范预科。虽然从已知材料看，这是庐隐的兄长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鼓励她投考，而非按照母亲的意思，让她继续在教会学校就读），但庐隐的人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是处于一种“无父”的状态。
家庭内部稳固强势的“父……子”模式，在庐隐的人生关键期，没有建立起来，而取父亲而代之的母亲，作为家庭的首脑，对庐隐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人生重大决定权，一下子都摆在庐隐的自己手上。虽然庐隐一直吐露自我的苦闷，彰显她和母亲的不佳的情感联系，但实际上，家庭内部反封建这个工作，庐隐并不需要做。相对于同时代的女儿们，庐隐有着太大的自由，母亲可能会对她的匆促的人生抉择不满，但到底没有力挽狂澜。恋爱、工作、结婚，母亲虽然有过反对，但大多听之任之，上了女子师范的庐隐，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只掉线的风筝，一阙流浪的浮萍，即将开始走自己的路。 。。
庐隐：所谓自由（2）
17岁那年，庐隐遭遇了初恋。对象是姨妈远方的表亲，叫林鸿俊，年近而立。他留学日本，半途归来打点家事，哪知有重大变故，有来无回，穷困潦倒，只能到北京投亲谋生。
这时候的林鸿俊，可能算不上多优秀的人才（按现在标准，三十了还没毕业，除非是博士），但他到底接受过一些新思想的熏陶，加之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和庐隐便有了交流的平台。《断鸿零雁记》、《玉梨魂》这种凄美爱情故事，最能打动少女心。
庐隐时年尚幼，情窦初开（未必真正知道情为何物，但她已经知道争取恋爱自由权），为恋爱冲昏头脑，毅然要和林鸿俊在一起，加之其性格反叛，母亲始一反对她同林鸿俊的交往，她更是偏要把爱情进行到底。
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母亲的反对，更多的是为女儿的未来着想，是人之常情。试想，没钱，没家底，年龄又大，前途未卜，空有一腔浪漫，这样的男人，能不能要？说白了，嫁给他，图什么？鲁迅先生都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太虚无，年轻人，一旦陷入爱情至上的情感漩涡中，在爱情里找人生的意义，往往最终吃苦的，是自己。
从这第一次的恋爱，我们就可以隐约感觉到，在恋爱这件事儿上，庐隐始终让自己保持着一个反抗的姿态。这姿态里，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当然也有一种奇异的固执。现代心理学所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放到庐隐这正合适……家长愈反对，恋人的爱情愈坚固，庐隐最终还是同林鸿俊定了婚。
但母亲这时不忘制约，她的意思是林鸿俊大学毕业，落实工作后，再真正谈婚论嫁。由此可见，庐母对女儿，并非不关心。反倒是庐隐自己，对于婚姻大事，有点草率。百年前反观百年后，如今男女恋爱，走相亲之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知根知底，门当户对，成功率反而高，未来生活反而极有可能很幸福。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相投。因此，有人愿意帮你包办，只要合情合理，有何不可？自由恋爱，光凭感觉，往后生活，柴米油盐，如何维系？恋爱非空中楼阁，身处其中，更非吸风饮露，辟谷修仙，要求经济基础，有何羞愧？庐隐此时全然不顾其他，只求一时之感觉，恋爱，也就是失败了一大半。
然而庐隐的恋爱自由路还没有完，等到林鸿俊毕业，正式提出结婚之时，庐隐却因厌恶其想做国家文职公务员，而断然提出离婚。林鸿俊起先不同意，在庐隐反复坚持下，林某只能就范，同意解除二人婚约。
庐隐何等幸运。与其同校的女生李超，就曾因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而被父兄断绝经济援助，最终愁病交加，悲惨死去。庐隐却是来去自由（虽然社会舆论的压力是有的），蔑视流俗，自结自解，快意恩仇，好不痛快。
