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粉碎“四人帮”,全国有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调,而是要评比,两三个人评一个,评上的才调一级工资。那次艾丰涨了6元钱,算是幸运的,月薪达到62元,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带工资念书。
总算跳过了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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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1)
1981年,年届43岁的艾丰硕士毕业,天遂人愿,顺利分到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但一进人民日报社就遇到个小周折。
记者部有一个规矩,刚分到报社的人,都得下基层去驻站,北京不留人。可是,艾丰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特别重。父母年老多病,靠儿子生活多年了,如果艾丰离开北京,父母就没人管了。但是,他如果不能驻站,人民日报社就不能接受他,读硕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去留两难之时,记者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商恺爱才心切,想了一个变通办法。他对艾丰说:“你可以留在记者部,但是你要当编辑,值夜班,给大家改改稿子、送送稿子。”
在报社待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想做记者,不想当编辑,尤其不愿当夜班编辑,一来熬夜熬得苦,二来工作性质纯粹是为人做嫁衣,自己当不了“新郎官”。
艾丰一听有办法留下,立即回答:“行,那我就当编辑吧!”
进入人民日报社当编辑,值夜班,无论如何,得有个住的“窝”。说到“窝”,艾丰真是“窝囊透了”,而且“窝囊”了几十年,这也一直是让他“心痛”的地方。
由于原来的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不建、不分宿舍,结婚以后,他和爱人还有小孩,三个人一直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睡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板,像“巢穴居”人,一天到晚,磕磕碰碰,转身都得小心。练就了这种挤住的“童子功”,艾丰当了记者后,深入农村采访,或参加“四清”运动,和农民“三同”时,与农民挤住一炕,或住在很简陋的房间里,他都蛮适应的,以宽绰而论,比在家里还算好多了。在此种条件下都能够安睡,所以艾丰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倒下即睡,这使艾丰终身受益。的确,睡觉占了生命将近一半的时光,“能睡”的幸福,绝对要超过“能吃”和“能穿”的幸福。进入人民日报社,艾丰在单身宿舍分到了一个床位。一直到45岁,艾丰才分配到单元宿舍,还是三间房两家合住。
后来艾丰一直到当了经济部主任,还常常住在办公室里。一来是因为上夜班常常凌晨回家,怕吵得他夫人睡不着觉,二来是已经在办公室拾掇了一个角落,铺上被褥,便是大床,读书、看报、写东西,想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他养成了睡办公室的习惯。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艾丰这一代人,提倡的是艰苦奋斗,至于个人的待遇,从来是羞于开口。1990年报社调房子,艾丰已经是经济部主任、编委,按理调房子是没有问题的。榜上虽然有名,但迟迟不给钥匙。艾丰当然也想调一下房子,却耻于开口,事情便一直拖了下来。
一天,他的一位年轻的部下问到他调房子的事情。“还没有分呢,爱分不分吧。”艾丰随口答道,“给自己争房子太痛苦了,为获得的那点享受,和精神痛苦相比,我宁可不争。”没想到那位年轻的同事却劈头盖脸地说:“艾丰,我们一点都不同情你,混到你这份儿上,中国新闻界有几个人?你连房子都分不上,那我们还有什么奔头?!”
这一炮,把艾丰轰愣了。对呀,他不但是研究生毕业,而且是《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属于报社领导班子,全家人却还住两间房子。为什么不能改善?
第二天,艾丰打电话到报社行管局,问为什么还不发钥匙。行管局局长回答说,报社规定,“###”没问题,群众没意见,符合这两条才可以分房子。艾丰说:“我‘###’有什么问题?”对方说:“可是群众有意见。”艾丰这下真火了,放下电话,直奔行管局长,问局长:“有什么意见?”局长是位新调来的同志,他说:“群众反映,你研究生刚毕业,年轻、人口少,不需要调房子……”艾丰更火了:“我刚毕业?我是工作17年才上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有10年了,今年已经53岁,我比你的岁数还大得多呢!难道要到我退休的时候才算不年轻吗?”局长连忙说:“你来得好,来得好,有助于问题解决。”第二天,行管局把钥匙交给了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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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2)
为个人争待遇,在艾丰这里,可能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了。
保姆问题
至于工资,1982年工资改革时,艾丰的工资调到102元。1986年,中国新闻界实行专业职称制度,艾丰成为国务院职称办批准的首批高级记者,工资从102元提至180元。一下子涨了将近80元钱,他觉得日子可以好过了。不想,工资提了,开支也增大了。先是母亲得了半身不遂,伺候病人和家务的担子全落在父亲身上。但几年后,父亲也得了半身不遂,就必须雇一个保姆来照料这两位老人了。
艾丰先雇了一个安徽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100元钱。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100元一月的保姆费可说是天价了。但是,保姆还是不安心。为了稳定军心,艾丰想方设法讨好保姆,八月中秋节,领着她逛北京,给她买月饼,边逛边给她做思想工作,目的就是要留住她。谁知,中秋节一过,她还是走了,而且走的时候也不预告,撒了个谎,说她妈病了,一天都不多留,一甩手就走了,让艾丰措手不及。但哀叹没用,雇人就是救命!艾丰急得团团转,又抓来一个,价钱也挺高,干了几天又走了。再请一个,又再走一个。
那时,偏偏艾丰工作特别忙,请保姆成了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记挂的一块心病。艾丰是那种工作尽责、父母尽孝两头都要顾的人,那段日子,艾丰内心的那份苦楚无以言表。直至有一次,艾丰到河北赞皇县榆底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五妮,采访完了,二人就聊天,热情直率的张五妮问艾丰:“你有什么困难,说话。”艾丰也是直率人,一顺口,就把那块心病掏了出来:“我还真有一个困难——保姆的问题……”
