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艾丰被调到经济日报社准备接替总编辑的职务。向来喜欢直言的艾丰在和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初次见面的大会上，讲了如下的一段话：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来《经济日报》？愿意。因为《经济日报》有特色，有成绩，有人才。我搞这么多年经济报道，《经济日报》是一个很好的发挥舞台。第二个问题，恨不恨《人民日报》？不恨。因为至今为止我做的被社会承认的成绩，都是借助《人民日报》这个舞台做出来的。只有一件事《人民日报》似乎没有满足我，那就是从1986年以来，虽然几次准备提拔我当副总编，但一直没有当成。这一方面是机遇不好，几次都失去了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素质在这方面有欠缺。”
他后来特别向人解释说，他的最后一句话绝不是客气，而是真实的想法。
吃亏是福（1）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这是艾丰的家训。在人生的道路上，艾丰一直是家训的忠实实践者，这确实为艾丰带来了好多的“福气”，但是也促成艾丰做了好多在世人看来的“傻事”。“傻”在哪里？“傻”在做事的时候，只是一门心思做事，对个人的得失风险往往考虑得很不够。艾丰在采访全国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李云河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自己是同一类人：对一百米以外的蚊子能够辨出公母来（就观察和研究的精细来说），而对自己脚下的大石头却可能视而不见被绊倒。
1985年年中，有关方面在准备召开全国工资改革会议。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确定在全国推行业务职称制度，这自然是关系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在谈到新闻界是否也要评职称的时候，当时劳动部的一位领导认为，新闻界本身就没有什么学问，不应该在新闻界评什么学术职称。新闻界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新闻是有学问的，而且新闻界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岗位，如果只靠行政级别，靠“当官”才能提工资，那矛盾就会非常尖锐。
当时人民日报社有一个工资改革小组，想把新闻界的这些看法向中央反映。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记者部找个记者向中央写内参，内参必须赶在工资改革会议之前送上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记者部领导又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当时担任机动记者的艾丰头上，并且说，他是中年记者，如果没有职称，中年人的待遇就会遇到问题，他有切身体会，做这件事最合适。艾丰二话没说就领了这个“为民请命”的紧急任务。
艾丰抓紧时间工作，他先向工资改革小组全面了解情况，写成内参初稿之后，又请他们审阅，定稿后署了个人的名字准备上送。这时一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事跟艾丰说，时间这样紧迫，以个人名义写的内参，恐怕中央领导不能及时看到，会误事的，最好以报社的名义上送。艾丰请示了报社工资改革小组之后，到报社办公厅加盖了报社公章把内参及时送上去了。
见到报告后，胡乔木同志很认真地写了两页意见，总体是说新闻界很艰苦、很重要，应该评职称，但其中有一句含义不是很清楚的话：“记者不要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胡乔木的批示传下来，劳动部不给新闻界评职称的意见被否定了，但是他们抓住了其中那句含义不是很明确的话，提出了一个方案：记者、编辑的最高职称只能相当于副教授，并把这个意见告诉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劳动部的方案到了###，###的有关领导一看就急了，最高才是副教授，这怎么能行？谁让《人民日报》写的信？电话打到报社总编辑办公室处，总编辑李庄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到办公厅一查，是艾丰来盖的公章。这位一向温和可亲的老领导一下子就火了，批评办公厅的同志，什么材料你们都盖章吗？反革命传单也盖章吗？然后询问报社工资改革小组的领导，那位领导一时没弄清缘由，汇报说不记得同意盖章这件事。于是，这个内参不仅把事情搞糟了，而且成了艾丰擅自盗用报社名义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了。
报社内掀起轩然大波，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国新闻界传开了。传言说，艾丰急于向上爬，为取得胡乔木赏识，主动提出方案把新闻界压半级。
报社社长秦川从日本回来，一听说这事后就立即召开编委会。那时候艾丰是机关党委委员，机关党委书记在编委会后找他谈话，指出这是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给处分是不行的。艾丰把事情的整个经过原原本本地做了汇报，任务是谁布置的，材料是怎样形成的，盖章是谁同意的，最后是怎样送上去的，说完之后，他说：“我是典型的有组织、有纪律行为。”经过机关党委向有关同志反复核实，证明艾丰说的都符合实际情况，处分一事才算作罢。
处理虽然免了，但艾丰却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事情毕竟没有办好。自己受了冤枉，当然难受，但事情没有办好是大事，不行，不能到此为止，一定得挽回。于是他又赶写了一份材料，通过一位熟人送给了胡乔木，反映他批示以后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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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亏是福（2）
过了不久，胡乔木召集###、国务院职称办、劳动人事部的同志，就职称问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顺便”提了一句：“我上次批的不能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说的不是待遇问题，我指的是它们劳动的性质是不同的……”
此话一出，那个最高职称是副教授的方案立不住了，重新又回到了原来的方案——这就是现在新闻界执行了若干年的方案。
新闻界的职称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但就个人得失来说，艾丰“损失惨重”。出于艾丰的性格和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在四五年之内艾丰都没有向报社领导解释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直到1992年，艾丰作为《人民日报》编委，春节去给早已离休的李庄同志拜年的时候，才向老领导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领导不了解事情的全面情况，对艾丰形成了片面的印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艾丰回忆说：“这不能怨别人，自己的风险不去想，受了委屈还不找人说，这是我致命的缺点之一。”
