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1987年4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经济述评《理一理思路》，就是在宏观思维烛照下的可喜成果。
1987年春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城市改革，可以说又到了步履维艰的关键时刻。以往先是对企业扩权让利，后来又“包”字进城。但是“包老爷”在城市的表现远远不如在农村，并没有惊现一“包”就灵的神奇。到了这时，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变得很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对改革如何进行下去，许多人陷入迷茫之中。艾丰敏锐地感到，搞清思路已是当务之急。经过认真调查和反复研究，艾丰适时写出了《理一理思路》一文。在引题中艾丰开宗明义：
改革途中，各种现象，复杂纷呈，收收放放，进进退退，松松紧紧，成功喜悦，牢骚争论……要深化改革，当前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那就是——理一理思路。
至于如何理思路，文章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分了三段，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解决我们改革的基本框架（“总体构想——运动会的比喻”）；框架搞清了，就要解决如何实施的问题（“实施步骤——怪圈的突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实施原则清楚了，就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即目前从哪里突破的问题（“经营承包——螺旋式认识”）。
凭借自己对重大理论问题和读者心理的宏观把握，结合深刻的历史意识，艾丰准确地抓住了城市体制改革遇到困难的实质，简练有力地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种种疑惑，文章见报后收到良好传播效果。“理一理思路”，也很快变成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一句常说的话：“现在需要理一理思路了。”
体现多侧面报道思想的述评，往往使记者更能够触及一些敏感问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最敏感的话题是“分配不公”。当时首都一家大报及时抓住这个问题，准备在报纸上展开一场大讨论。但由于前三期发表的都是一面之词，领导怕引起社会更大的不满，就建议该报暂时停止了这个专栏。这时艾丰说，好，我们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以多侧面报道思想为指导动手写了一篇同样题材的述评，并且采取了特殊的模仿大专辩论会的方式，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社会公平的辩论》，分上下两篇发表在1988年7月11日和12日两天的显著版面上。看看这篇述评的四个小标题：
“辩题之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先富？甲：谁对社会贡献大谁先富。乙：富的机会是客观演成的，我们不能指定谁先富。”
“辩题之二：怎么衡量收入差距上的公平程度？甲：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不符合它就不公平。乙：初级阶段实行多种分配原则，不能只是一把尺子、一个标准。”
“辩题之三：当前应该强调的是社会公平还是社会效率？甲：应该强调社会公平，因为不公平现象已经搅乱了人心，影响了社会效率。乙：大锅饭刚刚开始打破，已见到积极效果，切不可在公平的压力下，让平均主义回潮。”
“辩题之四：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甲：必须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扭转不公平局面，特别要解决‘官倒’问题，否则会给改革造成严重障碍。乙：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必须做具体分析，分门别类采取对策。一些不公平现象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只能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在最后写道：“甲乙双方，哪方正确，哪方谬误？或者各有可取，各有偏颇？记者难以作答。只有‘聘请’广大读者做评判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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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2）
这篇十分尖锐的述评，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而且受到了肯定。当时主持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别给报社打来电话，说：“艾丰这篇东西写得很好，是否让人改编成相声？”
述评这种体裁可以依靠记者的分析体现新闻报道的预见性和超前性。从艾丰的述评中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发表于1990年11月10日的《从疲软说到房改》就是其中一例。
述评的开头说：“房改是说了好几年的老热点，‘疲软’（注：指市场疲软）是近一年的新热点。把‘疲软’和房改联起来，是现在的一个时髦话题。现送上几点观察。”
第一个小标题——“观察之一：居民银行存款究竟是‘笼中虎’还是‘圈中羊’？”
第二个小标题——“观察之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生产。研究我国市场，如果不研究我国的消费，将会抓不住要领。”
第三个小标题——“观察之三：花钱最多的一种消费，住宅的商品化可能成为启动市场的一大动力，房改现在就应该加速。”
结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说：‘是时候了，让我们来大力促进房改吧！’”
这篇述评关于消费的观点，到1997年或1998年才被全社会所认可，那时中央已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对策的核心。
这篇述评中论及的关于房改的观点，到1998年才变成了现实，它成了我国经济这些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艾丰善于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在对待个别现象时总是将其放在大环境中进行思索。这样，就可以帮助读者看到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因而更有指导意义。《坚实地站在大地上——1991年人大、政协两会纪实之一》就是这样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会议报道。
艾丰跳出以往会议报道表面热闹而内容贫乏的圈子，站在“从建国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的会议大背景下，抓住了“你也许会感觉到会议的气氛略少庆典式的热烈，而更多务实中的冷静”这个要害性的观察角度，提出了“成熟的人是沉稳的”这一观点，顺此思路，由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急性病”的危害与根源，从而引出了“坚实地站在大地上”这一会议精神。
总书记关注访日通讯
