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子的。大热的天，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不许出来，一摞一摞卷子放在他们眼前。作文是统一命题的，所以大家写得都是大同小异，判卷子的人看得烦得很。你的作文一开头一定要写好，一定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让判卷子的老师一打开你的作文就眼前一亮，有新鲜感。开头有了好感，后面即使有一些毛病，老师也容易原谅。
当时高考的作文命题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艾丰设计了一篇书信体的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
某某同学：你五个月以前从农村给我的来信，我早就收到了，你在信中希望我谈谈我的学习生活，五个月都没有给你回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忙于准备高考，没有时间写信。现在我正坐在高考的考场上，恰巧题目也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我现在就一式两份，既算是高考的答卷，又算是我给你的回信……
这个开头，看起来很随意，但很洒脱，很新颖，甚至还暗合了新闻写作的一些要求。15年后，当时给艾丰判高考卷子的老师胡家菱当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遇见艾丰，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作文写得很好，你天生好像就该吃新闻这碗饭的。”
1961年大学毕业后，艾丰被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6年3月北京市委破格任命他为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现在的“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批为“修正主义苗子”，“黑市委”对他的任命不被承认。1971年、1972年两年挨整。1974年才被恢复职务，做科技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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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考研（1）
艾丰第二次人生重大选择，是1978年报考研究生。这个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新闻工作上能够做出众人所知的建树。
1978年，国家在“文革”后第一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因为多年没有招收研究生，所以年龄放宽到40岁。这年艾丰的年岁不多不少刚刚40岁。
这对艾丰来说，是最后一班车了！
艾丰果断做了报考的决定。他说：“40岁读研究生，主要目的是想干报纸。因为干了17年广播，不想再干了，倒不是怕辛苦，而是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喜好更适合干报纸。我不愿意拿着话筒老在人家面前举着，我从年轻的时候起一直有这个思想障碍。有的人拿着话筒问人家话觉得很过瘾，我拿着话筒问人家，觉得挺害臊。我愿意坐下来想问题、写文章，这样比较舒服，想一些问题也深入。听说研究生招考后面的背景单位是人民日报社，毕业以后可以分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所以就去考了。其次的目的，就是干了那么多年，觉得有一个机会学习学习、总结总结，很难得。”
◎大学毕业照，一排左四为艾丰。
四十学艺，这可能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的共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艾丰28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艾丰已经38岁了。
当时做这个决策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因为毕竟工作17年了，能不能考上是个未知数，就说外语吧，放了17年没动。最后，艾丰一咬牙对妻子和朋友说：“试试吧，考不上，丢点脸也丢不到哪儿去。”
当时报考要由工作单位开证明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报考。台长赵正晶先后和他谈了三次，累计时间8个小时，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电台要重用你，不要走。艾丰说：“我只是试一试，多半考不上。”赵正晶说：“你肯定考得上。”最后还是请编辑部主任田月华说情，田月华对赵正晶说：“现在提倡向科学进军，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不能阻拦人家。”这样才算勉强同意了。
政治考题是胡乔木出的，非常难，如果按60分及格算，70％的人都不及格。答案出来以后，有人评价说胡老自己在考场答都可能不及格，因为他不是花三个小时想的这个答案，可能是一天，甚至比这还长。艾丰虽然在电台当过理论时事组组长，政治科目也应该是他的长项，但考完后心里也不踏实。当人家告诉他仅考了75分时，他禁不住心里就咯噔一下，砸了！后来人家告诉了他内情，他才将心放到了肚中，因为他这75分可以换算成90分呀！
那年考试科目除政治外，还有外语、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基础，另外包括一篇作文《我热爱党的新闻事业》。艾丰没想到自己的作文考了90分，外语呢，竟也考了85分，所以一下子考中。当时新华社为此发了一个消息，说“文革”后首次研究生考试发现了人才，艾丰就是例子，《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第二天都刊发了这一消息。这样，艾丰还没进到新闻系就已经令人瞩目了。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艾丰是拼过来的。每天听课和自学，没有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研究生三年做了什么事情呢？一、所有的功课以优或者良通过。二、通过了两门外语——俄语和英语（大学学的是俄语）。三、在各种报刊上发了10万字的文章。四、翻译和出版了一本美国新闻采访学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五、写了33万字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专著。
“那几年，我精力也好，正好被‘文化大革命’压抑的能量也可以说爆发出来了。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生活费一个月就20块钱，晚上喝一碗粥，买两个火烧，吃一个，留一个，拿回来做夜宵，然后读书、写作到12点或者凌晨1点，天天如此。”
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艾丰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开始的三年在部里做编辑，多数时间值白班连晚班。但他总是不忘采访，这期间，他抽空采写了《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现代化的觉悟》、《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等一批有影响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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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考研（2）
