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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危机要命（1）
地球上的问题很多，饥饿、贫困、经济萧条、战争等等。但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气候变化。如果这一问题无法解决，人类可能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金融危机很可怕——失业、收入下降、财富缩水，但与气候变化比较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有解决金融危机的紧迫感，气候问题也会得到很好的解决，至少全球减排协议会比较顺利地达成。但人类的弱点就是急功近利。长远的目标充满不确定性，而且总会有后人去承担；近期的目标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金融危机是短期冲击（即便经济衰退持续十年），气候变化是长期威胁（要看人类能否在2050年以前达到足够的减排量）。所以，形象地说，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变化要“命”。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与会各方将共同寻求《京都议定书》的后续方案，提出全球2050年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和行动方案。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如何刺激经济复苏，如何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等议题占据了各种国际论坛。与2007年气候变化问题成为热点正好相反，2008年下半年以后，气候变化问题遭到冷遇。政治家们突然变得很忙，以致无暇顾及气候变化问题了。而技术官僚虽然一如既往的忙碌在谈判桌前，但他们没有最终决策权。现在，距离哥本哈根会议时间越来越紧迫，“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显然，金融危机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带来了挑战。
首先，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加快温室气体排放。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能源消费大国经济放缓，这本来给政治家们提供了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和达成全球减排协议。但是，许多国家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包含了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许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再次上马，经济结构调整被无限期搁浅，这势必加剧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经济遥遥无期，高碳经济死灰复燃。可以想象，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全球变暖的趋势大致是一致的。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只要投资方向没有根本变化，低利率、货币超发必然带来经济规模的膨胀，增加化石燃料的需求，增加排放，长期来看成为全球变暖的动力之一。
其次，金融危机让许多国家失去为应对气候变化投资的能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投资环保产业，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等等。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为本国争取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上，导致谈判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而发达国家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岛国，面临灭顶之灾。2008年11月，小岛国联盟呼吁发展中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并表示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应影响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得到重视。
气候变化加剧金融危机的破坏力。气候变化导致异常天气出现（如雪灾、干旱等），给一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处于双重危机的打击之下。一些国家的干旱引发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导致粮食价格暴涨，使本来已经处于极端贫困的国家和地区“雪上加霜”。气候异常也则进一步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路透社援引《自然》杂志上的一项国际研究成果报道说，亚马逊雨林2005年旱情中大量树木的死亡而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了欧洲和日本年释放量总和。植物生长时会吸收二氧化碳，但在死亡和腐烂后将释放出这一温室气体。 。。
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危机要命（2）
一些国际机构的领导人和各国政要之所以一再强调不要因为金融危机而耽搁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恰恰说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受阻，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全球减排协议的前景令人担忧。而要想改变这一矛盾，必须实现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毕其功于一役”，走低碳经济之路。哪个国家在低碳经济道路上走的更早，更快，哪个国家就能为本国在未来争取到更多的发展空间。
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并不矛盾，认为金融危机会打击人们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倒也不必。我在不久前的文章中也提及，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走低碳经济或者绿色经济的道路来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最近看到媒体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印尼总统苏西洛、波兰总理图斯克和丹麦总理拉斯姆森共同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称：“当世界面对多个危机考验的时候，答案就在于寻找共同之处。目前，世界面临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难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绿色经济”。看来我这种思路还是有同盟军。
金融危机是如何造成的？表面的逻辑关系很简单，深层次的问题是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以及美元体系的内在缺陷。气候危机是如何造成的？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土地利用、森林减少等。
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都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整个经济体系的再造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的投资不仅有利于减少排放，而且可以刺激经济复苏，创造大量的就业。据布莱尔报告的统计，目前有超过200万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业，1998年至2007年期间，对新环保技术的投资从100亿美元上升到660亿美元。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估计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其中60％在太阳能制造和服务领域工作。而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测，到2020年，全球在零温室气体排放能耗方面的投资将达到万亿美元。目前，全球大约有200万人就职于风力与太阳能产业，其中一半在中国。在巴西，其蓬勃发展的生物能源产业大约每年能创造100万左右的新职位。在德国，到2030年，环保领域的投资大概是现在的四倍，占工业产值的16％，就业人数将超过其汽车产业所吸纳的工人。