笔下人物多争议
“我报道夏任凡这一人物，当时主观上是想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夏任凡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他改革遇到的非难和挫折带有时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所以这也是我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他的根本原因。”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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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任凡浮沉（1）
在艾丰笔下的新闻人物中，无论如何也得提一下夏任凡这个人。在艾丰眼中，他是一个有着诸多缺点的改革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英雄”，而且从夏任凡阐发开去，艾丰还进一步丰富了自己首倡的多侧面报道思想。然而，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15年后的2003年，夏任凡竟作为沈阳“慕马腐败大案”的第二批涉案人之一，因贪污、受贿行贿巨额财物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死缓。这着实令艾丰欲说还休……
2003年2月10日上午9时30分，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十一号法庭内庄严肃穆，座无虚席。沈阳巨贪、原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任凡正在接受一审宣判，上午10时30分，审判长宣布：被告人夏任凡贪污犯罪10起，贪污公款总计8189万元；挪用公款犯罪5起，挪用公款共计18378万元；受贿8起，共计668万元；行贿一起，数额388万元。被告人夏任凡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上是某媒体对“夏任凡案”报道的一段。
“南有红楼，北有夏宫。”沈阳“慕马案”被彻底揭开后，在沈阳以改革出名的夏任凡更是名噪一时，据检察机关指控，夏任凡利用贪污公款建造的庄园造价竟高达2000多万元，堪与厦门远华案的“红楼”相提并论。夏任凡的贪污腐败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仅在任沈阳市客运集团总经理的最后一年里，这家国有企业亏损即高达1个多亿。夏任凡就像耗子搬空粮仓一样，大到数百万元的庄园工程设计费和工程款，小到数万元的家具、装饰品、生活用品等费用支出，甚至连庄园的购煤款在内，皆出自客运集团或与集团有关的经济活动。夏任凡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所得的2000多万元堆起了一座豪华庄园。失去制约监督的夏任凡，成了上级领导不说、同级领导不敢说、下面职工见不着的独断“一把手”。
据《中国青年报》披露：
15年前，夏任凡的仕途并不得意，在其任沈阳市电车公司经理期间，由于一些老干部联名举报他存在“多吃多占”等违纪问题而被调查。但随后某中央大报的一篇宣传文章彻底改变了夏任凡的命运。1986年10月，夏任凡任沈阳市长途汽车客运公司经理……
被《中国青年报》所指的“某中央大报”即是《人民日报》，而当时“彻底改变了夏任凡的命运”的记者就是艾丰。夏任凡是如何与艾丰“结缘”，并成为艾丰笔下的人物的，这还得从故事的源头说起。
夏任凡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系，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至沈阳交通系统工作。上任沈阳市电车公司经理以后，夏任凡锋芒初露，在拥有8000多职工的电车公司里，大力推行综合配套改革，在短时期内即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全公司有660多名年轻司机，虽然和老司机一样开车，但月工资只有30多元钱，改革后，实行岗位工资制，最低线定为54元，报酬偏低的状况一下子有了改观。这些骨干力量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带动了各条线路面貌的变化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作为大型公交企业，与京、津、沪同行相比，在三项经济指标上都向前挪动了位置，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位，还破天荒地在1984年盈利164万元——这个数字也是空前的。夏任凡像窜出的一匹“黑马”，令人刮目相看，成为沈阳市的改革新星。1985年1月，夏任凡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十大青年改革者的头像，夏任凡排在第一位。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1985年４月，沈阳市交通局党委派整党联络组进驻电车公司，对夏任凡进行调查，并发动干部、群众对他进行“评议”。当年８月底，交通局又给夏任凡定了私长一级工资、用公家钱自己定做西服、违反财经纪律、违背中央政策、带老婆游山玩水等“罪名”。
夏任凡浮沉（2）
原来，在夏任凡到北京开会期间，一些人在电车公司一位领导人的支持下借机告了“黑状”，多封告状信送到了一位已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手里。这位在当地很有权威的老领导批示一定要调查。夏任凡到北京开“群英会”，还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他准备回去大干一场，没想到，一回沈阳，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到家就受到了一遍一遍的“传唤”调查，紧接着经理的职务也被撸了。他如何接受得了？在家蹲了一个月“闭门思过”，有好几天卧床不起，高烧达到了40度，夏任凡越琢磨越冤，他想，一个小鸡子死了还挣蹦挣蹦，自己就这样完蛋了？
他偷偷跑到北京，找几位年轻的朋友述说自己的情况，问他们：“我究竟冤不冤？”熟人指点说，他应该找一个明白人问问。明白人在哪里？熟人说《人民日报》有一个艾丰可以试试。
就这样，夏任凡一路打听着闯到了艾丰的家里，介绍了来龙去脉之后，说：“人家说您是明白人，您看我冤不冤？您说不冤，我就认了；您说冤，我还想挣蹦挣蹦。”艾丰说，你做出什么成绩，你有什么缺点错误，最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夏任凡如实地直说了。艾丰听了，凭自己的新闻敏感，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如何对待改革者，特别是如何对待有缺点乃至有错误的改革者。但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听的又只是一面之词，不便表态。艾丰说：“第一，对你的事儿我感兴趣；第二，冤不冤我现在不能表态，因为只听了你一面之词。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到沈阳去作调查。”
艾丰的话是认真的，和其他同志一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个题目不错，有新闻价值：改革者受“陷害”，很具有典型性和时代意义，媒体应该介入予以关注。于是艾丰打点行装后直接“杀”奔沈阳。
关键是如何掌握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