1983年后，艾丰终于正式转为机动记者组记者。当时的机动记者组只有十几个人，都是老资格的大牌记者。艾丰很高兴能够与这些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一道工作。在陈勇进、林里、顾雷、金凤、柏生、马鹤青、许仲英这些大树下面，他觉得自己是一棵小草。他虚心向这些老同志学习，自己也发奋工作，努力创新。他在记者生涯上阔步前进，1985年他成为《人民日报》第一批也是由国务院职称办批的全国第一批高级记者，一步到了教授级的最高级新闻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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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1）
艾丰的第三次人生重大选择，是下决心研究经济问题。在此方面的建树，不仅使他获得了著名记者的头衔，还获得了著名经济学家的称号，极大地延伸了他的工作和成就。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组建经济部，艾丰成为经济部主任。
如果说40岁考上研究生是一个成功的自主选择的话，再以后，对已经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在新闻界声誉日隆的艾丰来说，最重大的选择就是拓宽研究领域，从新闻研究转向经济研究。
艾丰说：“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以后，把主要研究方向转向经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经济宣传工作性质本身‘逼’着我下决心研究好经济，自己对经济一点都不懂的话，怎么能组织好新闻报道呢？新闻工作就好像庖丁解牛，解得好，必须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律：一个是刀子的规律，这就是新闻手段；一个是牛的规律，这就是被报道对象的规律。新闻工作做长了，刀子是熟悉的，而报道对象却是不断变化的，必须花更多的精力熟悉他们。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一些报社老同志退下来以后，不止一次找到我要求返聘，继续做记者工作。他们身体还很好，总要找些事情干，但做别的事又困难，还是当编辑、记者比较适合。我想，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活到这个年纪，到那个时候，找哪个主任来返聘我？返聘又能有几年？所以，一定要学一点‘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经济学知识就是这种本事。”
艾丰心里藏不住话，有了这种想法就表露出来。一次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新闻培训班讲课，艾丰就在开场白中说：“我现在到各地都受到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其实我明白，这8个字中，人们欢迎的主要是前面6个字‘《人民日报》记者’。欢迎前面这6个字，实质是欢迎《人民日报》的版面。如果没有前面6个字，只剩下后面两个字‘艾丰’，那才是欢迎我。”
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一直在业界奉为经典，培训班的学员们早就通过这些书和其他渠道对他的业绩耳熟能详了，因此异口同声地说：“你没有前面6个字，我们也欢迎你！”
“我知道，你们的话里有礼貌的成分。将来我真正再来了，你们可能也会对我表示欢迎，但那是礼貌性的，因为我对你们再没什么贡献了，所以我现在就要解决离开版面也能活的问题。我发现新闻界有一个悲哀，老记者到非常老的时候，特别是到退下来的时候，往往做其他工作很难，好像转转悠悠最后还得写稿，不好做别的事。不像老大夫，老了很值钱，记者老了不太值钱，和小青年一块儿去争版面很尴尬。老大夫不同，白胡子往那儿一坐，大家排队找他看，因为他有经验，而老记者就不是。能不能想一种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稍作停顿后，艾丰接着说：“这种情况根本的要害在哪里？要害在于记者离开版面不能活，不管你是多大的记者，闻名世界的记者也在内，离开版面不能活，你多好的东西都要体现在版面上。大夫没关系，大夫看病用不着什么版面，告诉你怎么抓药方就得了。我将来也会老的，现在我当个头儿，可以指挥版面，将来老了，没权指挥版面了，怎么活？所以，现在就该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够活的本事。我发现经济可能是，你懂得经济，懂得企业，你不给人写稿，可以给企业进行诊断，给企业出战略……”
于是，在知天命之年，艾丰在新闻“把关人”的岗位上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经济和经济报道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关乎国家宏观决策的建议，并且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包括“中国质量万里行”、“名牌战略”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型活动。
艾丰之所以能在“年事已高”时重做学生，并且迅速取得重大成绩，其高人一筹之处在于善于学习。他说过：“回想我的前半生，如果说长处的话，就是从小就喜欢学习，除了向书本以外，主要是向社会学习，向他人学习。我不看别人有什么缺点，也不要求别人有多高的水平，更不要求别人都正确，我总是能够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能学到东西。这应该是我的一大长处。”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2）
在“万里行”和“名牌战略”搞得非常红火的时候，有一次，艾丰把手下的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聊天，他说：“我现在提一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你们都很尊敬地叫我艾老师，现在请你们说说跟艾老师学了什么，不用说多，说一点就可以，大小不拘。”
也许是由于客气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家笑而不答。
艾丰就说：“你们说不出来，那我来说，我说说我这个老师跟你们学了什么。我针对每个人的特点都说‘一点’。‘中国质量万里行’，其实最早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刘智提出来的。是他找我说，艾老师咱们搞这么一个活动怎么样？听后我眼前一亮，觉得很好，就积极参与筹划这件事情。‘名牌’最早是颜建军提出来的，他说，‘万里行’要深化，就要重视名牌保护，搞一个名牌保护组织好不好？我请他先
◎艾丰——出身平民的演说家。
向企业做个调查，结果企业都支持。召开‘全国名牌大会’，是李伟提出来的，后来我才同意……”
后来，艾丰在写作《名牌论》一书的序言《我和名牌》的时候，又特别提到“质量万里行”和名牌最早提出者的名字，用文字记载表示对这些“下级”创意的历史尊重。
艾丰在对自己从“学生”中所学的东西一一点评之后，在大家的会心微笑中总结说：“我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做‘神偷’，善于从其他人身上汲取优点和长处。”
年过半百才踏入经济学的殿堂，并且颇有成就，善于做“神偷”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6年，艾丰从《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调任经济日报社任总编辑，他的著书立说和奔走四方宣传自己的经济见解与主张，并没有因为官位升迁而中断，相反，他立志成为学以致用、影响大局的经济学家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到他离开新闻工作领导岗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