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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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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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的职位,谁值白班谁就是常务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凡是你们认为可以拿得准的,就可以自己决定,只有觉得拿不准的,再找我商量一下。”对白班夜班值班者他有个共同的交代:“你们大胆负责,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后来有人问道,这样安排是不是冒险?他回答说:“我们的班子成员都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又有相当高的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放手是没有问题的。”
  对各地记者站,他提出了一个说法:“能够领导上级的下级是好下级。”他解释说,好报道、好点子都是来自实际,来自第一线。“你们搞好策划,让我按照你们策划好的路数去跑龙套,我很愿意!”为了加强记者的工作,他同意记者站应该实施“五个一工程”:一支好队伍,一栋办公楼,一个小车队,一套好设备,一个关系网。
  1998年6月8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正式建立。报社同仁们高高兴兴地在办公大楼门口挂起一块烫金招牌“《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个新的探索阶段。
  时过半年,1999年1月21日,艾丰收到了宣布他离任的中央文件。他到了该“让贤”的年龄。到年龄就下,这已经成为制度,艾丰当然了解这一点。但正干在兴头上,对事业有许多想法,而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就离开岗位,又着实有些难舍难分。
  艾丰回顾不到三年的任职期间,觉得自己是日夜拼命、问心无愧,但也留下了若干遗憾。总编辑的成败得失,自有人评说。也许从艾丰的话中我们可以理解一切:“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离职演说
  得知艾丰即将离任的消息,编辑部、行政后勤、经营部门、直属单位、记者站等各部门的同志以及退休老同志纷纷给他打来电话,他们纷纷表达友好、不舍、慰藉及各种各样的感情。
  艾丰的心里暖暖的。他来时,人们说“来晚了”;他走时,人们说“下早了”。简单的几个字,让他思绪万千。他知道,这不是科学语言,不是工作语言,更不是对职务任免的评价,而是同志之间的感情传递。语言有时总是显得简单了点,但深厚的情感浓缩得化也化不开时,便有了一句话语暖三冬的感受。艾丰说:“同志们能够给我这样的情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还要求别的什么评价呢?”
  在确知艾丰离任的消息之后,社长徐心华和艾丰有一次长谈。艾丰和徐心华是在《经济日报》改为“双正制”之后,一个任社长,一个任总编辑,一起来到《经济日报》的。本来相约同上同下,但由于艾丰年长两岁,要先离开总编辑岗位了,彼此有些恋恋不舍。艾丰对徐心华说:“咱们共事这几年,我感觉总体合作是很好的。咱俩的性格有些互补:你的原则性强,比较稳健,遇事考虑周密,我‘冒’一点,但有你把关,就不会出问题。你可能也感觉出来了,有看法我就发表、直说,包括不同看法。但如果你已经拿出了决断性的意见,我就不会再说不同的意见了。”徐心华说:“你的性格很直率,我很欣赏,包括我的爱人也很欣赏。你水平高,敢闯,名气大,我们班子的同志都感到沾了光。”艾丰连连说:“不,不,我们都是互相学习。”两人都觉得,能够在一起合作共事三年,是“有缘”哪!
  

简政放权(2)
中组部、###的领导同志到报社来,召集处以上干部,宣布艾丰离职和任命新总编辑的文件。艾丰发表了“离职演说”,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他说:
  岁数过了,老不下来,就压了不少人,对人才成长不利,对报社事业不利。知心的同志说,再干干,再升升,岂不是好?就个人内心来说,谁不想得到进一步的提拔?但一个人考虑问题要实际,要看大局,看自己的条件,看工作需要和客观机遇。党员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工作的需要。说来很巧,就在中央文件下来的那一天,本报《人物周刊》上发了我的文章,题目是《大事和大官》,我想那也是我对待这件事情的思想基础。
  当我刚刚来到报社的时候,有的同志就问我,准备在这里干几年?我回答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干一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干两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我十分珍惜在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个难得的机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三年我尽量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努力做最大限度的投入。
  值得欣慰的是,近三年来,《经济日报》的各方面工作和事业都上了一个台阶,而且正在上一个新台阶。大楼耸立,网络开通,集团建立,成员有增;报道增色,收入增加,版面扩大,发行稳定;班子团结,人心思进,创新不断,改革气浓。这是中央领导、大家努力的结果,但毕竟有我作为报社一分子的贡献。在总编辑的岗位上,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我学到不少东西,成为我今后工作的重要积累。
  艾丰离任的感觉是复杂的。《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离任的时候,给艾丰写过一封信,庆幸自己的“平安着陆”。而今,艾丰在感激、欣慰、遗憾多种情绪交织之中,也感觉到了一种轻松。
  我现在感到一种轻松,李庄同志在从总编辑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说,他为“平安着陆”而庆幸。因为他是从运动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老同志。我的轻松略有不同,这就是最近召开的程远同志作品研讨会上新华社一位同志说的,“可以不看大样了”,实际是可以摆脱许多日常事务性工作了。但我现在感到更多的是一种压力:未来的时光怎样过得更有意义?研讨会上程远同志说,这是对他的总结,我说不对,这是你的新起点。我现在面临的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同志们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这个离任报告中,更有一段艾丰精彩的人生箴言:
  人生有“三在”:在位,在职,在世。从总编辑的角度说,我不在位了,但还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何况我也不是完全不在位,其他“两在”我还都有。现在还在职,即使将来也不在职了,还有一个阶段——在世。我看,只要在世,就要做事,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干部不是终生的,但党员是终生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现在说这话似乎还太远,但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态度。
  人生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终生不能放松,立功也不一定非要有领导职位。立言,不在领导职位,时间更充裕了,可能是更好的条件。所以,要做的事很多,争取尽快找到新的定位。
  人生有“三情”:亲情、爱情、友情。我在59岁生日的诗中说:“人生甲子匆匆过,苦辣酸甜炼童心。喜怒哀乐皆缘事,最最宝贵是真情。”情贵真,但亲情来自血缘,爱情崇尚专深,只有友情既可深厚,又应广泛,并且最能够和事业联系在一起。昨天晚上,我们原来编委会成员一起座谈,是对我的一种友情的表达,同志们许多深情的语言,感人肺腑。我的答词是:能够一起共事,而且合作得这样好,可谓“三生有缘,终生不忘”。还有一层也要说一说,武春河同志,在《人民日报》是我的老领导,他豁达大度、善与人和,相处时间不是很长,但成了我真诚的朋友,现在又调到《经济日报》,继续做我的领导,也是一种缘分。他在三个地方当过总编辑,在《经济日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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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3)
辑的岗位上,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最后他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
  方兴未艾是事业,暖人肺腑是友情。
  酣畅淋漓是理想,言犹未尽是人生。
  艾丰讲完,台下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艾丰坐在那里没有抬头,他不想继续加重这种惜别之情。
  新任总编辑武春河接着做了简短讲话。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总编辑的岗位,也能够得到大家送给艾丰同志的那两句话和今天的热烈掌声,我就心满意足了。”
  “言犹未尽”,艾丰离开了《经济日报》领导岗位。他的背影稍显疲惫、略觉沧桑,但很豁然。
  他开始走向新的起点……
  艾丰评传
  “教父”艾丰:名牌战略理论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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