可婚姻大事，想订便订，想解便解，这在今天看，虽然稀松平常，但到底有点“此人做事不经大脑”之感。当然，此事放到民初时刻，女子有这般举动，更无异于在俗世抛下炸弹，震动无数平凡人。庐隐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路，走到这儿，已经算够味够劲了，女子权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爱情降临的时刻，不由得人来定夺。眼角眉梢，起承转合，命运的蹊跷，我们只能描摹。
1921年，庐隐早期重要作品《一个著作家》（这是庐隐的第二篇小说），发表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上：青年数学家邵浮尘天分高，地位低，无父无母，飘零孤寂，只有沁芬与之相爱，安慰人生。可沁芬父母，却嫌浮尘贫穷，一手包办，逼沁芬嫁给富佬。浮尘却全然不知，只日日在旅馆埋头苦干。一日，沁芬去旅馆找浮尘，请求他原谅，不料羞愤之下，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几天后死去。浮尘得知沁芬去世消息，变为狂人，跑至医院，在沁芬住过病房里刺胸自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庐隐：所谓自由（3）
这样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仿似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在这里，促使恋人赴死的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非家族旧怨。
在现实生活中，庐隐行走在历史的转折处，且控诉且躲避，可一抬头，还是撞到了的包办婚姻这堵墙。
庐隐的第二番爱情传说，是与北*学男生郭梦良坠入情网，这恋爱大抵符合校园爱情模式：北大找女师大，男才配女貌（当然，女的也很有才气）。再加上又是福建老乡，更亲近了一层，他们在一起组建社团，有了接触，产生了感情。
如果说庐隐和林某的牵手，多半是因为少不经事的少女同情心大发的结果，那她与郭某的相爱，则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初恋。青春、校园、知识、理想，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为庐郭之恋铺展好了条件，只等那一场东风，送佳人入洞房。
可偏偏好事多磨，使君有妇。郭梦良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包办”的妻子。在婚恋问题上，庐隐有足够的自由，但这自由，也无外乎解放自己。可婚姻终究是两个人的事，一方自由了，另一方不自由，同样无法成全美满姻缘。
庐隐遭遇的困扰，是时代转换过程中发生的一出奇景，从点到面，放眼望去，不在少数。鲁迅与许广平结合，中间隔着一个朱安；郁达夫与王映霞相爱，当中夹着一个孙荃；胡适对曹诚英动情，半路免不了杀出个江冬秀。
许是那时男子外出读书，他母亲总感不放心……对儿子不放心，对新潮的女学生也不放心（先定一房媳妇也好陪陪自己）……大多数走出乡村天地，走向城市都市的男子，都会在“母亲”的安排下，在老家有一房妻子。
可随着爱伦？凯女士的一句名言“无论怎样的结婚要有恋爱才算得道德，倘若没有恋爱，即使经过法律上的结婚手续，也是不道德的”风传九洲，新式知识分子们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盲婚是否能使自己幸福？自由恋爱呢？
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并寻找未来的路。可在选择与放弃的过程中，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导，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无论是放弃所谓爱情留守发妻身边，还是放弃发妻转而投奔新的爱情，他们到底是“获利”的，但作为被选择方的女性，却终有一个受到伤害。
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丧妻两个月后，即与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婚约的沈某在报纸上痛斥谭陈。4月19日，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为谭陈辩护的文章《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爱情四项定则：1。爱情是有条件的；2。爱情是可比较的；3。爱情是可变迁的；4。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的文章见报后，在《晨报副刊》上引发为期两个多月的大讨论，影响遍及全国。