没承想,芝麻掉针眼,那支部书记还真能帮他这个忙,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一个保姆。”于是,作为政治任务,从村里头选了一个中年妇女,还是好党员,直接派过去给艾丰家当保姆。除了艾丰如数付给保姆费之外,村里再给一些优惠待遇。就这样,这位农村的中年妇女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城照料艾丰的父母,一直到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三辆车
在工资并不高的情况下,艾丰也在攒钱。攒钱的目的是防备风险,因为母亲的医药费必须自付,为了不重演母亲因没钱出不了院的悲惨历史,银行里必须有点存款。赚钱的路子也比以前宽了点,那就是稿费的收入。改革开放,可以写各种稿件,报纸上用、杂志上用,还可以出书,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约10万字的稿子,后来又出了6本书,他把稿费全部存起来了,达到了3万元存款。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当时的3万元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直到父母双亡,仍没有花掉。于是,艾丰放开手脚,为自己花了这3万元,却引出一个轰动一时的私家车的故事。
记者是一个跑来跑去的职业,交通很重要,再加上艾丰天生好动的本性,对于“车”他有特殊的情缘。
刚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的时候,他的分工是跑朝阳、海淀、丰台三个近郊区,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父亲转给他的一辆旧自行车。这辆车用了17年,一直用到1978年,实在不能再用了。正好,那时刚刚恢复稿费制度,艾丰就1977年青藏之行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一下子得了80元钱稿费。80元钱,当时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艾丰领到稿费,什么也不多想,立即用它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是人家用过的旧自行车。因为当时的新自行车大约需要200多元钱一辆,艾丰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从1965年开始,艾丰接触了另一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摩托车。1965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全国人民搞战备,新闻单位、广播电台更要搞战备。艾丰18岁入党,当时是电台民兵连的指导员,自然也就成为“战地记者”的主要培养对象。战地记者要会开摩托车,会收发报,等等。组织上让他学了三个月,把收发报学会了,把14个灯的高级收讯机的维修也学会了,后来,又学会了摩托车驾驶技术。但全台只有一辆摩托车,平时他只能看着别人开车,自己虽然手痒,却没车开。
“争”房子(3)
1981年,艾丰分配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记者部要配备交通工具,报社买了辆日本的“三菱”摩托车。新奇呀,摩托车在那时可真是稀罕物件,便有几个人学着驾驭铁骑,结果摔了个鼻青脸肿,后来谁也不敢学了。于是,那辆车就成了艾丰的专车,采访、开会、办事都用它。
由自行车到摩托车,这是艾丰交通工具的第一次升级。
虽然有风险,但驾驶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尝一尝风驰电掣的驾车乐趣。1986年,他又抓住一个机会学会了汽车驾驶,并领到汽车驾驶执照。学会了开汽车,他对摩托车就不感兴趣了,因为骑摩托车有许多苦楚:夏天是热风,汗毛孔吹起来却又很冷;冬天天气一冷,摩托车发动不起来,往往一踩一身汗,皮衣内很厚的毛衣、内衣就会湿透,车行在路上直往汗毛孔里灌冷风,时间长了,两条腿患了关节炎,天气一有变化就隐隐作痛。有了汽车驾驶执照却没有汽车开,心里痒痒得很。公家有汽车,但每辆车都有专门的司机,别人是不能动车的。于是,他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自己买一辆汽车?!
买私人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驾车的冲动使艾丰的头脑发热了,他竟然把买车的念头付诸了实施。也有热心的朋友帮忙打听哪儿有廉价轿车,打听到后给他提供线索。线索有了,某水利部门有一部即将报废的苏联产的“拉达”牌小车要处理给个体户。艾丰找去了,说:“你别处理了,卖给我。我买不起新车,就买你这个快报废的车。”对方立即说:“我们卖谁不是卖啊,卖给你更好,我们支持你的工作,你随便给点钱,反正这也是要报废的车了。”艾丰说:“不行,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避免人家说利用职务占便宜。”在他的坚持下,到了旧车市场让人估价。旧车市场的人说:“你这个车,买新车时是四万八,这车要报废了,卖一万块钱到两万块钱都在合理范围。”卖车单位的人说,就给一万吧,艾丰说不行,硬按最高价给了人家两万。买过来以后,又花了五千元修车。
两万五千元钱买一台要报废的车,把三万元的存款快花完了,着实有些心疼,觉得太昂贵。于是他就自寻安慰:如果一直骑摩托车,到老的时候两条腿也就不行了,两万元钱就相当于买了两条腿,值得!有了汽车,办事果然方便多了,效率很高。1992年搞“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时候,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常常需要回到报社开会、看稿件,从北京的大西北到北京的大东南,就靠了“拉达”来回跑。人家看见挺羡慕,说:“你们单位不错,还给你配车,每月给你配多少油钱?”艾丰只好笑着解答:“完全自己花钱,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方便一点。”艾丰心想,补助倒不奢求,没人找麻烦就知足了。
果然,真有人就车找麻烦,而且这麻烦还不小呢!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居然有私人汽车!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有一天,艾丰正在擦车,《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位老同志走过来,踢了汽车一下,说:“哈,你现在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了。”一位研究生同学则不理解地说:“你出门就可以从报社叫车,自己买什么车呀?太傻了。”
在中国新闻界里,谁是第一个买私人汽车的人,无从考察,但新闻界里有点知名度的人买汽车,可能艾丰是第一个。这,成了新闻界里的新闻,四处传扬。人民日报社,那么大的单位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整个北京新闻界都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艾丰,他怎么会有车呢?!
传言很多。既然是传言,就说什么的都有,大都是偏向往坏里说,不往好里说。但谁也不当面向艾丰询问,艾丰也无