长期看来，低碳经济体系的构建需要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入绿色要素，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或半脱钩。如果说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的话，那么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将成为第四次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契机。
依照目前的形势，无论减排协议是否达成，各国强制或自发的减排活动已然并将继续催生和推动一个庞大的碳交易市场。由于结算货币的天然多元化，美元将无法继续垄断这种最大宗交易的结算货币地位，那么美元体系必然得到修正，多币种竞争的格局将会产生，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得不进行重构，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
最为关键的是，这种绿色投资将改变人类在能源供应和消费发展趋势上的不可持续性，彻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按照国际能源署（IEA）2008世界能源展望的说法，人类当前面临两大能源挑战：保障可靠的、廉价的能源供给，实现向低碳、高效、环保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迅速转变。能否成功解决这两个问题，将决定未来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否。IEA认为现在急需的是一场能源革命。
我们是需要下定决心了。不要在争论中浪费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时间了。尽管我是一个经济学学者，但面对技术的极限和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特别是人类智慧的极限，我时常为经济学家们对未来的乐观和自负而感到担忧。房子都着火了，就不要再讨论着火是否会耽误做饭的时间这样的问题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还没搞清楚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宗教和价值基础是什么，却非常善于用人的一生的收入来拟合所谓生命价值，从而去估算为应对气候危机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大多数经济学家缺乏气候科学方面的学科背景和理论基础，但他们似乎特别敢于轻易否定IPCC几千名科学家做出的结论。当他们无法辩驳气候科学家们的结论时，阴谋论就成为挡箭牌：气候学家无非是要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以此来太高地位，引起重视乃至获得更大的科研项目资助；政治家要用气候变化引导选民，获得道义制高点；某些国家是为了制定国际规则，压制发展中大国发展等等。不一而足，小肚鸡肠，可笑而又令人无奈。
所以，人类首先需要的是一场思维革命，价值观革命。如果无法认清发展的目的，人类就永远只能在不断的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中轮回。即便不是在气候危机中灭亡，人类也很可能会因为集体行动的内在悖论而在其他灾难中消失。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背后可能正是人类价值观的危机。
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1）
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趋势，是人类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发展低碳经济也适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既能摆脱对碳基燃料的过分依赖，减轻高油价的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又能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的制定更是为低碳经济发展提出了量化的指标，是中国走向低碳经济之路的重要尝试。六月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明确指出，“要把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法律、经济、科技的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为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积极贡献。”各方面应当在具体措施上认真落实好中央这一新的决策。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将培育以低碳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最大卖家，碳交易的实施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走向低碳经济。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增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言权乃至掌握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
迄今为止，国际上目前普遍看法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看成商品，但从货币角度对全球碳交易体系进行探讨的文献为数不多。笔者把碳货币问题分为三个层次来讨论。
第一，碳排放权交易的结算货币问题。碳交易与货币主导权联系在一起，起因于《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京都议定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于2005年正式生效。议定书规定在第一阶段（2008～2012年）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缔约国分为附件1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和非附件1国家（发展中国家）。其中，附件1国家在京都第一阶段须各自承担一定减排承诺，如欧盟15国需比1990年排放水平减少8％，美国减排7％（2001年已退出），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否则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非附件1国家暂不承担减排义务。
目前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京都协定的超级大国（但奥巴马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将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减排17％）。根据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数据测算，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欧盟15国、日本和加拿大等主要减排国在BAU（business…as…usual，即“一切照旧”）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2008～2012年）的减排缺口将达到亿吨。
为了推动各国主动、积极的减排，《京都议定书》设定了三种碳交易机制。这相当于在世界有形商品贸易体系之外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而这张纽结世界新型贸易版图的核心正是基于现代国际规则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有价商品——碳信用。在其设定的三种交易机制下，碳交易风生水起。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