爱情究竟有什么规律，该往哪个方向走，似乎谁也没法给出确定答案。爱情的先锋们，也只能说是筚路蓝缕，磕磕碰碰，摸着石头过河，成与败，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
庐隐和郭梦良结合，恰恰也在这蹊跷的1923年。
离婚这问题，放到现在，好办。男方想要离婚，充其量净身出户，给抚养费。不少演艺人士，当迈向人生大舞台后，与农村的老婆分手，也是因为再无共同语言（当初怎么有？只因当时年纪小？）。那怎么办？离婚。代价是，放弃财产，给钱。市场经济，人心不古，婚姻界限尤其分明，离婚这事当然相对容易，可在百年之前，新与旧交缠在一起，离婚确是难办。
庐隐：所谓自由（4）
男方抛弃家乡不识字裹小脚的发妻，和新女性结合，那发妻未来的生活怎么办？被丈夫抛弃（老话说是被休了），余生她将以何种面目对世人，唾沫星子满天飞，恐怕发妻再无活路。
身为女人，叨在同性，庐隐又于心何忍？强行要求爱人离婚，那等于杀了另一个人。可自己与恋人，又着实相爱，难分难舍，如何是好？
庐隐的做法是：先尝试着精神恋爱，走柏拉图路线，后觉实在太苦，终于放弃努力，放弃名分，选择和爱人同居。
一个是与未婚夫解除婚约的女人，一个是故乡有妻子的男人，庐郭的结合，平地惊雷，堪称一时之盛举，北平的保守势力，自然也不会轻易错过这个发泄恶气的好机会，流言蜚语，瞬间漫天飞舞。庐郭二人不得不选择南下上海（上海社会环境相对宽容），举行婚礼。
单枪匹马穿过漫天烟火，在爱情的征途上，庐隐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可钻过微光薄透的黑山洞，真的就是爱情的桃花源吗？
胜利以前，是与外在世界作斗争，胜利以后，庐隐们需要面对的，是庸常的生活，和自己的不安的内心世界。
从轰轰烈烈到平淡如水，女人们从浪漫爱情花前月下的女主角，转身变为空山绝崖下的老尼，春光秋色，都与她们不再关联，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才是首要任务。
可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庐隐的内心，又有了新的困扰。在纷歧的人生路上，她发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怯生的旅行者。
在女子大学所学的满身本领，放到家庭几尺见方的屋子，总显得不那么协调。作为女大学生，虽然庐隐们也在兼做着教职，闲暇的时候读读书，聊以*，可校园时期那种济世的豪情，在婚姻生活里，受到了无形的打压。
在老大的中华民族尚在挣扎的屈辱年代里，庐隐们，其实是胸怀天下的，她们很想为社会做点事。
料理家务，固然是当时女子婚后重大的责任，可是庐隐们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未来如此了结。婚姻是围城，在外面的拼死冲进去，身处其中，又觉得意趣平平，不过如是。
那么路在何方？在小说《胜利以后》里，庐隐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琼芳和平智取得了婚姻的胜利，但婚后，琼芳却陷入了无边的枯寂中，胜利以后的苦恼，无处诉说。这时好友，沁芝来信，琼芳发现旧时大学闺蜜，几乎都陷在婚恋的苦恼中。沁芝、肖玉、宗、冷岫，每个人都在新的家庭中消磨了志气，只有独身的文琪，担任着一所女子小学的校长，过着积极而忙碌的生活……文琪遂成为整篇小说的唯一亮色，回到独身主义，这仿佛是庐隐指出的女性未来的光明路，可这条路真的走的通吗？庐隐自己也不敢笃定，她终于只发出了“做人只是无聊”的感慨。
为*，为人母，仍不时地徘徊歧路，悄问何处是归程。这是庐隐勇敢的探索，只可惜，还未待她给出答案，郭梦良便因病去世。
1925年11月，庐隐带着孩子护送郭的灵柩回福州老家，就此和婆母及郭的前妻生活在一起。婆媳矛盾自古有之，丈夫这个“双面胶”的去世，使得婆媳之间的相处，更为困难。庐隐，郭母，再加上一个郭前妻，三个女一台戏，以前是遥遥相对，天大的矛盾，不抵在眼前，但凡大面场过得去，终究好说好说，可如今郭君已死，庐隐扶灵归乡，婆母前妻难免会暗暗责怪庐隐不会照顾丈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