有一篇获1990年全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颇能体现艾丰用宏观思维把握问题的功夫，这就是艾丰自称“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
那次是艾丰随同访日代表团去离东京很远的一个地方参观超市，路上，陪同的日本朋友林信太郎和他讲了一席话，主要话题是有关技术引进和自力更生的问题。
当艾丰谈到日本在对中国输出技术方面过于保守时，日本朋友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起步初期，日本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存在技术受到封锁的问题，但日本并没有完全依靠进口美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力更生。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一直没有引进外国技术的丰田公司，靠自己的研制开发不仅最终位列日本七大汽车企业之首，而且还兼并了曾经引进技术的另两家汽车公司马自达和三菱。中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林信太郎20世纪60年代来中国时，他有些大吃一惊——当时日本要求引进瑞士的手表技术遭到拒绝，而中国当时竟已经买进了1000台瑞士的先进设备！但让林信太郎失望的是中国并没有产出一流的手表，关键在于管理和人员素质的不到位。林信太郎曾怀着好奇心仔细观察过中国这家手表厂生产的零件，结果发现，元件切削得不错，但上面粘有油污，当他建议工人把油污洗掉，工人倒是清洗了，原来的油污没有了，但是另外的地方又粘上了油污！
艾丰听后，当时就感慨万千，日本朋友把引进与消化的关系问题讲得太透彻了！
具有新闻敏感又同时具备宏观把握能力的艾丰，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妙不可言、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新闻。因为外国朋友作为一个旁观者，点出了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的致命弊端！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于是回国后写访日通讯时，没有过多修饰和改动，只是把当时的记录整理了一下，就完成了。
艾丰说：“没想到，此文1990年5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和薄一波等中央领导看到报道做了批示，表示赞许。这篇文章以及中央领导的批示一同被印发，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下发给了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除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获吴玉章奖之外，艾丰的单篇新闻作品，只有这一篇《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获得了全国奖，其他几乎没什么获奖作品。而就是这篇作品在评奖过程中也有点小插曲：这篇报道在当年（1990年）的全国新闻奖好新闻评选中，初评时是定为一等奖的，评委们一致为这篇稿子叫好。结果到终评时，担任评选委员会主任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邵华泽，觉得一等奖数量受名额限制，“僧多粥少”，而人民日报社一下子就有两篇作品获一等奖，不太合适，“提意见”说，最好撤下来一篇。于是就保留了一篇社论获一等奖，把艾丰的降成了二等奖。
评奖完毕归来，邵华泽专门向艾丰解释了评奖时的情况，希望艾丰谅解。艾丰说：“二等就二等吧，获几等奖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我写的这篇作品的自身价值已经被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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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万里行（1）
“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
——薄一波
采访###
《###：天降大任》一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在这篇24个版面的巨幅文章中，“幸遇伯乐，步入高层”章有一段关于###“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的叙述：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的照片，照片上的###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采访###的记者，是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步入高层后，艾丰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通过艾丰之笔，###的经济思想首次亮相中央报刊。
与###的第二次直接见面，发生在6年之后，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合力掀起了一次划时代的“中国质量风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
商品短缺，曾长期困扰中国。从建国到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已习惯凭票排队买东西，全国凭票供应的产品曾达到77种之多。1978年之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商品多了，品种也多了，逐渐地，一些商品进入买方市场，我国经济也步入由“生产供给型”向“消费引导型”转变的时期。这本是经济的进步，然而质量的进步跟不上数量发展的速度，老百姓的怨气出来了，质量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全国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投诉逐年增加，1987年是43万件，1988年上升到10万件，1989年是14万件，1990年达到22万件。1991年因为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稍有下降，但仍然有21万件。这是指已经投诉的，而不投诉的、吃哑巴亏的，数字恐怕至少还要增加若干倍以上。1992年春节前，中国消费者协会累计收到投诉信100万封，其中抱怨商品质量差的有70％，揭露假冒伪劣现象的占10％。
“中央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在火车上，在家庭的饭桌上，人们谈起伪劣商品，常常这样问。
中央当然知道。1989年8月25日，###、###联合署名的致“全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总结大会”的信中写道：
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来，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提高，一些工业产品质量日趋稳定，一些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档次逐步采用国际标准，成绩很大。但是，产品质量低、企业效益差，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
1991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